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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想象一九三○年代「文艺大众化」的讨论

一　《大众文艺》的创办与「大众化」的不可能

　　1930年2月《大众文艺》编辑部召集创造社、太阳社的十几位作家举行「文艺大众化」座谈会，同时就「文艺大众化」专题向各方征文。3月1日，《大众文艺》第二卷第三期刊发了座谈会的发言记录及七篇应征文章，作者分别是沈端先、郭沫若、陶晶孙、冯乃超、郑伯奇、鲁迅和王独清。想不到这次由现代书局发行的商业刊物《大众文艺》所支持的文化活动竟成了左翼文坛讨论「文艺大众化」的滥觞──不仅在30年代的最初几年左翼作家曾经就这一问题争论不休，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文艺大众化」一直是中国大陆文艺界的重要话题。

　　耐人寻味的是，《大众文艺》的创办者是已受左翼文学团体排挤的郁达夫。尽管他此前一度鼓吹文学上的阶级斗争，提倡农民文艺，但是他却质疑创造社「无产阶级文学」的主张，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根本不可能产生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学。他推出《大众文艺》，并在创刊号上雄心勃勃地为「大众文艺」释名，其目的在于走出一条与创造社不同的编辑路线。他所希望的是「让文艺回到大众的手中，而不被局限隶属于一个阶级」，以及声称「不想以裁判官、天才者，或个人执政者（dictator）自居」，影射的正是后期创造社空疏的文学主张。

　　然而，在实际的编辑工作中，郁达夫仍旧遇到了困难。只要翻一翻他参与编辑的《大众文艺》前六期的目录，就会发现《大众文艺》几乎成了一本专门发表译作的刊物。以至郁达夫不得不在接连几期的「编辑余谈」中坦率承认这一编辑上的缺陷。同时他还声明，身为作家的他一时也写不出合适的大众文艺作品，所谓与其「粗制滥造，硬的写些不相干的肉麻的东西出来，还不如贩卖外国货来得诚实一点」云云1。

　　陶晶孙接编这一刊物之后，尽管他能邀集左翼团体中意见不尽一致的各方作家共同参与「大众化」的讨论，但《大众文艺》的创作一栏仍不见大的起色。就是到了1932年第二波「文艺大众化」讨论，左翼同仁仍旧异口同声慨叹「真正的大众文艺」仍未出现2。甚至以后几十年时间里，与大众化讨论咄咄之气势相对照，人们期待中的「大众文艺」创作一直难见身影。

　　这让人不得不对「大众化」讨论的社会文化功能产生怀疑──其最终关怀是创作实践，还是另有他图？

　　事实上，「文艺大众化」讨论只是一个可供人们对话交流的语言空间，它为讨论者提供了基本的词汇（key words）以及背后悄然运作的话语机制（discourse mechanism）。与大多「文艺大众化」讨论的主导者和参与者不从事创作活动相对应，这一话语机制先天地排斥实际的创作经验3，它凭借「讨论」这一语言活动本身实现其建构作家／知识份子之「身份」（identity）的文化功能──1930年代的「大众文艺」讨论则是这一系列文化现象中的代表之作。

二　「无产阶级」一词的双重所指

　　1930年3月《大众文艺》第二卷第三期以「文艺大众化的诸问题」为大标题编发了一个征文专栏，第一篇是沈端先的〈所谓大众化的问题〉。文章在开头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普罗文学』的大众化」这个题目本身有「语病」4：

普罗文学的大众化。──这个题目，本质上似乎已经有了语病。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乃至艺术──本质上，就是非为大众而存在不可的东西。假使说，普罗文学应该「大众化」，那么我们对于未曾大众化的文学，难道也承认它是普罗文学的一种吗？

　　一般读者显然难以发觉这一「语病」的所在，其病原出在「无产阶级」（proletariat）一词所拥有的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所指。

　　一方面，在左翼人士的知识体系中，「无产阶级」是一个理想中的社会阶层，它承载著人们对未来社会形态和道德水平的美好想象。普罗文学（proletarian literature）的合法性也相应地建立在这一历史和道德的想象之上。因此，判断一部作品是否普罗文学，主要看它能否汇入这一对未来历史的集体想象和虚构当中，能否唤起读者对「无产阶级」这一理想群体的认同5。

　　另一方面，在政治和社会实践中，「无产阶级」又指向一个沉默无声的群体，他们远离文字，被搁置于文字／文学之社会文化功能的影响之外。因此，「无产阶级文学」的产生，应该以这一阶层从社会文化的暗处走上前台，从沉默无声走上阅读和想象甚至语言表达为前提。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这一前提显然不可能。

　　尽管沈端先意识到「这一语病」的存在，他还引用列宁的话告诫左翼作家──政治实践需要那些沉默的下层民众加入到「无产阶级」这一理想阶层的想象和再生产当中。然而这并不意味著他已经正视「无产阶级」／「普罗大众」的现实处境。相反，在文章的结尾他仍旧依靠一个期待中的社会群体──「广大群众」──来支撑他全文的关键词「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他所说──「作品能够在广大的群众里面，送进鼓动和宣传的效果，在他们生活里面，能够100%的消解，而成为他们自己的血肉──那终是普罗列塔利亚文学」6──显然在描述一个理想而并无实践价值。

三　「大众」是谁？

　　正因为「无产阶级／普罗列塔利亚」一词拥有漂浮不定的双重（甚至多重）所指，《大众文艺》第二卷第三期征文专栏中的大多数文章，都迫不及待要描述和界定「『大众』是谁」这一「身份」的难题。

（1）「你的『大众』是『无产大众』！」

　　郭沫若为「大众」正名，是从批评《大众文艺》杂志开始。由于郁达夫不接受后期创造社的「无产阶级文学」口号，特别是郁达夫创办《大众文艺》以对抗创造社为宗旨，郭沫若毫不掩饰地全面否定此前郁达夫主编的六期《大众文艺》7：

郁达夫编的《大众文艺》出到了六期，我只听见有这样的一个名词，连那杂志的外皮都还不曾看见。它和它的异母兄弟究竟相同到怎样的程度，我自然无从知道。但据一些间接的介绍，说它是和无产文艺对抗而产生的。那吗它的所谓「大众」要是把无产阶级除外了的大众，是有产有闲的大众，是红男绿女的大众，是大世界新世界青莲阁四海升平楼的老七老八的大众！那么这样的大众文艺，结果要和"made in Japan"的东洋货正当得是难弟难兄了。

　　郭沫若得以轻而易举地置《大众文艺》于不是，仰仗的正是「无产阶级」一词的双重所指──既然理想中的「无产阶级」代表著「历史前进的方向」，倘若郁达夫笔下的「大众」被叙述成与历史想象中的「无产阶级」相对立的「有闲大众」，其「大众」一词随即就失去了道德的合法性，而成为日常生活中庸俗不堪的「红男绿女」、「老七老八」的同义词。

　　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对「大众」的界定没有停留在「无产大众」，而是用「工农大众」一词取代「无产大众」以最后为「大众」正名──「你要清楚你的大众是无产大众，是全中国的工农大众，是全世界的工农大众！」8

　　郭沫若用「无产阶级」一词的历史道德含义把郁达夫的世俗大众从「大众化」讨论的语言空间中驱逐出去之后，其空缺则由一个经过政治语言改头换面的「工农大众」所填补。这一微小的修辞动作，其背后的意味无疑十分深长──「无产大众」为「大众」一词蒙上了一层历史道德的神秘色彩，而「工农大众」则对应了「大众」在左翼政治实践中的现实所指。

　　类似的为「大众」正名，还有陶晶孙所言：「我们晓得大众乃无产阶级内的大多数人便好了。」9画室：「然而所指的大众，是被压迫的工农兵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并非一般堕落腐化的游散市民。」10等等。潘汉年则把「大众」与「革命的主力军」的「工农大众」联系起来，他说：「我为甚要希望《大众文艺》这么办，理由很简单，因为工农大众是我们革命的主力军，我们的普罗文学运动的任务，假如不能争取与鼓动他们中间的识字份子，这是多么错误！」11

　　不难看出，「大众化」讨论的首要前提是剔除「大众」的日常形态和世俗面貌，把它塑造和建构成一个崇高的社会群体／意象，并赋予其诸如「革命的主力军」、「历史前进方向」，甚至「世界工农大众」的多重意义。

（2）「被压迫阶级」／「劳苦大众」

　　与此同时，「大众」又被描绘为「被压迫阶级」、「劳苦大众」。陶晶孙强调「大众乃无产阶级内的大多数人」的同时，认定大众是「被支配阶级和被榨取者的一大群」12；上面所引画室的言论中「工农兵」也有「被压迫」的限制词。在这些左翼作家眼中，「被压迫」、「劳苦」等等是「大众」一词的另一层重要属性。

　　不仅如此，有的作家甚至主要从这一角度看取「大众」的「意义」。冯乃超参加第一次大众化讨论，就是用「被压迫」一词来划定「大众」的边界：「『大众』或群众，究竟他〔它〕的内涵有甚么意义呢？即使把它规限于被压迫阶级，它仍然能够分开许多阶层。」13

　　更有甚者，孟超、周全平等人的文章的立论前提就是把「大众」描述为「劳苦大众」：

　　孟超──「如果我们认为『大众』的定义是指的劳苦大众的话，那末我们的文艺──所谓大众文艺，一定需要一步步走向劳苦的大众的，而不是一个笼统的略说所能包括的。」14

　　周全平──「我知道这里的『大众』的对象是些甚么？但假若我们假定它不是纨公子，闺阁名媛，名人隐士，而是为社会服务的广大的劳苦的人们的时候……。」15

　　把「大众」限定为「劳苦大众」，不仅仅表达了知识份子对下层民众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困境的关注，其重要意义还在于通过「被压迫」、「被压榨」、「劳苦」等词语塑造出一个弱势的社会群体，并以此反衬出现实社会的罪恶和不平。「劳苦大众」这一「弱者」的代称，成为左翼作家驱逐了「社会大众」所拥有的社会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另一语言工具。

（3）「我们的大众」

　　不管是「无产大众」、「工农大众」还是「被压迫阶级」和「劳苦大众」，这些限定词一方面向读者展现了「大众」这一个社会意象的多重所指，另一方面又构成左翼作家自我文化身份诉求的语言载体──通过这一载体塑造出「大众」这一社会主体（social subject）的同时，又展示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并召唤读者参与这一身份的集体认同当中。

　　我们看王独清的一段话16：

　　文艺的作用便是在促进社会的自觉，当然而且必须要走向大众里面去。不过应该注意，这儿所谓的「大众」，并不是「全民」！所谓「大众」，应该是我们的大众，──新兴阶级的大众。「大众文艺」这个名目，应该很正当地解作「代表我们大众的文艺」。

　　……所以「大众文艺」，也可以简截地说是「我们的文艺」。反一句话：也只有我们的文艺才算得「大众化文艺」。

　　王独清用「新兴阶级」解释／替代「我们」，又强调「我们」与「大众」之间的互换关系，指出了这三个词语在意义、情感以及想象上关联。这表明左翼作家所热衷的「文艺大众化」讨论，特别是为「大众」命名，其重要意图在于自我文化身份的宣示和鉴别──一方面「我们」作为「左翼作家」的代称，暗示著「我们」与「新兴阶级」以及「大众」承载著共同的所指和一致的理想和想象；同时「我们」一词又是对「读者」的召唤，召唤他们加入「我们」对「大众」的虚构当中，成为「我们」／「大众」的一员。

　　有左翼作家甚至把「我们」与「大众」等同起来。一篇署名「寒生」的文章反对把「我们」与「大众」分开，他说17：

过去，我们虽也曾在一个时期中大鼓大擂的要我们的作家自上而下的去努力文艺大众化，却又始终把「我们」与「大众」分开，没有决心到大众中去学习，去同大众共同生活著……

　　瞿秋白则专门写了一篇〈「我们」是谁？〉的文章，批评何大白〈大众化的核心〉一文中「我们」与「大众」的对立。瞿秋白说18：

这个「我们」是在大众之外的。他根本不感觉到这个「我们」只是大众之中的一部分。这样，所以他就不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不能够消灭「知识阶级」的身份。

　　瞿秋白呼吁消灭「知识份子」的身份，更鲜明地展现了「文艺大众化讨论」在左翼人士手中「身份」诉求之文化功能，而文学创作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已经被完全挡在视野之外。事实上，消灭「知识份子」身份一说，只是对待「知识份子」这社会群体，或者说对待「个人表达」这一社会行为的一种态度，它要求左翼知识份子／左翼作家压缩、收窄个人表达的空间，置身于「大众」话语的社会历史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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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4 15:49:29 作者：曹清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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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阿达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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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