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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德绑私德，问题挟主义范美忠事件中的自由主义定位

　　范美忠在地震来临的时候对学生没喊一声就跑了，并且其过后在某论坛上发表言论，公开的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出于保护自我的本能反应，自身没有任何道义上的错误。事件发生以后，从网路肇始，无数的线民开始对其进行猛烈的道德追剿。然后是诸多媒体进行了连续报导，凤凰卫视更是请了各方当事人在节目中公开辩论。至此，先前绝大多数反对范美忠行为的公众出现了分化，有逐渐多起来的人选择理解甚至同情范美忠，甚至开始思考个人的道德决断究竟有否与公共道德进行调和的可能性。所幸的是，支持与反对者们都能在媒体之中享有充分的空间作出自由表达。

　　接著，事件进一步发展，以《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1为代表，一些学院派的知识份子们也挺了出来向公众说话，用自由主义应该秉承的态度来分析范美忠事件中的权利与责任，私德与公德等诸多既统一又对立的概念。可以看出，大陆这些所谓自由派的学者们之所以急切的进行表态，就是想表达，在自由主义里权利与责任、私德与公德是能够统一的。原因恐怕就是这些自由派学者非常的害怕自由主义被范美忠这样一个标以「毕生追求自由、公正」的「伪自由主义者」给毁了。其实，在笔者看来，范美忠所做的选择仅仅是个人主义式的道德决断，与自由的个人主义选择有关，却与政治性的自由主义无涉。

　　首先，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界定个人与国家的学说，是在个体权利高歌猛进下，公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自由、财产权，在与教会、政府做斗争的过程中逐渐演化而来的一套国家理论。在那个自由前进、权利保障的渐进而漫长过程中，一种类似于霍布斯（Hobbes）的不妥协式的原子个人主义逐渐在公民心中成长了起来。按照霍布斯的契约理论，自然状态下的人与人关系类似于狼与狼。而为了保全性命这个人性中最重要、最根本需求，人们把自己个体的权利都让渡了出去。虽然利维坦(Leviathan)，也就是国家收受了全体公民的权利而拥有不可超越的权力，但是霍布斯原子式的个人主义在一开始就从方法论上已经明确了国家的基础是个人，公德也一定是以私德的保护为基础。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霍布斯的个人主义精神对现代自由主义起到了奠基性的意义。

　　同时，这又必须提到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他以向国王献宝的心态写就了《君主论》(The Prince)一书，其中充满了国王该如何驾驭臣民的各类黑厚技巧，从而给后人落下了许多道德口实。但马基雅维利心中也有个人权利，只是他把建造一个强大的国家放在了首位。这样，马基雅维利就是第一位认真的把政治与伦理逐渐分立开来的政治学学者。也正是凭借著这点，晚期的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进行反省，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中把现代政治学第一人的标签从霍布斯那里摘下而给马基雅维利戴上。于是，在马基雅维利肇始的政治学完全摆脱伦理学的阴影以后，从霍布斯到洛克（John Locke）、密尔（John Stuart Mill），现代自由主义就主要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政治哲学而非其他意义上的伦理学。

　　其次，自由主义也有道德判断，但是要谈自由主义的道德观点，就必须了解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即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因为自由主义的道德观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一般来说，个人主义道德观主要有两方面的学理支撑，一个是天赋自然权利说，即认为每个人有超验式的平等自由权利。既然是天赋权利，那么其神圣性就应该压倒其他任何主体利益或者道德需求，这个主体可能是个体的他者，可能是小群体样式的他者，也可能是整个社会或国家，所以个人的道德观应该由其自己来决定，而不是任何整全意义上的空泛社群。另一个是功利主义学说，即认为每个人的行动都应该按照功利来进行计算，个人是个理性的私利人，首先应该想到的是自己，一切判断应该由自己对外部事务影响自我的幸福值来算计，显然，这样的立论基础必然让自由主义中的个人主义道德观走的更远，即不光公德不比私德来得崇高，更表明了个体的利益优先于集体，个体的私德比集体的公德也来得更加重要。

　　所以客观的说，不管从哪一维思路来探密，范美忠的行为都是符合个人主义道德观点的。可必须清楚的表明，这也仅仅是一种本体论与伦理学意义上的个人主义道德观。因为自由主义的确是以优先考虑个人利益的道德观为基础，但自由主义的政治性决定了自由主义也仅仅是承认了个人主义的基础原则而已。虽然自由主义有自己独立的道德观，但其道德观是仅仅宥于政治领域范畴之内的。当我们谈论自由不自由的时候，涉及到的范畴仅仅是权利主体与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仅仅涉及到严复所谓「己」与「群」之间的限度关系。当我们说到自己不自由的时候，如果这里的自由指的是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自由，那么就一定意味著其被某种权力侵犯。当然，这个时候，有些人可能会提出权利主体之间也可能涉及互相侵犯的问题。一个身怀利器的人很容易对另一个手无寸铁的人进行肉体侵犯。但攻击别人的那位主体仅仅拥有更为生猛的不具有合法性的暴力。可现在社会已经不是霍布斯的狼与狼状态，社会通过法律来规范人们之间的行为许可权。这让我们很容易的想到，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相侵犯涉及到的自由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法治社会的一项准则就是法律至上，而执行法律的主体必须是拥有暴力垄断权的国家权力机构而非任何私人。所以即使是权利与权利主体之间的自由冲突，但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具有合法性的权力机构去裁断。如果按照自由主义的法治标准来判断社会的义与不义，其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奖与罚能不能到位，也就是法律能不能合乎自然正义的去有效执行。所以自由主义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道德方面的问题就是去限制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以及公权力怎样才能公正的主持公道，进而得以公正的规范私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

　　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以社会共同体认的底线道德为基础的。但是，我们不能把个人主义式的正义观点从道德底线的法律延伸到各类更加高调的、整全式的公共道德上去。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道德观恰恰是针对旧有的整体主义道德观。强调个体的道德决断，反对整体的道德盲从，法律是下限，社会公德是上限，前者限制人们做违法行为，后者引导人们做善良行为，前者是强迫，后者也仅仅是鼓励而已。当然，如何定位公权力主体在裁定与处理私权利主体之间关系的时候，自由主义内部也有两种分化，那就是通过权力来更好的实现权利与利益，这个就是积极自由主义，另一个则是认为自由是自己摆脱被控制的状态，个人可以自己去实现自由，公权力在规范人们行为上的确有其自身意义，但是必须被严格限定，这就是消极自由主义。但是，不管是积极自由主义还是消极自由主义，两者都是以一种个人先在性即个人主义优先的方法论为基础的。

　　这样，如果说自由主义有道德观，那么自由主义的道德观也一定是界定权利与权力主体之间关系的副产品。自由主义在道德领域也发言，那就是当个人观点与多数观点不同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先在性就是针对这样的观念意义上的多数暴政应该站有的立场问题。所以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基础所能推演出来的命题也只能是权利优先于善。换句话说，自由主义作为学说是一套政治哲学理论，其高于道德哲学，当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也必须把政治哲学问题排在前面。在自由主义看来，善与不善是一个人类多年形成的道德共识基础上达成的，所以善也总是建立在公益基础上的，是个总括性、整全性、模糊性的概念，而权利则是可以用一条条去说明保障的、经验主义式的明确条文。作为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是保证各类观点能有个自由的表达空间，而不是对道德观上存在的冲突去进行道义上的判断。

　　其实在西方，对自由主义过分强调个人的道德决断进行批评是个老话题。典型的代表就是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进行的批评。社群主义认为自由主义，在方法论上无法直接从个人演进到社会进行理解，在规范性上则认为个人主义败坏了社群纽带。社群主义的批评让当代自由主义进行了更深一步的反思，进而采取一种更为谦卑的态度，全面收缩自由主义在不同领域的战线，坚定的表明自由主义首先是个政治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当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罗尔斯(John Rawls)，反思社群主义的批判以后，即从《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后退到了《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取消了从道德与宗教进路，而是只从政治出发，认为正义的原则仅仅在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中有所适用。罗尔斯之所以进行如此转变，主要是因为其道德观的方法论进路在后期有了转变。他认为，一个自由的社会，首先是个能容纳多元主义文化的社会，所以，一切封闭的道德理想都不能称为自由主义的社会，美好的社会前提必须是能容纳不同道德判断的多元主义社会。所以自由一旦作为主义，它将仅仅限定在政治层面而不是道德、宗教等全方位的层面。自由主义就是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中划定好各自界限的政治理想，它的愿景是保障个人权利，当然，这个权利也一定包含个人道德的自我决断。自由主义不是不强调社会的道德，但是其把道德归还给了个人，让个人自己去决定，而它自身则华丽的转身，转而建构出一个保障人人有自由选择的多元社会。

　　范美忠是否侵犯了学生们的生存权是个需要取证的事情，但如果仅仅从权利与责任角度去进行道德审判，却一定不是自由主义试图去解决的问题。进而，范美忠事件中，个人私德与社会公德问题上熟高熟低也就更不是一个需要自由主义去解决的问题。自由主义可以表明态度的是个人的道德决断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但这也仅仅是在顺序上进行评判，而不是对个人之间，或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道德冲突提供义与不义的标准。究竟范美忠的行为是否与其职业责任或者社会公德有悖不是自由主义需要去解决的，也更不是本文意图去评论的。所以说，即使范美忠的个人自由私德行为有悖公共道德，但这样的脏水不能泼到自由主义的身上。

　　恰恰相反，范美忠事件正好说明了我们的社会已经逐步的呈现出一个自由而多元的可能性局面。我们没有必要为范美忠事件对整个社会可能有的负面影响而过度焦虑，因为自由主义从来都很自信：只要有了一个开放的言论自由空间，通过公开的辩论与观念上的不断博弈，社会的主流道德观就一定会取胜。

　　这样，我们一旦明确自由主义仅仅限定在政治、经济等制度性范畴之内，当自由还没有成为主义，个体的自由选择恰恰说明了社会的宽容与多元进步；当自由成为了主义，社会就有了防范国家权力侵犯的栅栏，权利成就了权力，权力也保障了权利，权力要做的事情就是保障个人私德决断的权利可能性，而不是强加自己的公德理想于个人之上。

　　范美忠为自己的行为进行申辩的时候，呼吁公众不要把所谓的公德刻意捆绑到个人的私德之中，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很顺手的拿起公德的大棒，以公德代言人的角色，对别人指手画脚的进行道德公审。而笔者则希望，范美忠自身或者一些学者，同样不要轻率的用范美忠事件中的个体道德决断去臆想自由主义的道德态度。范美忠所进行的私德决断是个具体的个人自由选择问题，而非能提供一个基础性的制度空间与宽容多元态度的自由主义。公德道义不能绑架私德决断，自由选择问题也同样不能轻率的挟持自由主义。

　　按照笔者的个人道德决断，自己并不赞成范美忠的行为，但是笔者却很乐意看到社会上有不同的声音可以自由的表达。因为在一个自由而宽容的社会里，就是需要我们在内部允许刚烈的道德争议，在外部有个柔和的言论空间；就是需要培育出这样一种温润如玉般，柔中带刚的社会性格。

　　并且，笔者很乐观的认为：范美忠这一跑，恰恰跑出了一维单向的个人主义式私德决断，跑出了二维平面的社群主义式公德羞耻，更跑出了三维立体的自由主义式多元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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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4 15:46:32 作者：李磊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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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