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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

坚持的公社食堂，毛甚至批准从国外进口粮食，在一段时间里，他也没明确表示反对包产到户。

　　毛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在1961年没太具体过问刘等的纠偏，毛也是在这个时期停止了吃肉。但是从内心深处，毛不认为自己有何大错。死人事固然不好，但也没有甚么了不起。「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这一点上，毛的知音惟林彪数人而已。1960年春，林彪来南京，江苏省委领导向其汇报已出现群众饿死的严重情况，林彪开导他们，「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死几个人算甚么」61。可是饿死人毕竟不是好事，正是因为饿死人现象太普遍，毛避「黑暗」犹如避鬼神。在他看来，所有有关「黑暗」面的报导都像一把利剑指向自己，毛用坚强的意志为全党定下调子，不许乱讲，凡乱言饿死人事，一律以攻击三面红旗论处。1961年3月23日，毛亲笔修改文件：「中央认为最近几年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只是在「具体工作」方面发生一些缺点和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62。所以当陈毅南下时，其老部下不敢向他直言。徐子荣虽亲眼目睹信阳惨状，只能在家痛哭，而不敢在正式场合吐露一句真言。

　　毛泽东认为，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党内普遍已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了「动摇」。1962年夏，毛在中南海游泳池当面叱责刘少奇，「顶不住了，看我死后你怎么办！」63而毛相信，唯有他自己才能力挽狂澜。毛的方法，概言之，就是「硬著头皮顶住」，具体内容有五：

　　1、坚持对形势的乐观估计。毛告诉全党：「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形势正在好转，问题正在解决64。1961年12月29日，毛批转钱昌照等歌颂农村五谷丰登的诗，以说明农村出现的一片繁荣景象65。1961年，毛将「纸老虎」的论断再次搬出来，以鼓舞全党、全民战胜困难的意志。

　　2、毛知道刘等在内心中已对自己有怨言，他抓住调查研究一事，向刘等反击。1961年3月13日，毛给刘、周、邓、陈、彭真写信，他先争取主动，表示「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随即批评刘等对公社内部的关系「至今还是不甚了了」。毛咄咄逼人道：「不是吗？我说错了吗？」66

　　3、毛看到刘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一国二公」几成定局。毛加紧批转各类文件，以维持自己在党机关的领导权威和影响力。1961年，毛给李井泉写信，要求各省巿第一书记「发善心」给他写信，他许诺自己一定给他们回信67。

　　4、关心林彪健康68，扶持林彪抗衡刘少奇等。

　　5、强调阶级斗争。毛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自己的缺失，即自己对阶级斗争抓得不紧──「见事迟，抓的慢」69。

　　然而全党上下埋怨，批评的压力太大，毛泽东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讲了几句带自我批评的话，他甚至在讲话中称赞陈云搞经济内行（正式稿中删去）。七千人大会后，毛离京南下，对刘少奇等的不满已越积越深。毛泽东敏锐地发现，由刘少奇主持的纠偏已愈走愈远，不仅涉及经济、文教、外交、统战，甚至延伸到了公安领域，在这种大气候下，对毛不满的潜流已在全党上下广泛蔓延。

　　毛泽东同意调整，但不容涉及三面红旗。毛长期以来就一直对刘少奇有怨气，姚依林称，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删去「毛泽东思想」一词给毛造成「极大不愉快」，刘等从而「得罪了老人家」70。站在毛的立场，刘旧错未改，又添新错，且都是错在重大原则问题上。1961年7月17日，刘在沈阳说，「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71。7月19日，刘在哈尔滨又说，「有人怀疑三面红旗是可以理解的」72。在当时的形势下，毛不得不同意退让，但对刘的不满已形之于色。1961年5月，毛就降低指标事讲话，他说，降就降，「无非是外国人骂我们不行」73。

　　刘少奇等主持罢免浮夸干部一事，也给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1960年11月28日，毛以中央名义表示，「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74。刘少奇当然知道投鼠忌器的道理，但为了整肃纲纪，还是罢免了几个毛的爱将的职务：吴芝圃先降为河南省长，继而转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闲职；舒同也调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实际上在家赋闲。刘极注意分寸，1962年前对曾希圣毫无动作，李井泉、王任重也照做他们的封疆大吏，但还是引起了毛的不快。毛尽管同意惩处某些地、县级干部（柯庆施下令逮捕死人较多的江苏宝应县委书记）75，但不愿对他们太动真格。1961年1月中央拟定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原有「保护人民安全，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偿命」、「保护人民自由，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等内容，被毛批评为「太复杂……有几条执行起来可能起反作用」，结果被改成「同劳动同食堂」，「办事公道」等一团和气的文字76。

　　毛最不能容忍的是刘少奇讲话中流露出的那股「算帐」的意味。在毛听来，刘的许多话犹如赫鲁晓夫的「黑报告」。1962年3月，刘召见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谈话，要求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刘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77。刘的这番话已涉及毛统治最敏感的部分，事后，刘觉得不妥，坚决不同意公安部党组印发他的这番讲话，他说「将来会出毛病的」78。1962年冬春，刘少奇加大了对大跃进以来错误的批评，刘的态度有广泛的党内基础，七千人大会精神传达后，许多基层党组织成员对七千人大会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极为不满，江苏省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一些代表甚至呼吁中央为彭德怀平反79。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刘顺元也不同意所谓错误在于「天灾」和「民主革命不彻底」80，刘顺元放言：根本问题是出在「君臣相见」81。所有这些在毛眼里都被认为是「尖锐的指向」他个人的。

　　刘少奇在1962年上半年不断谈形势的严重性，也使毛愈来愈相信，刘是心怀叵测。刘在1961年5月3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5月24日，刘试探性地提出「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82，刘虽然迫于毛的压力，未能公开提出反「左」，但刘的语言愈来愈尖锐。1961年8月28日，刘在庐山会议上插话，提到「整个国家要破产、垮台，国民经济要崩溃」83。刘更谈到，「如果搞不好，我们要跌下台」一类的话84。从七千人大会到1962年上半年，刘几乎逢会必讲困难形势，在2月的西楼会议上，竟出言不慎，自称是「非常时期大总统」85。直到5月，还认为「国民经济要崩溃」86。尽管刘所述的困难皆是事实：1962年初，国内情况仍极严峻，仅河南省六个专区统计，外流人口就达32万人。贵州省的断炊户达一万多户，全国23省孤儿达几十万人87。四川省直到1962年3月底，还有一千多高炉，占用九万多职工88。但以毛的敏感观之，则会得出另一种判断：「非常大总统」已不安于份，无非是以讲困难为由，逼毛彻底交权！

　　毛泽东可以接受刘少奇「形而下」的纠偏，他本人在1960年下半年后也亲自做了一些调整政策的工作，但绝不容许纠偏涉及「形而上」，因为「形而上」已与毛水乳交融。1962年上半年，刘主持的纠偏已逼近「形而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报告提到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陈云在七千人大会陜西代表团会上有关党内缺乏民主的讲话──陈云说，这几年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逢人口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89。周恩来、陈毅3月在广州会议上对知识份子「脱帽加冕」，种种迹象表明，刘等已开始全面修正毛自1958年以来的路线。

　　毛泽东已看到经济形势全面趋向好转，他心中有数，最危急的时期已经过去。蒋介石在1962年夏叫嚷反攻大陆，但毛完全掌握蒋的底线，毛、周急电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代表王炳南飞京，再返华沙向美国大使摸底，知肯尼迪政府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所以当陈云以对付蒋反攻为由，要求毛批准分田到户，毛根本不能接受90。

　　因此，1962年上半年，毛的态度逐渐明朗化。1、毛不同意周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即使周多次请毛表态，他就是不答复。毛得到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支持91。2、毛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虽然刘、周、邓、陈都倾向于支持邓子恢的意见，但陶铸、胡耀邦等党内许多高干都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甚至连彭德怀也反对。3、在毛的影响下，党内刊物大量刊载歌颂斯大林的文字。1962年上半年，毛基本住在南方，密切注视著刘等的一举一动，他守住底线，准备反击。

　　1961-62年，刘少奇因力主实事求是，正视困难，其个人威望得到大幅提高，尽管刘具事实正确，却因毛独享「解释权」，而不具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刘在1962年春之后，同意「三自一包」，但只是私下流露而未有自己的解释，刘只能默认地方悄悄干，不是「光明正大」。毛却师出有名，名正言顺，因为从1961年以来，党内的主流意见一直是批判「三自一包」和讲「民主革命不彻底」，刘自己长期也是持这种观点。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其议题之一即是批评「三自一包」，会后中央明令安徽省委取消「单干」。2月，新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在省常委会议讲话，转达刘少奇对安徽责任田的意见，刘认为责任田「要走回头路，这是很明确的」92。3月，北京已在内部批评湖南五县「刮分田黑风」93。刘少奇已将自己置放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1962年8月1日，刘少奇的《论***员的修养》再版，他试图在毛思想的大框架下，搞出自己的新解释，但是马上遭到毛的还击。8月6日，毛开始谈「阶级、矛盾、形势」，一旦毛反击，刘除了接受毛，别无其他选择。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刘少奇言语不多（姚依林称「刘一言不发」，「周恩来则被攻击严重」）94，毛既已开口，刘、周、邓、陈还能说甚么呢？除非顺著毛的话说，刘平静地接受毛大搞阶级斗争的决策，仅向毛进言，搞阶级斗争勿影响经济调整，得到毛的同意。

　　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再次跃入前台，只有最具政治敏感的人才知道应急流勇退。1962年8月，陈云告病休息，1963年胡乔木称病，开始长期休养。同年，曾被毛钦定的「老右倾」、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刘顺元经其老友──中央委员郑位三的点拨也主动隐退，郑位三并意识到党内从此将无宁日95。

　　1962年10月后，各省都已调整好姿态，纷纷按照毛泽东的新调门向北京提供各地阶级斗争尖锐、资本主义严重复辟的材料，四川、山东甚至已将困难时期出现的「反动儿歌」的资料搜集完毕jq，下一步就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初，湖南零陵地委「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的经验问世；4月，河北邢台经验上报──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平地掀起，是为「四清运动」，其主调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民主革命不彻底」，其方法就是「扎根串联」，只是距毛首先提出这些口号已推迟了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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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4 15:44:16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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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