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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

层组织已完全瘫痪34。

　　就在形势不断恶化的同时，一股微微的暖流已开始在中国农村大地升腾。随著中央加速调整政策，特别是解散公社食堂、恢复农民自留地和开放集巿贸易后，农村果真出现了转机，濒临死亡的农民又有了一口活气。不少地区的基层干部更向前迈出一步，在自发解散公共食堂后（许多省区的农村食堂因断粮绝粮，在中央下达指示前即自行解体），甚至搞起了「大包干」。1961年10月，贵州这个一年前大办食堂的红旗省，就有三分之二的县实行了包产到户。短短数月，原先死气沉沉的农村，又有了活力。

　　毛泽东最先捕捉到这股经济复苏的迹象，现在他的精神又振奋起来。1961年9月，毛在庐山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困难已到谷底，形势一天天向上升35。

二　悬置阶级斗争：刘、周、邓、陈的态度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搞社教的指示，要求以阶级斗争的精神，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刘少奇等不正面反对毛的意见，也在各地部署贯彻毛的指示，但总的说来，是将毛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悬置起来而把救灾、调整经济放在首要的地位。

　　刘少奇原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积极支持者。在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上，刘少奇全力支持毛，虽有资料反映，刘对在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有所保留36，但从庐山会议后至1960年上半年，刘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和毛泽东保持一致。进入1960年下半年，刘少奇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他在继续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原先与毛完全一致的调门，渐渐也夹杂了某种「杂音」。

　　刘少奇在60年代初已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完全知道国家已陷入严重危机，他也了解问题症结所在，更知道自己作为中央第二号人物对此应负的责任。因此刘在1960年极为谨慎，说话、办事都小心翼翼，尽量照顾、迁就毛泽东。

　　1960年6月，刘主持各大区、各省巿负责人会议，指出半年以来问题严重，却将「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情况的问题」放在一起讲37，以减缓讲话的冲击力。1960年9月，中央虽然通过「八字方针」，但在落实、贯彻方面却显得迟缓、无力38，以致数月后仍看不出成效。刘少奇在谈到「非正常死亡」时更是十分小心，他说「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巿里面的人也饿饭」39，尽量使语言不那么尖锐。

　　虽然刘少奇已为毛做了不少开脱的工作，但他作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却不得不每天面对各地如雪片般报来的灾情报告，在这种严峻的形势前，刘的心情愈益沉重。1960年6月10日，刘少奇首次针对毛著名的「指头论」发表了看法，他说「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40。1961年3月，刘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一方面讲「有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另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检讨起中央决策的失误。刘说「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以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41。刘少奇这番话，带有自我批评的含义，却容易引起毛的疑心，因为多年来，「中央」即是毛，除了毛可自称中央，毛以外任何人，包括刘，皆不可以中央自居。他们以中央的名义起草的各种文电，也须报毛批准后才可下发。因此，刘的这番言论，已构成对毛的「压迫」。

　　形势日趋困难，对刘的态度变化有决定性的影响。1961年4月，刘亲赴家乡蹲点，对形势的严重性有了完全彻底的了解。八届九中全会后，毛又去了南方，由刘少奇在京主持日常工作。刘少奇加大了政策调整的力度：1、同意陈云建议，从国外紧急进口粮食，以舒缓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2、支持陈云有关减少2,000万城镇人口的建议。3、主持罢免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现象严重省份的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1961年，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青海的高峰等皆被免职，调作较次要的工作。刘甚至提出应逮捕法办一些罪行严重的地、县负责干部。

　　刘少奇的上述举措十分有力，进口粮食和罢免浮夸官员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已被严重损害的***的威信。刘在与毛共事的几十年中，既有顺从、畏惧毛的一面，也有提出并坚持自己看法的一面，这是刘少奇政治性格的特点。1959年4月，刘接任毛做了国家主席，1960年下半年后，毛有所消沉，暂时做了「甩手掌柜」，默许刘少奇等对过往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又使刘的活动空间得到扩大。

　　刘少奇态度的变化对核心层其他领导人具有极重要的示范作用，周恩来受到很大的鼓舞。周作为国家经济的总管，完全了解实情，1960年后更是为调粮、救灾日夜辛劳，11月，周又担任了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负责人，但周知道此事的全部复杂性和微妙性。在那几年，周十分注意与毛保持一致。1959年11月，周说：人民公社有缺点是难免的，是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毛主席已经纠正了42。1960年，安徽饿死人已经成了半公开的秘密，3月29日，周将反映安徽死人的群众来信批转给曾希圣：「也许确有其事，也许夸大其辞」──面对毛的这位爱将，周尽量把话说得四平八稳，但周批语的主调仍是希望曾希圣加强注意，派人前往调查，并要求曾将调查结果报告周43。

　　在这之后，毛泽东有关对农村情况的判断已经形成，周迅速跟上毛的口径。1960年12月6日，周代中央草拟文电，针对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几个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出现的严重情况，指出：「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周强调，「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44。由于周对毛的认识太深，从内心深惧毛，因而他一般不会主动向毛提出任何有关涉及全局纠偏的建议。1960年8月，周对李富春提出的纠偏方针，「整顿、巩固、提高」加以修润，将「整顿」改为「调整」，增加「充实」一句，使其成为著名的「八字方针」。这一改动使「八字方针」显得温润、委婉，照顾到了毛的情绪。

　　然而周恩来的现实主义毕竟占主导，只要刘少奇、邓小平愿意领头，周马上响应。1960年3月24日，在毛主持的常委会上，邓发言批评报刊上对毛思想的宣传庸俗化，周当即表示赞成邓的意见45。1961年3月后，中央核心层领导纷纷下乡调查，基本都倾向解散食堂。周在邯郸调研一周，5月7日，亲自就食堂问题向毛电话汇报，建议解散食堂。但毛却不在周的电话汇报记录上明确表态，只是批示转发下去，供各地同志参考，以后由于刘少奇等强烈要求解散食堂，毛才在1961年5-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同意，是否参加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与周恩来的小心翼翼相比，邓小平因受毛信任而显得敢说敢为。邓在核心层中处于重要地位，周恩来一向对邓小平十分尊重，不仅表现在对邓工作上的支持，更反映在对邓的党内地位的肯定和强调方面。1960年3月，周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整理毛泽东思想……更重要的是靠少奇、小平同志这样党的领导人来总结」46。1960年后，邓的主要工作是主持中苏两党谈判，但他仍将很大的精力放在国内工作方面，邓深知国内问题的严重性质，全力支持刘少奇，1961年邓批评八字方针贯彻不力，主张「退够」。邓虽表态支持毛搞「三反」，同时又提出开展三反应放农闲进行，被毛接受47。

　　在毛的眼中，陈云一直是一位「老右倾」。60年代初，柯庆施因知毛泽东对陈云的冷淡态度，竟也敢在华东散布陈云是「老右倾」的议论48。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陈云因遭毛批评而告病休息，一年后，陈云又向毛表示自己的意见，再次受到冷遇。1959年庐山开会前，陈云在大连休养，他已有所预感，因而没有参加会议，他劝正在大连休养的邓子恢也不要去，事后，邓子恢十分感激陈云的提醒49。1960年的调整方针得到陈云的全力拥护，同年底，陈云提议，动用外汇进口粮食，周恩来原准备进口150万吨，陈云要求增加进口量，经中央同意改为进口250万吨。在刘、周、陈、李先念的努力下，1961年1月，从澳洲进口的第一批粮食抵达天津港。3月，周又给毛写信，请求批准进口500万吨粮食。1961年8-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复向毛建议通过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得到毛的批准。在饥馑遍地的非常时期，这些从国外进口的粮食拯救了许多百姓的生命。

　　在中央核心层中，朱德的政治影响力最为薄弱，朱德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到毛的批评。10月，毛将朱德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检讨批转给全国县团级党委。1960年3月，朱德在其老家四川仪陇与父老同喝食堂「清薄的稀饭」，「难过得许久说不出话来」50。在大饥荒期间，朱德在中南海挖野菜，对国内的灾情忧心如焚。尽管他每年多次下基层，「对中央内部的事情却知道甚少，他也不打听」51。

　　朱德身为政治局常委，许多事情不知道，彭真不是常委，却了解全部情况。1960年后，北京作为首善之区，也出现了极严重的困难局面。彭真作为北京巿委第一书记兼巿长，对大跃进的不满逐渐明显，1962年1月，甚至在小范围内讲话，径直要求毛做检讨，他说，「如果毛主席的错误的1%、1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52。

　　常委之外的政治局一班人都知道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但他们只能听常委的，而不能自行做任何事。陈毅对华东熟悉，华东几省的领导人不少是其老部下。困难时期，江浙情况尚非特别严重，还可接待外宾参观南京、苏州、杭州等少数城巿，陈毅陪外宾来华东，曾私下向他的老部下询问灾情，却无人敢向陈毅反映真实情况53。

　　几个中央局第一书记直接面对基层，承受很大压力，在那几年，都全力救灾。只有华东的柯庆施和西南的李井泉依然故我。李井泉在大跃进期间极为活跃，与长江下游的柯庆施互相唱和，及至1960年后川北大量饿死人，四川还多运粮食支援外地54。柯庆施则比李井泉幸运得多，他的直接领地上海，郊县虽有农业人口，但因依托上海，不致出现「非正常死亡」，所以柯庆施可以继续欢唱跃进曲。

　　刘、周、邓、陈为中央决策的错误导致百姓无谓牺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刘犯忤向毛进言，要求放宽政策，刘甚至对毛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55。据邓力群回忆，1962年春，刘在与他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其时，刘「情不自禁，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56！刘少奇等都是务实的领导人，一旦毛泽东稍稍松手，他们的务实精神马上就解放出来。刘、周、邓、陈的态度完全表达了全党绝大多数干部的意愿。1960年后，许多高干目睹人民受难，心中痛苦，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前往信阳调查，返京后与妻抱头痛哭57。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1960年后眼见安徽大量非正常死亡，感到很深的愧疚，遂支持包产到户。在这几年，省、地、县一级的干部普遍患上了浮肿病、肝肿大，一些干部的家属甚至也在大饥荒中饿毙。一些地委书记、专员「每每为灾民号啕大哭」。江苏省长惠浴宇为救灾「心力交瘁」，自陈已成了「灾官」、「赈官」58。

　　中共历史上长期战斗在农村，许多高级干部都有「民本」情结，1960-61年对他们的刺激极深，「一想起来就胆战心惊，夜不能寐」，因为「灾区人民的凄惨，付出的牺牲，竟比战争年代还要多」，而他们都清楚，「这完全是无谓的牺牲啊」59，以致陈云慨叹，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60。

　　60年代初，刘、周、邓、陈的一系列举措证明，他们与那些高蹈的「理想主义者」和「革命巨子」（鲁迅语）并非一类，他们对大量百姓的「非正常死亡」常怀不忍之心，由此，刘少奇等才能从过去对毛的无条件服从中解脱出来，回归到常识理性。刘少奇在这一阶段总揽全局，地位举足轻重，这是他在建国后对国家、民族、百姓贡献最大、出力最多的时期。然而正因为如此，毛对刘的不满也在急剧增长。

三　重新回到阶级斗争

　　毛泽东认定「12条」、「60条」等纠偏文件下发后，农村情况肯定好转，从这点讲，毛的判断不错，但是饥荒太大，恢复较缓慢，与此同时，许多基层干部的极左已积重难返，对中央纠偏政策大打折扣，使中央精神难以全面落实。毛对这些明显估计不足。

　　从毛泽东的角度讲，他已作出相当的让步，凡所能退让的他都让了。1960年后，毛在若干文件上删去「毛泽东思想」，他也解散了过去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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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4 15:44:16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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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文集] ·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

2008-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