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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汪丁丁常识与科学

ic resonance imaging）即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向我们证明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不同的个体，所谓可能的共性只存在于额叶和颞叶中间那个极小部位的反应上。今天，道德已经成为脑科学家研究的热点，也就是道德到底是一个理性判断还是感性判断？当然我们现在的研究表明，道德事件是一个感性判断。

叶航：我也想补充一个最近的例子。最近有一些科学家对猴子做了实验，他们设定了这样一个实验场景，当一个猴子踩踏板的时候，就会有香蕉掉下来，但是当它去拿香蕉的时候，其他的猴子就会受到电击，当观察了几次之后就发现这个猴子不再去拿香蕉了。猴子的这一行为在经验观察的层面向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学说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因为不管我们从什么角度来解释猴子的行为，说它是“同情心”也好，说它是“善”也罢，反正这样的行为对这只猴子的生存竞争、从而对它的基因没有任何好处。按照我们人类的看法，所有动物包括猴子是没有道德感的。那么，是什么动机在驱使猴子作出这样的选择呢？脑科学的研究证明，电击以前和电击以后，那只猴子脑部被激发的区域是完全不同的。注意，由于电击是针对其他猴子的，因此那只伸手去摘香蕉的猴子显然是观察到了电击这一情景之后才做出行为调整的。不管你是否愿意把这种行为称之为“同情”或者“恻隐”，但有趣的是，脑科学家发现，猴子作出这样选择的时候被激活的脑部区域与人类产生 “同情心”的脑部区域是完全一样的。而“同情”或“恻隐”，按照我们中国哲学家的看法，是一切道德行为的发端。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恻隐”为“仁之端”。所以，我认为虽然象“善恶”呀、“道德”呀这类东西看起来好像是很虚无缥缈的，但其实它们与人类的其他认知一样，也是有着深层的决定机制的。这些有关人类自身的“常识”，也可以有其“科学”解释的。

陈嘉映：刚刚说到确定性，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科学追求确定性”这话也许对，也许不对。我觉得要考虑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确定性 ”。举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我说“丁丁你到我这里来一下”，丁丁难道会问“到东经多少度北纬多少度”吗？，当然不会。其实，“到这里来一下”是一个很不确定的说法，但是在我们所要求的范围内已经足够确定了。维特根斯坦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例子，有一次，他叫他的仆人把那个切面包的刀拿来，结果他的仆人拿来了一把刮胡刀，他说我要的是切面包的刀，那个仆人说我给你的是一把更精确的刀。科学说“确定性”也有一点对，但是因为时间关系，背后的东西我就不再讲了。

我还是回到我们关于道德的脑科学研究上来，我其实想反复说的就是有些事情科学是无能为力的。像比如“善和恶”，我们无论做多少脑科学的研究，无论做多少动物行为的研究，如果我们都同意猴子这样做是“善”，那样做是“恶”，但是关键的问题永远是我认为这个是“善”，而你认为不是，比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如果科学家事先并没有说明哪个是“善”哪个不是，那么做的实验会有另外一种意义，但是在决定“善恶”这一点上是毫无意义的。即便我们找到了动物行为的一些方式，比如我们证明了猴子也有天然向“善”的一面，但是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同意了“善”是什么意思。

汪丁丁：明白了，还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就是还得有一套语言，也就是说我们三人都有了一个关于“善”的共同标准，因为看到其他猴子被电击，结果那只不去拿香蕉的猴子的行为被我们先在的认为是一种“善”，因为康德的“善”的范畴为自然立了法。

陈嘉映：比如美国人把“911”的袭击者看作是恐怖分子，是恶人；但是巴勒斯坦人却把他们当作英雄，那么我们无论做多少实验都没有办法证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叶航：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意识形态和科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就象政治和政治学也是两个不同范畴。比如说，道德进化论今天已经到基因的层面了，物理学已经进入量子物理的层面了；但是你要宗教信徒认为这个世界是这样的，而不是上帝创造的，他还是不相信。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陈嘉映：我觉得这里可能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也就是说实际上绝大部分基督教徒也是承认进化论的，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假设他们不承认，也只是对于结果的不承认。我现在讲的是这些科学家们只是要在他们中间取得一致，并不是他们要和其他人取得一致。当你用动物行为来研究“善和恶”的时候，并不是说你要用这个结果来说服别人，而在于在他们之间能不能取得一致的结论，所以这的确是有一个层面上的不同。

叶航：是啊。科学或者说哲学和道德哲学研究道德，按照汝伦昨天的说法，是对“最基本问题的一个根本思考”，它要研究的是道德的本质是什么，道德是如何起源的，人类道德规范和道德制度是如何发展的，等等诸如此类的最基本的问题。按照你刚刚的说法，这类研究如果有可能，首先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话语平台”。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根本不具备这样的对话平台，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一种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冲突。对他们之间是非恩怨的判断，已经超出了我们今天对话的主题。从我们的主题出发，应该讨论的也许是，比如在以康德为代表的欧陆道德哲学与以休谟为代表的英美道德哲学之间，有没有可能找到一条融合的道路？当然，这个问题太大了，今天上午肯定没法展开了。好在下午我们还有一个小范围的对话，我想我们可以深入地交流一下彼此的看法。

陈嘉映：无论是什么层面的问题都应该放到一个更大的统一体下来看，这个当然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我们说“对立统一”这个话好像有点太容易了，比如巴勒斯坦是一面，以色列是一面，但是你真的把它们放到一个更大的范围来看，他们其实也是统一的。这样当然是很好，但是问题就是没有人能够站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之上，当然你可以说美国正在试图做这个事情，但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人愿意吗？这样与其说统一的话，还不如叫对话来的确切。当然对话这个概念背后也有好多东西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我们就是在logos里面跳，来进行对话。所以我也期待着下午的对话，能够对一些问题进行更深层的讨论。

学生1：昨天丁丁老师和张汝伦教授呼吁说，在人被异化的市场生活中，要保持人文精神。我今天有一点点给“科学主义”辩护的味道，因为在一个被异化的社会中，我们每一个人反抗异化，这本身就是对的。我们无法把握地被投到这个市场中，我们的自由意志受到了压制。因此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追求科学是对的，从这个角度上对于“科学主义”建构的一种生活体系的追求也是无可厚非的。

陈嘉映：对于“科学主义”，我只想说我们对“科学主义”的批评应该更加中肯一点，不要走近路，不能太轻易。现在这种技术世界的统治，这是一个形而下的问题，但是也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技术统治不是一点点的使用技术的意思，可能也有同学会提到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说技术统治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而不仅仅是一个形而下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的确比较复杂，我一般也不认为单单呼吁“人文精神”就可以了。我自己作为人文学者有人呼吁“人文精神”对我来讲当然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也经常是一条太轻易的路。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破坏，也是通过科学才知道的。比如像臭氧层空洞，我们对这个东西似乎感觉不到，你也是通过科学手段才知道这个结果的。所以技术主义者也并不都是反人类主义者，实际上有很多技术主义者也特别具有人文精神，只不过他们认为我们要倒退回去已经不可能了。昨天汝伦也说牛车好还是火车好，不管是什么车好，我们今天还是坐火车，因为你想坐牛车都已经坐不到了。这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我们说改就可以改的，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你可以说你现在不用电话，或者我不用电脑、不看电视；但那都是你个人的一个选择，一种姿态；这个姿态也许是有意义的，但是肯定不是可以根本性改变的东西。所以我们就需要讨论在一个更复杂的局面中，来衡量这种“人文精神”或者对“科学主义”加以遏制，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学生2：我觉得可以这样评价3位老师，都是后现代的人。后现代其实分成了两个流派，一个是后期现代主义，一个是反现代主义。刚才几位老师在强调科学的时候似乎是站在后期现代主义的角度，说科学具有局限性，所以“人文精神”很重要等等。但是人文也有它的局限性，几位老师在这个方面也有一点分歧。我想问，既然“人文精神”或者科学都是一个相对的领域，那么我们把人本身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某个领域当中呢还是几个领域交叉或者是几个领域之外？这几个领域之间是一种绝对化的相对呢还是一种相对化的相对？

陈嘉映：我们的用语可能不是完全一样。作为后现代的人，如果从线性时间序列上来讲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但是在今天来讲，我是不管后现代的话题的。我曾经在一个山里面呆了一段时间，我写过“一座古时山，一个古时人”。我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古调君自爱”的那种人。你说把人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我觉得今天的问题都有点怪，我的一个想法是这样的，有些东西是能够纯粹客观化的，能够用间接知识来了解，有些东西却不能，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善、恶、爱”等这些东西，这是不可能找到一个绝对客观的科学的办法的。因此我也防止像丁丁和叶航他们这些经济学家的帝国主义倾向，就好像我们人类生活的一种最科学最完美的解释是由经济学提供的。因为我们的专业不同，每一个人都在争自己的领地，我只是想表明有一些问题是不能在科学的领域，不管是自然科学层面还是社会科学层面被解答的。我并不是泛泛的说我们要保持一种“人文精神”，我是说有些问题的解答必须找到一个另外的层面，这个层面是永远都没有一个确定的理论构架的。如果可以这样讲的话，那么这些争论就永远都是哲学的争论而不是科学的争论。当然我并不定义什么是哲学，我就是这个意思。

汪丁丁：我替嘉映做一个脚注，这本《语言哲学》是值得看的，在最后的几页里你能看出这样的一个意思，大致是说：只有在可能世界的框架里，才有可能理解这个世界的意义。这就是维特根斯坦说的“世界必须在定义之外”，可能世界意味着多重可能，所以对于“确定性”的讨论可以先放一下。

学生3：首先，我认为意识形态只是为了方便统治的工具，并没有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其次，我认为像叶老师这样把“爱”等科学化的倾向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对于我来说，“爱”一定不是什么物理化学反应，然后在脑部的表现怎么样，尽管这可能确实是正确的，但是我一定没有办法接受。

汪丁丁：我替叶老师解释几句，叶老师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学者，就我所知。而其实今天大家有的疑问是因为陈嘉映老师没有讲完，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时间让他讲完。他实际上想讲的就是日常性的场景性的知识的作用，在今天被极大的低估了，对于人生的意义对于科学的意义，是这件事情。

陈嘉映：我首先很感谢这个学生，因为在这一点上我和叶老师有争论，你反对他就等于是支持我。你说的我都很赞成，但是我还是想提醒两小点，就是比如说“爱情经济学”这个词可能不是特别好，最近有一个法学家叫做波斯纳，他就专门有一本书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法律上的婚姻等等，和一些社会生物学家从生物行为方面讨论一些人的行为模式差不多。我是这么想的，我反对任何一种学科作为帝国主义强加到别的学科头上，笼罩我们全部的知识领域，但是这些书的作者可能本身完全不是一个科学主义者，而且他的书本身是很有意思的，从他那个角度来理解爱情虽然不是一个对于爱情完备的理解，但是他毕竟提供了一个你平常没有想到的角度。

第二个就是问题比单纯讨论人文和科学要复杂一点，比如在法庭上我们处理一个罪犯，假如他杀人很残酷；但是我们如果从纯科学的角度来讲，他杀人和不杀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就是一连串的肾上腺素的分泌导致脑细胞的一些电击，一些电化学反应就导致了杀人的结果；当然法庭是不能采信这样的科学佐证的，但是我们知道在法庭上他们经常要科学家来作证；这两个我们如果完全抛开，我们是站在人文一面还是科学一面或者站在常识的一面，当然就比较好说了；科学归科学，常识归常识，但是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是交织在一起的，有些事情我们就是需要“确定”；在这种事情上的确超出了我们的自由意识所能做的，我没有给出任何答案，实际上你在生活中想事情的时候，要比“科学和人文”简单的两分复杂的多，我就这么一个老生常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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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2 22:18:01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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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