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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汪丁丁常识与科学

们相信只有这个才是最根本的，没有比这个更为基础的东西了。总之我想说不同的物种，对于同一种比如引力现象，它们的认知也是完全不同的。

陈嘉映：对于经济学的科学性或者说客观性，这也是我本来想提出来的一个问题，现在的问题焦点在于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不一样，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得到一个关于世界的统一认识。比如说一个英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尽管语言不同，但是如果语言是可以翻译的话，那么我们最后还是能够找到一个解决的方式，特别是对于“上和下”等这种方位的认识，最后还是能达成理解。当我们说“上”或者“下”的时候，我们总是设定了一些环境的约束，假如一个宇航员在太空中，你说他哪里是“上”哪里又是“下”呢？虽然我们每一个人看到的世界不一样，但是我们却能通过这些不同的东西而得到一个关于世界的结构，就是同样的事情我们可以用英语来说也可以用汉语来说。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一个问题了，就是社会科学到底是不是科学。社会科学在什么意义上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自然科学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就是不管我们用什么语言，我们最后总能找到支持我们使用共同语言的条件，能够使我们说话有意义的条件。而社会科学就有所不同了。我还是举这个例子，你说桌面上这个杯子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物理学家就可以硬性规定，但是社会科学在说到人的时候，这就变成了一件很值得怀疑的事情，比如说我是一个政治学家，最后我向你证明了善良是不存在的，比如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自私的，所谓慷慨和小气、乐于助人和自私其实都是一回事，那么如果这样说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犹豫。我们为什么对物理学家没有产生这样的疑问，而对社会学家就有这样的疑问了呢？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也就是说在人的社会层面上，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科学性这个是有疑问的。

汪丁丁：我还在想常识与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如在我们的常识里有二维平面的生物——蚂蚁，大家知道鸟类是典型的三维动物，那么我们的常识就可以想象有没有四维空间的生物，也许四维空间的生物就坐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们不能想象四维空间，但是人家稍微移动也许就跑到另外一个空间然后又回来了，因为是四维空间，人家不花时间，他可以同时出现在各个地方。他们也许就在嘲笑我们这些三维的人，说你们也就只能有这点物理学了。所谓时空是先验的，只不过对于人类来说是先验的而已，如果是二维平面的蚂蚁或者四维空间里的生物不会接受我们这种对于时空先验的说法。

陈嘉映：我正好接着你这个话题往下说，我觉得你说这个蚂蚁的例子恰恰也反驳了你的观点。你说我们人类无法了解四维空间，但是居然有人就通过数学方法解出了四维空间，蚂蚁的缺陷不在于它只能在平面上活动，是因为它没有我们说的这种理智，它不能够计算。如果它也有语言也恰好能够计算的话，它虽然不能感觉到三维空间，但是它完全可以计算出三维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它仍然能够理解三维空间就像我们理解四维空间一样。换句话说，这种感觉不是我们的认知。假如现在有一个四维空间的生物他当然对这个四维空间有一个直接的感受，但是我们却能够计算出来，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能不能认识四维空间，而是在于我们的这种认识有多么间接。比如说一个色盲，他可能分不清红绿灯，但是他完全可以遵守交通规则，就是通过翻译，当然途径可以多种多样。就像中国人和英国人一样，虽然我们直接并不知道英国人在说什么，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翻译得知他在说什么。那么这个问题呢？始终是一个翻译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突破我们直接感受的限制来感知这个世界。科学的全部和常识的差异就在这里，它所主张的无非是这样一种东西，有些东西我们的确是直接感受不到，我们直接经验不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加以了解，这是我对这个蚂蚁的故事的一个说明。

接下来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哪些问题是我们通过间接途径还是发现它没有意思的。比如现在所谓的原子结构、夸克什么的，弦理论等就更是如此，这些我们的间接认识已经远远扩大了我们的认知世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世界和16、17世纪的世界的差距大家都知道了，有这么巨大的差别，但是这些对于我们的意义并不是十分大，当然我指的是对于我们生活的直接意义。对于一个红绿色盲而言，虽然通过间接途径可以了解和分别红绿灯，但是对于色调本身他始终是没有办法感觉到的。当我们讲究冷色暖色的时候，讲到色调的艺术性质的时候他就感觉不到。但是你可以设想，我们最后通过一系列的翻译方法，可能可以使他感觉到，但是这点是很可疑的。也就是说我们始终生活在一个双重世界中，一个世界是我们直接感受到的世界，另外一个世界是我们通过间接途径感受到的世界，有些事情我们通过间接认识到的我们觉得还挺满意的，而有一些我们可能就不满意，比如像丁丁说的经济学讲人都是理性的动物，这套理论有很多分支，已经非常完整了，但是我们的常识总是告诉我们人好像不是这样的。无论你用理论怎么来说明这个事情，我们始终觉得人并不是唯利是图的动物，你通过间接认识怎么来证明这一点，无论你怎么说，我就是不为所动。

说到科学理论我并不反对当然也不否认，但是它对我们人生的直接意义到底有多大？这是一个问题。这的确解释了我们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行为，如果没有这些科学，我们可能就解释不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社会生物学也是，但是如果把它当作能够解释我们生活的全部行为或者我们生活的最根本的规则，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直接感受的世界中，除非我们变成机器人，否则我们就无可药救的需要这些直接的感受，我觉得科学主义最错误的地方在这里，不是因为科学在更多的层次和角度上提供了对我们人类的真实的解释，而是说它是唯一真实的解释，而我们平常生活的世界则被说成了一个虚幻的世界，实际上我想说我们平常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最为丰富的世界，有一部分可以转化成为间接认识，但是不可能全部转化成为间接认识，这是我想说的对于科学主义的一种批评吧。

汪丁丁：这我是同意的。我最近给北大的社会思想研究班推荐一位出色的现象学社会学家schutz，他在50年代的一篇论文里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 common sense knowledge，这个词虽然在他这个文章里只出现了一次，但是这是把现象学的方法引入社会学的一个关键。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第一是本土性的局部的社会，第二特别重要的是多重现实，包括常识的现实、理论的现实、还有事件本身的现实，这些多重现实的建构方式或者如何把握这些多重的现实，就是要用 “常识性的知识”（common sense knowledge），而不是科学的知识。

叶航：我必须要发言，嘉映一开始讲的我都同意，事实上科学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在追求“确定性”。嘉映认为科学的“确定性”需要不同的知识体系构建出一个共同的平台，有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就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最后翻译出一种共同的语言，不管如何受到限制，总还是有可能翻译出一种被大家共同理解的语言。这我非常同意，但是我和嘉映的分歧在于，后来你讲到把科学分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虽然我认为这种分类也许不太恰当，但我们大致还是可以根据它们各自研究对象的不同而认可这样的划分，按照你的意思，社会科学似乎是很难、或者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确定性”的。我和你的分歧主要在这里，在我看来所谓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甚至常识都应该是一致的，只要它们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的“认知平台”。为什么社会科学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有分歧，不能统一？比如象对善恶、美丑、爱恨等等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特别重要的东西，为什么我们的看法有那么大的分歧？我个人认为就是缺乏这样一个“认知平台”。与自然科学相比，这个“平台 ”的构建可能更困难一些、更复杂一些，但我认为并不是做不到的。我们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现在的工作就是想构建这样一个“平台”，如果社会科学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平台”的话，我们今天所谓的“常识与科学”应该能够在一个更深刻的层次上统一起来。

陈嘉映：这回我们真是有“第三种文化”了，当然假如说真的找到了这样一个“共同平台”。事实上，我们在研究某个东西的时候有两个层次，一个就我们使用的语言，当然这个语言是广义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比如说像爱因斯坦和波尔的争论之中，我认为他们使用的是一套共同的语言，但是在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争论中，我觉得他们使用的是不同的语言。回到叶老师刚才的问题，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你要是找到这样一个“平台”呢，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当然这个分类我承认本身确实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姑且还是这么说吧。我觉得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但是从整体上来说，我是怀疑这样的可能性的。怀疑的道理很简单，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研究中微子的时候大家能够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可是在研究 “善、恶”的时候我们找不到或者说至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这样一种共同的语言？因为那些不一定要依赖我们人的特殊感觉的东西，我们就容易找到这种语言，也就是说认知的方式就相当充分。但是诸如自私、爱、正义等概念，在我看来永远离不开我们对世界的直感，那么无论你做出多么好的科学工作，无论你是经济学的理论也好，社会学的理论也好，它都可能自圆其说，并且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都不能在我们直感的层面上做出解释。我举个例子吧，比如大家可能都知道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在语言学上的争论非常多，但是到了乔姆斯基这里呢，变成了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的争论法了，他有一套相当完整的理论，但是它和我们的直感就越离越远了。我们读其他的可能可以像读小说一样读，但是你读乔姆斯基是不行的，他的一套逻辑是一套人工的概念，也就是一整套间接的认知方式，最后能够特别有效地来描述我们各种语言的结构，但是却不能使我们得到直接的感应。关于人类的事物我们就永远离不开这个层面，因此任何理论化都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成功。

叶航：19世纪以前，心理学更象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但是在1879年冯特创立了实验心理学之后，心理学就逐渐变成了一种更接近自然科学的东西。如果按照研究对象来划分，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它似乎更应该划归人文和社会科学。但就其学科特征来说，人们似乎更倾向于把它划归为自然科学。因此，我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壁垒。象善恶、美丑、爱恨或者正义这些范畴，其实都是人类的某种认知；而我们知道，人的认知不是凭空产生的，认知必须有一个生理的载体，因此今天的认知科学已经深入到“脑”这个层次上。虽然今天的认知科学还没有发展到从脑科学的层次上来研究善恶、美丑、爱恨或者正义这些人类的认知范畴，但如果你承认这些范畴也是人类的认知范畴，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排除这些范畴在生理上的特征，就象冯特当年把人类的心理活动拉回到生理反映的层次一样。

我的上述想法事实上是受了丁丁的启发。丁丁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他一方面特别反对“确定性”，他对“科学主义”甚至科学都抱有一定的怀疑，只要它是宣称“确定无疑”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他最近研究的东西却是脑科学，他研究脑科学的一个想法我非常理解，事实上就是想搞清楚人的不同认知包括带有人文观念的认识，比如“道德认知”在脑部的认知结构和认知机制是怎样的。我是非常支持他这个研究的，而且也积极地参与了这个研究，我们浙江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近期的主要工作也是围绕着这个方向展开的。因为我觉得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我们经济学包括人文道德哲学关于善恶、美丑、爱恨或者正义这些东西的研究可以在脑科学的层次上得到一个经验的描述，如果这些脑部的反映特征能够通过实验手段加以刻画的话，那么今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许多问题，就会像当年实验心理学之后心理学产生的重大变化一样，逐渐使其变成一种更为“科学”、更加“确定性”的东西。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能够沟通“常识与科学”的 “认知平台”。因此，我不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

汪丁丁：我再补充一下叶航刚才说的脑科学研究。今年（指2003年）8月份《自然》杂志的一篇论文介绍，脑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人脑额叶和颞叶中间有一个极小的部分，是自我意识的中枢。但是即便是这样我还是想补充一下，今后的科学家会用fMRI（functional ma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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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2 22:18:01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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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