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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三藏圣教序碑背后的故事

引子

　　大唐咸亨三年（672）阴历十二月八日，京师长安城弘福寺内宝刹庄严，梵音缭绕，僧侣齐集。在肃穆仪式中，僧侣和官员们以虔诚的目光仰视着一座高近4米的石碑，因为这座碑象征着佛教在这个国家蒸蒸日上的地位，象征着国家最高领袖对佛教的褒扬与赞许。在碑身上，镌刻着已故太宗皇帝所写序文、当今皇帝所作的记，以及曾在弘福寺译经近十载的已故高僧玄奘所译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而书写碑文的则是已去世数百年的东晋右将军、书圣王羲之。
　　这座碑就是在中国宗教史和书法史上有着赫赫威名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皇帝雄文、高僧真经与书圣神笔使其流芳千古，而隐藏在碑背后的则是一段伟大时代里的曲折故事。故事从哪里讲起呢？从更早一些的动荡年代开始吧。

北朝与隋的崇佛

　　南北朝作为春秋战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乱世，征伐屠戮无日无之，国家倏分倏合，王朝迭兴迭灭，世事无常、今生苦短的情绪笼罩着从帝王到草民的每一个人。东汉明帝时即已传入中土的佛教于是乘时而兴，到北朝齐、周之世，竟有寺院三、四万间，僧尼数百万人，南朝梁时亦有寺院2800余所，僧尼8万余人（尚不含在家信徒）。佛教拥有如此庞大的信众，占有如此之多的财产和人力，自然与世俗政权存在矛盾。出于财政和政治上的原因，雄才大略的北周武帝于574年大规模灭佛，寺院财产充公，僧尼强迫还俗；577年进军北齐，亦在齐境灭佛。然而这一政策并未持续太久。578年武帝驾崩，宣帝继位，第二年即在京师与洛阳重新设立寺庙。很快宣帝崩逝，主少国疑，政权轻松滑入丞相杨坚之手。北周易代为隋，于佛教亦是柳暗花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复兴。
　　杨家宗教氛围浓厚，杨坚之父杨忠据说笃信佛教，曾捐建栖严寺，不知与其在南梁的经历是否有关。杨坚本人出生在冯翊（今陕西大荔）的般若尼寺，由比丘尼智仙抚养成人。相传7岁时智仙曾对他说：儿当大贵，自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这种死无对证的鬼话后来被杨坚反复宣讲，即位后“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舍利感应记》），作为政权合法性的证据之一。由于周武帝曾经灭佛，因此推崇佛教，大讲佛陀授命，不但讨好了佛教徒，在普通百姓那里也可以将篡夺外孙皇位、屠灭宇文家族这一“不道”行为涂抹上一层天命循环、因果报复的色彩。
　　开皇元年（581年）甫夺政权，文帝即大规模度僧，普建寺院，在战地建枷蓝追荐亡灵，下诏任听出家，令民间计口出钱，营造佛像。同时开始大规模缮写、整理佛经，百姓也云行影从，“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开皇三年，赦令官立寺院行道之日百姓不得杀生。开皇11年在诏书中公开宣称自己要以“人王”的身份弘扬佛法。开皇13年，杨坚自称“弟子”，公开忏悔北周灭佛的“罪孽”，与皇后各施绢12万匹，令臣下和百姓捐钱百万（《历代三宝记》）。开皇20年甚至动用严厉的刑法维护佛教，下诏坏佛像、渎寺庙神像“皆以恶逆论”。整个文帝统治期间，共新造佛像106580尊，修治旧像1588940尊，缮新经132086卷，修治故经3853部（《辩正论》），崇佛程度即便与南梁武帝相比，也不遑多让。
　　杨坚对佛教并非单纯利用，自身也确实虔诚信仰。仁寿二年（602年）八月，著名的女权主义者、伉俪情深的独孤皇后去世，著作郎王邵上奏章，说皇后去世前仁寿宫“雨金银花”，大宝殿后“夜有神光”，永安宫北有“自然种种音乐”，结论是与佛经相符，证明皇后升天成佛。这种对大家都能看见听见的东西公然撒谎，马屁未免过于粗糙，而精明过人、为人猜刻的文帝竟然“览之悲喜”，说明老头子已经把自己给绕进去了。当然，升天成佛的独孤氏却法眼有障，费尽心机撺掇老公改立的太子数年之后就在仁寿宫现出原形，老头子只来得及抱怨“独孤误我”，就在好儿子好大臣的帮助下“升遐”了。
　　继位的炀帝同样对佛教情有独钟，这不仅是家庭传统，也需注意到其妻即江南萧家的女儿对其可能的影响。早在为晋王时，杨广就从天台大师智顗受菩萨戒，得“总持菩萨”的法号。开皇二十年成功夺得皇太子位后，他在长安建日严寺，广集全国高僧，并将江南搜集的经藏与大德僧众移住于此。即位后，于大业元年（656年）为文帝造西禅定寺，此后长安造清禅、香台等寺，高阳造隆圣寺，并州造弘善寺，扬州造慧日道场，又舍九宫为九寺，并在泰陵、庄陵二处造寺。在洛阳设无遮大会，并曾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此外，炀帝还在洛阳上林苑设翻经馆，罗致译人，继续译经。有称炀帝一代所度僧尼共一万六千二百人，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修治旧像十万零一千躯，修补故经和缮写新经共九十万卷。然而相比其父，杨广崇佛的程度显然要浅得多，而且对佛教也不无戒心，这可能与大业年间曾数次发生自称弥勒造反的事件有关。因此，这位皇帝也偶尔做出一些限制佛教的举动，例如大业三年（607）他下令沙门必须致敬王者，大业五年（609）下令部分僧尼还俗，并拆毁一些寺院。
　　身处这席卷全国的崇佛热潮中，未来的李唐皇室是如何的态度，今天的史料已难寻其详。想来上有好焉，下虽未必甚之，但表面文章总不能落后太远。流传至今的一尊石像上的铭文显示了时为地方官的李渊是如何礼佛的。这尊石碑像是未来的高祖为未来的太宗祈福而供：
　　郑州刺史李渊，为男世民因患，先于此寺求佛。蒙佛恩力，其患得损。今为男敬造石碑像一铺，愿此功德资益弟子男及合家大小，福德具足，永无灾障。弟子李渊一心供养。
　　仔细分析李渊的这封感谢信兼祈福书，很有一点意思。首先，南北朝时代，贵族高官对佛教的供奉一般都是经常性的泛泛祈福，而李渊此文却显示其是有具体问题来麻烦佛祖：爱子患病。其次，捐建石碑像是在求佛“灵验”之后，也就是先看货，再给钱。最后，仅仅捐了这么一小尊石碑像，除了表达感谢之外，还顺路提出了一大堆要求，除了保佑二儿子，还要保佑“合家大小，福德具足，永无灾障。”想来也是，老小子当年射个箭就能抱得美人归，献个马就能捞个大官当，这佛祖不过治个病，捐个石像已经很给面子了。总之，当时的郑州刺史李渊对佛可谓很有一点实用主义的态度，未来武德年间的佛教政策已可从此铭文中一窥端倪。

武德朝的佛教政策

　　隋代佛教迅猛发展，成为广大民众相当普遍的信仰。全国佛寺林立，僧尼众多，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李渊正式造反后，当然不能得罪佛教。晋阳起兵时，高祖曾亲临佛寺祈福；篡夺帝位后的武德初年，继续推行崇佛政策，立寺造像，行斋弘佛。当然，这种崇佛更多时候是打着佛教的幌子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例如武德元年 (618年)下诏禁宰耕牛，显然是出于尽快恢复生产的目的，但诏书中却冠以“释典微妙，净业起于慈悲”的理由，似乎是为了佛教才下令禁止杀生的。同时，各种诏书中提到宗教时，也仍然遵循隋代以来佛先道后的次序。应当说，这一时期高祖和佛教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以至于佛教徒甚至参与了朝廷的一些军事行动，例如李世民攻洛阳王世充时便曾致书少林寺借僧人之力。即便到武德七年北部边情告急时，还有个叫法雅的和尚奏请聚京寺骁悍千僧以充军伍，虽然后来并未成行，但大概可以证明当时佛教徒对唐庭基本持积极支持的态度。
　　然而，武德初年朝廷与佛教徒的蜜月期很快就走到了头。佛教势力在隋代发展过盛，不但直接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士兵来源，同时也对世俗政权构成潜在威胁。高祖本质上既非崇佛，又是个连已束手就擒的对手也要斩尽杀绝才能放心的人，可想而知其内心深处对佛教是何等警惕与不甘。随着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和全国逐渐统一，佛教在维持统一战线上的功能不断削弱，而对政权的负面作用在高祖眼里却不断放大。尤其不走运的是，它本来就与皇室缺乏跟杨坚的那种情感联系；而皇室又偏偏姓李，使得老对头道教成功地和皇家攀上了亲戚。
　　所谓儒、释、道三教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儒家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和政治学说，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根植于整个封建体制之中,不可或缺。无论是内圣外王也好，还是外儒内法也好，儒家总能获得君王的认可，儒家学子也总能找到官做，因此儒家实际上走的是上层路线，与释、道并无多大竞争关系。释、道两家由于要争夺信众，都主要走群众路线，这样难免发生矛盾。在隋代，杨坚生于佛寺而非道观，于是佛先道后；现在老李家上台，一众道士不免兴高采烈，蠢蠢欲动：风水轮流转，皇帝到我家。
　　武德三年（620年），曾为李唐起兵助过一臂之力的道士歧平定利用高祖在道教胜地楼观（陕西周至）祈福的机会，率先提出老子乃是皇室先祖的理论。同年，晋州（今山西临汾）樵夫吉善行奏称看见一骑白马的老叟对他说“为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贼平后，子孙享国千岁。”此类事件如此凑巧而密集，不能不使人怀疑背后有统一的部署。这些把戏当然逃不过精明的实用主义者李渊的法眼，然而他却乐得顺水推舟，因为他非常需要这些东西来为皇室服务。一方面，魏晋以降门阀士族势力强大，社会门第观念根深蒂固。李家虽为北周贵姓，八柱国家之一，但在自命不凡的山东士族面前仍有暴发户那种发自内心的心虚。为了抬高皇族，皇室挖空心思与分量严重不足的凉王族攀亲。现在天上突然掉下个圣人老聃做祖宗，当然乐不可支。另一方面，佛教与政府在财政、兵源等方面存在尖锐矛盾，而借助道教抑制、打击佛教则比起单纯使用政治高压手段打击佛教要有效得多。三者，隋末社会上“老君度世，李姓当王”的民谣四处传播，主动尊老崇道不但能够利用这个符谶来推销自己，还能占尽先机，免得别人借题发挥。
　　皇帝和道士们在祖宗问题上一拍即合，佛教的麻烦从此不断。转过年来，道教开始发难。武德四年（621年），前道士、太史令傅奕上《请废佛法表》及《益国利民事十一条》，首先极力抬高老、孔，说“臣闻神农轩辕，治合李老之风；虞夏汤姬，政符周孔之教。虽则圣有先后，道德不别；君有沿革，治术尚同。”建议皇帝“布李老无为之风而民自化，执孔子爱敬之礼而天下孝慈。”同时对佛教进行抨击:“佛之经义，妄说罪福；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一亲，专行十恶；岁月不除，奸伪逾甚。”主张“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全唐文》卷133)。此篇奏章攻击力极强，一方面力图组成儒、道统一战线，共同对付佛教；另一方面，对佛教的指责招招致命，直指统治者心中的隐痛：意识形态的控制（妄说罪福），财政和兵源（军民逃役），社会纲常（不事一亲）等等。到了这个程度，佛教徒不得不反击了。次年，著名高僧法琳撰写《对傅奕废佛僧事》(即《破邪论》)上呈朝廷，同时看到当权的老头子可能不好通融，于是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领导人身上，直接上启太子建成和秦王世民（呵呵，两头压宝，不过三胡没份，可见舆论还没认为齐王能成大器）。
　　就皇室本心而言，对佛教并无好感，但他们也很清醒地意识到佛教对维护统治的正面作用，懂得“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知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纷而群起矣。”当时社会风气崇佛，朝廷高官也不例外，因此压制佛教也会面临官僚阶层的反弹。唐初高级官僚中，崇佛的不在少数，例如萧瑀，继承先祖梁武帝的优良传统，家族中有近20位男女出家。他本人好佛，“每见沙门大德，与之论难及苦空，思之所涉，必谐微旨。”他还曾采集十多家注解，融合自己见解，为《法华经》撰疏。其兄萧憬任太府卿，更是一生诵读《法华经》万余遍。再比如虞世南，法琳的《破邪论》就是他作的序。
　　犹豫反复数年之后，武德七年 (624年)，佛道之争终于在庙堂之上展开。一马当先的还是太史令傅奕，他向高祖进呈《废省佛僧表》，从儒家观点出发，指斥佛教徒"不忠不孝"、"游手游食"、"轻犯宪章"、"诈欺庸品"，"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主张"除去佛教"，以“益国足兵”。高祖正中下怀，于是将奏章分发大家讨论。没想道，这一主张遭到崇佛大臣们的抗议，赞同的人只有太仆卿张道源一人。开国元勋裴寂就表示反对，认为高祖“昔创义师，志凭三宝，云安九五，誓启玄门”，而今却要毁佛废僧，“理不可也”。萧瑀表现最为强硬，与傅奕在朝堂上进行了激烈辩论，最终以互相谩骂收场。萧瑀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傅奕反击，说“萧瑀不生于空桑，乃尊无父之教。非孝者无亲，瑀之谓也。” 萧瑀驳不过，只好合掌曰“地狱所设，正为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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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