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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发云周文之死

同志来上海后，有些东西交给周文保管，周文管不了，就交给我保存。王稼祥同志来前，为了确保他的安全，存放的许多文件除由冯雪峰同志拿走外，其余都烧毁了，只有卷成一卷的《清贫》和《可受的中国》两份手稿，冯嘱我暂存。王稼祥同志来沪后，先到我们旧居住，然后一起搬进新房，这两份手稿也带到新房子去了。不久，王稼祥同志要我们检查一下，有无粗心大意留给敌人以借口整人的证据时，我就提出这两份手稿，恰巧那天潘（潘汉年）、冯（冯雪峰）先后来到，我把两份手稿的事提出来请示处理意见，他们当着我的面跟王稼祥同志一起研究、讨论，一致意见是要很好珍藏起来，以免丢失。这时，我才知道这是方志敏烈士的遗著。过了两天，潘、冯一起来，潘还带照相机，一页一页地拍下来，并把底片拿走。原稿则由冯雪峰同志转移到别处保存。六十年代，我在一个展览会上看到展出《可爱的中国》，惊喜交加，喜的是这文稿保存下来了字迹还非常清楚。我想，三十多年的战争岁月中能够保存下来是多么不容易啊！冯雪峰同志将原稿转移到哪里保存，我并不知道。但是，为了保存这两份手稿，王稼祥、潘汉年、冯雪峰同志确实有很大功劳，虽然主意是三个人研究定下来的，但估计王稼祥同志的意见要多一些。[7]
……我常想，如果让周文一直活下去，给他一个清明安宁的环境，他该可以写出许多奇谲瑰丽惊心动魄的作品来的。这世界上许多的精彩，都随了他们的主人永远埋入地下。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周文在第一时间里从冯雪峰那里得到消息，立即参与先生的一应后事，治丧，守灵，下葬。是为鲁迅抬棺的16位青年之一。当许广平母子处境危险的时候，又安排他们与郑育之父母一家同住数年，尽力保护她的安全。其后鲁迅的每一个忌日，在上海，在成都，在延安，周文都是纪念活动的重要发起者或组织者，写了许多关于鲁迅先生的文章。
这一切，周文都很少说起，也很少见诸于他的文字，连到了延安之后的那份向党中央交心的万字自传里，也一字未提他与鲁迅那些足以耀人的私交和地下党时那些重要活动。周文是一个自尊的，内敛的，甚至是慎独的人。

4·大风起兮云飞扬：在抗战的成都

1937年抗战爆发。同年8月13日沪淞会战开始。周文放下了小说创作，写了一系列抗日救国的杂文、评论，诗歌。此时，因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在共产国际授意下，左联已经解散一年多了，上海的危势，也不可能再开展更大的文化活动。周文主动要求到四川去做统一战线的工作。他说：“我己懂得了许多，对于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我更觉有了很多把握。潘汉年同志和冯雪峰同志都愿意我去，由潘汉年同志给我写一封介绍信到成都去找李一氓同志，并带一份关于成都救亡活动分子的秘密调查报告给李一氓去。”[8]
1937年9月，周文经南京到武汉，找到胡风与董纯才，稍事停留后，又乘船入川经重庆到达成都。这是他7年前乘风破浪下江南时的同一条路线，只不过这一次是逆流而上。
离家七载，周文返川。船入夔门的时候，不知他还记得当年永不还乡的誓言否？
曾给周文许多关怀与帮助的恩师刘伯量先生，此时也在成都，任四川省政府设计委员会委员。周文一到成都，就去了文庙前街15号的刘伯量先生家，还在他家吃住了一段时间。周文说：“他这人是一个学者，爱好文艺，他知道我离开他以后的几年来，不断的努力创作，出过好几本书，在他看来在创作上是算得有了点成就，在社会上己小有地位，对我过去的对他断绝关系并不介意，而且对我更好些。我到成都就住在他的家里，从他那里认识了许多他的同事和教授之类，渐渐扩大我的社会范围，我到的第二天，正是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开成立大会的一天，他约我一同去参加，他还要我作一番演说。”[9]
潘汉年要周文去接头的李一氓却没有找到，他已经到南昌新四军去了。周文立刻写信与潘汉年、冯雪峰说明情况。决定自己独立开展工作。
7年前，周文以一个彷徨苦闷的文学青年之身出川，7年后，他重返故里，已是一个知名作家，文学组织者，坚定的革命者和成熟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者了。
在这块当年被诅咒的土地上，周文如鱼得水，纵横捭阖。
成都文艺界得知周文回来，为他举行茶话会欢迎会。他们希望周文帮助他们，领导他们。他为文艺工作者协会的朋友写稿，看稿，编刊物，和他们个别接近，去认识他们。周文还结识了川大的一些老作家老教授，如朱光潜，罗念生，谢文炳，陈翔鹤等。周文将二十余位知名作家教授上层知识文化界人士，组成成都文艺界联谊会，推动他们出版文艺刊物，又将七八十位文艺界青年组织为成都文艺工作团，周文参加了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在艺术委员会负责文艺组，又结识了成都的许多救亡活动分子，很快在成都打开了工作局面。胡风等人在汉口筹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周文与他常有联系，借冯玉祥，老舍来蓉之机，成立了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一时间，这座悠闲的古城热闹起来，雨后春笋般涌现出近百个文艺刊物。
直到此时，周文依然是一个自食其力的自由职业者。经刘伯量介绍，他到设计委员会文化委员会任助理员。后又到成都市政府任科员，有了每月八十元的薪金。成都市长杨全宇是刘伯量的同学，对周文很好，使周文有更多机会来做他的工作。后来，在南京曾与周文一起做过创办文艺刊物梦的刘盛亚从德国回来，终于通过父亲筹到款项，与周文一起创办了《文艺后防》。
到成都之后，周文才知道，老家的元配在失去周文音讯多年又听说他已经死亡的传言之后，改嫁他乡，不知去向。周文从荥经接来了母亲、七年未见的大女儿和出走后才出生的小女儿，郑育之也取道香港来到成都。周文一边做着自己的文化活动，一边过起了老少三代天伦之乐的家庭生活。在日后远赴陕北的时候，带上了一直未尽为父之责的两个女儿，于是，数十年后，才有了我的妻子李虹和我的岳母何靖康。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不可捉摸。
许多年后，我和周文的成都老乡谢韬先生聊天，谈到周文为了工作方便，买了一辆自行车，还请了保姆，每月给工薪5元。谢韬先生说，5元？很高的工薪啊，那时候，请一个保姆2元就很高了，自行车更是稀罕物，比现在小车还时髦。
周文并无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轻佻，也没有乱用自己在党内的身份与人脉，他将自己的使命深藏起来，以一个文化人本份踏踏实实做一些他热爱的工作。以至于一些左倾青年私底下说他很灰色。
2007年7月，在成都，我寻访了许多周文当年活动过的遗迹旧址，秘密接头的努力餐馆，碰头聚会的望江楼，居住过的桂花巷，举行集会的人民公园，办过鲁迅纪念展的图书馆，还有他当年来来回回走过无数次的大街小巷……有些建筑还在，有些连一整条街巷都消失了，满大街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还有人记得当年那些个激越又紧张的日子吗？努力餐馆已经重新改建装饰一新，要不是招牌上那几个字，便是周文再世，也不会认出它来。他的老板车耀先是我少年时读《红岩》就铭记在心的人物，还有罗世文，朱亚文，这些周文当年的战友，都死在他们的梦想即将实现的时刻。
1939的一件事情，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
设于抗战前线二战区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聘任周文去做教授。周文后来说：“一个从事文艺工作的，在这抗战期间不到前方或其他地方走走是不会写出有力作品来的。我很想到延安来走走，再到前方去。我把这事提特委讨论，特委同意我来延安。恰巧林老（林伯渠）、吴老（吴玉章）、王明同志到成都，他们向我说，还是到民大去的好，到那里可以埋藏下来在那里工作。我便决定往民大去。”[10]

5·擎火出剑阁：向延安

1939年12月10日，周文带了妻女和一百多名在川招收的民大新生，从成都出发，开始了五十多天，三千多里的长途跋涉，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1940年初，周文第二次出川了——出剑阁，翻秦岭，下咸阳，走到西安附近，传来民大生变，阎锡山和***闹磨擦了。于是带上队伍直奔延安。
1940年2月2日，周文和他的队伍到达延安。
生活就在那一瞬间改变了样式——那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是以一种庄严，热烈，严谨，朴素并不可变更的方式呈现在他的面前的，几乎所有的人一进入这样的新生活，都会热血沸腾。
一踏上延安的土地，首先前来迎接他们的是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和他的团员们。柯仲平与周文紧紧拥抱，然后将他们送到青干校落脚，召开欢迎大会，冯文彬致欢迎词。周文一家先被安排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下榻。第二天，丁玲接周文一家到延安文协的窑洞住下，那是他们的新家，再也不需要自己东搬西迁找住处了。一天三餐都由组织供给，再也不需要奔波一天回来还要用汽油炉子煮泡饭了，这里没有工资，但是一应物品都由组织上供给，还有免费的医院，卫生所，和上门服务的医生和护士，再也不需要用稿费养家糊口治肺病了……
周文到延安的第三天，在延河边遇见毛泽东。这位日理万机的领袖似乎对周文并不陌生，当即就约了周文去他那儿谈话。毛与周文的谈话连续进行了数日，关于周文三十年代的工作情况。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二个口号的论争。关于白话文、文言文、大众语的论争。关于第三种人。关于鲁迅先生的逝世，及鲁迅先生对他的培养。然后伟大领袖给他安排了工作——办一个大众读物社，以提高边区军民的政治文化水平。
本想到延安后，安安心心坐下来写作的周文，几乎没有任何犹疑地遵从了毛泽东的安排，迅即到边区党委报到，研究社址经费、物色编辑人员，通过中组部调进胡绩伟任《边区群众报》主编，张思俊、白彦博任通讯科正副科长，林今朋、庄启栋任丛书木刻科科长，赵守一任编辑科科长，还调入了胡采、方之中、高茜规、朱明、杨蜚生各类工作人员。很快，连报社的办公窑洞也打好——是丁玲主持设计的，窑洞内有土沙发、土床架、土书架、土食品架等。一切都是这样高效，快速，井井有条，和上海滩的那种自由散漫各执一词判若天壤。那时候，可以不辞而别，可以请假养病，可以争辩，可以抗拒，可以把论战打到各种报刊媒体上去，也可以随意就不参加活动了。
这里的一切都是全新的。都是周文从未经验过的。
周文带着家小和一百多新生从成都出发的时候，曾向那位做了军官夫人的表姐借了200大洋，以备路途不时之需，到了延安，才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偿还能力了，也没有钱来赡养家中老人。他跟周恩来说起此事，周恩来在一次去成都时，带了周文的亲笔信，亲自登门偿还了这一笔债务，同时安排四川有关人员，照顾周文家人，一直到后来周文接母亲进京。
周文从踏上延安这块土地的第一天起，便进入了他人生中的急速运转时期，开始了他长达12年的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及意识形态宣传的组织和领导工作。直到1952年7月1日嘎然而止。我手里一部长长的周文年表，这一段时间的各类活动，占去年表篇幅一大半，满满当当几乎都是以日记载的，一天紧跟一天。
周文到延安的第一个职务是大众读物社社长，兼任《大众文艺》主编，同时还任职于中华全国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新文字协会、延安反侵略分会一些社团组织。此后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陕甘宁边区秘书长，晋绥分局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晋绥《抗战日报》社和《晋绥大众报》社长，中央马列学院秘书长兼中直常委纪检会委员……许多时候身兼数职。那是他一生中工作最繁重的时期。
与周文年表中密集的工作记载相反，赴陕后的12年里，却再也见不到与他内心相关的文字了，也见不到他一生钟爱耿耿于怀的文学创作。
有一个问题一直让我好奇，周文，这个被自由，民主，思想解放为标志的五四精神滋养的文化人，以他的出身，经历，个性气质，社会关系，文学背景及思想观念，是如何经历了踏上延安土地之后，那些疾风暴雨的岁月——特别是长达三年的延安整风？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想看看第二次出川，来到革命的摇篮新中国的发源地延安后，周文的内心世界。
1942年，周文也参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刚刚结束，高层一声“特务如麻”，边区顿时坏人遍地，整风运动迅速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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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31 23:07:19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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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杂谈] ·胡发云周文之死

2008-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