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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发云周文之死

1933年9月27日，上海福州路上（今上海汉口路613号），那家在当时看来很气派的东方旅社，入住了一对衣饰华贵的新人。这对新人就是周文与郑育之。这是他们结合半年以来，最像新郎新娘的一天。从第二天开始，他们陆续购进了锅、盆、碗、碟、茶杯、刀叉、汽炉以及许多罐头、汽水、苏打水等食物，还有两只硕大的樟木箱，里面装满面包。看起来，像新人为新生活添置的一应居家用品。这是他们为一次重大的秘密会议做的后勤准备。
此时，由英国肖伯纳、马莱爵士，苏联高尔基，法国古久里、罗曼•罗兰，中国鲁迅、宋庆龄等发起参与的国际组织——“世界反帝大同盟”，派代表团来到上海，准备召开远东反帝大同盟会议，由于当局阻挠与监控。会议只好转入地下。中共中央责成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负责筹备此次会议。周文夫妇购买的那些饮食器具，就是为这次会议准备的。
会期临近，地下党交通前来带领周文夫妇将一应物品运送到开会地点。这对新人上车，直到确认没有盯梢，周文半途下车，他的新郎角色到此结束，因为他还要去起草刻写此次大会的宣传品。到了会场有另人继续扮演新郎。
会址在唐山路附近一幢僻静的红砖洋楼里，临时租用的，里面各种古色古香茶几，长桌，椅子也是临时租来的，连屋里的公公，婆婆，新郎一应亲属也是临时扮演的。当郑育之一行将一应嫁妆搬进屋时，她怎么也没想到这幢居家小楼，数日之后，将有近百人潜藏在里面开一个国际性会议。多年之后，郑育之回忆道：“第二天早上起来，三层楼上已来了六七十个人，在地板上有睡有坐，鸦雀无声。有纪律规定不能立起来在房间里走动，也不能开窗，又不能在窗前眺望，既不能跑到楼下，更不能出大门，只有大小便才能离开房间到厕所。这些人中，指定了两三人，做房主人的厨师和听差，有的派出去买米、买菜、买汽油，有的煮饭吃，因为新搬入这房子，水电还未接通，所以有的还要到老虎灶买水。第一天大家用面包充饥，第二天一听说烧饭吃，都很高兴，都想插手。但是，哪有少爷少奶奶动手做饭的。我们只好闲坐在楼下，警戒着户外动静。饭是一锅接一锅的煮，由于米多，锅又小，烧的饭既生且焦，而且只有咸菜下饭，但每个人都吃得津津有味。烧了一天，也吃了一天，还轮不到吃第二顿。到夜深人静时，不应再烧了，才各自休息。马桶又无水冲洗，于是塞起来了。挑来的水冲进去也漫出来，怎么办？群众有办法，索性把三楼的浴缸当作马桶使用。傍晚，江苏省委负责筹备这个会议的冯雪峰同志到会场检查工作，并带来两个消息。一是说我们左面邻居，是公共租界捕房的侦察头子，另一个是说今晚有重要代表到来，要更加提高警惕，注意作好掩护工作。不能出任何差错。于是，我们进一步检查掩护工作中的缺点，一致认为没有准备好对付强行入内的军警，也没有准备好通知楼上准备战斗的方法。于是我们又做了细细研究，决定采用飞行集会、罢工游行时使用石灰包朝追近来的军警的眼睛扔去，再用铁器与之搏斗的办法。用绳系一铃在三楼，如杂人来，即拉一声，通知代表做好隐蔽；如拉乱铃，即是有军警要上楼，要做好战斗准备，并决定，如来三五个军警，就在楼下干掉，如人多，就引上二楼干掉。这样决定了就分头去购买石灰和废铁棒，又到厨房拆炉台，取炉柱，找砖头。同时迅速把这些东西隐藏起来，以免暴露。
夜幕降下了，后门传来暗号声，代表们又到了，三、五人成一批地引进来，摸索着上楼。夜深人静了，我们还轮流隐蔽在后门右侧汽车房前守候着，不时注视着右侧邻居侦察头子家中的动静。那一夜，除一老一小睡了以外，都不肯睡，坚守在自己岗位上。但是我们的情绪是愉快的，精神是饱满的。夜半一时左右，三个重要代表来了，一看全是外国人，他们也是摸黑以脚尖轻轻地走上楼梯，被引上了四楼。我以为重要代表到齐了，有部分人可以休息了。后听说还有个重要代表未到。于是我们继续等下去。黎明快到了，门外还没有代表到来的暗号，我们开始紧张起来了，以为这位代表出事了。又听说如果这位代表出了事，这个会就开不成了，而且到会的代表们必须迅速转移。好焦急啊！天已蒙蒙亮了，暗号声才传来，引进一位穿黑旗袍的妇女，一看是宋庆龄先生。当时敌人对她监视很严，出门就有特务尾巴跟着，那天她好容易才甩掉尾巴来到这里。”[5]
第二天，1933年9月30日，宋庆龄就在这幢小楼里主持召开了上海远东反战大会。会议决定由宋庆龄，两名英国人，两名法国人，一名比利时人共同调查中国被侵略的实情。那天参加会议的有工农代表，中央苏区派来的红军代表和其他爱国军队的代表一百多人。
会议顺利结束，代表顺利撤走。第三天，家俱店搬走了家具，租房人退掉了房子，像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样子。但是，此次活动还是被发现了——一百多名代表，在马桶里，浴缸里留下的那些东西。
那次会议上被选为名誉主席的鲁迅先生没有参加会议，稍后在给肖军、肖红的信中说：“会是开成的，费了许多力；各种消息，报上都不肯登，所以在中国很少人知道。结果并不算坏，各代表回国后都有报告，使世界上更明了了中国的实情……会开完，人是不缺一个的都走出的，但似乎也有人后来给他们弄去了，因为近来的捕，杀，秘密的居多，别人无从知道。”
周文来沪的第一年即将过去。最后的那些天不知他如何过的。从鲁迅先生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以下几条：
12月15日：下午得谷天信并《文艺》(三)一本(谷天即周文)。
12月22日 “上午寄俊明信”。(俊明即周文)。
12月30日： “上午得谷天信。”
鲁迅先生日记中提到的《文艺》月刊，此时已经被禁。现代文艺研究社也停止了活动。郑育之依然被软禁家中。
1933年，是周文凤凰涅槃的一年。新的一年又要来了。
其后几年中，周文依然过着这种风雨飘摇或曰风雷激荡的日子。让人感慨不已的是，他竟然总能在这样的日子里不断写出一些作品来，甚至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作品。我想，这是因为他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东西：自由与崇高。
1934年开始后，随着日寇侵华的脚步声一阵阵逼近，随着国共两党较量的升级，上海滩上的形势也越来越严峻。周文曾这样说到那一段时期左联的境况：“不久，组织部长被捕了。党要我担任组织部长。参加党团。党团是周扬同志任书记，由文委林伯修同志出席领导。这期间，上海的白色恐布一天比一天更加厉害。过去“左联”的工作过“左”，弄得和党一样，参加小组的联盟员的日常工作是贴壁报，散传单之类，在文艺工作上发展得太少，因此有的同志很容易遭到破坏了，有的不愿意作这种散传单的工作，便不参加小组生活，和“左联”的个别负责人发生着不大密切的关系，有的则认为“左联”的工作还不够“左”，便转到别的组织去了。使“左联”的工作受到相当的影响，我于是提出意见，要加强联盟员的文艺教育和文艺工作。一方面在组织工作中逐渐改变着过去的作风，帮助联盟员研究文艺写作问题，帮助介绍稿子出去发表，我自己在这时期，除了经常领导各小组外，也抽出时间来写东西，断断续续的又写了好几篇！这期间的生活全靠这些文章的稿费维持的。”[6]
左联的工作方针调整之后，受到的破坏迅速减少，成员渐渐增加，胡风调来任宣传部长，各项活动又开始活跃起来。但是周文的工作负担越来越重，长期营养不良，身体越来越坏，肺病复发，痔疮加重，走在路上也会掉出来。
这期间他两次被捕，一次是误捕，他们夫妇和彭柏山一起去霞飞路巴黎大戏院看苏联电影《循环》，因为衣着太差，被一俄国商人指认为偷了他钻石的窃贼。虽然没有定罪，但是吃了许多皮肉之苦。一次是接头人被捕，他们被守候在那儿的巡捕抓住。这两次最后都由郑家出面，花钱具保化险为夷。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对他们反叛的儿女们，总还有一些仁爱之心，骨肉之情，和许多年后，他们的革命儿女对他们的大义灭亲不太相同。
周文向组织请假，得到了批准。他一边写作，一边用写作换来的稿费养病。周文后来说：“因为肺病，因为两次的被捕，因为一次挨了毒打，我便作较长期的休养。为了文艺工作，也为了生活，这以后的一年半我完全是在写小说，而我这时期的小说也特别写得多，有二十篇之多，当时曾被傅东华在文章上说我多产。其实我还开始了写长篇《烟草季》。至于我们这一年多党的关系仍然是由路丁同志和我们发生联系的。”
三十年代中后期，周文几乎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批作品。八十年代后出版的几个集子，收录的也大都是这些。其后的岁月中，他虽然又写下了各类文字数百万，我想，今后能留下来的，还是那几年的。那是他一生中任情率性的一段岁月。许多文学界老人，都记得他和傅东华的那一场“盘肠大战”。
傅东华该算是周文的前辈了，周文出道之初，傅东华已是著名的学者、编辑、翻译家，1935年，傅东华在他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周文的《在山坡上》，小说中写道，一场血腥混战之后，战场死伤一片，夜半，一个腹部刺破肠子外流的士兵醒来，发现与他肉搏的敌手也受伤未死，于是又是一场残忍的带伤厮杀。傅东华认为这一细节不真实，未与作者商量，擅自删去与此情节相关的两千字。这本是一桩不算太小也不算太大的事情，再说傅先生主持《文学》以来，已发过多篇周文的作品，似乎并无个人嫌隙在里面。但有着战场生活并亲眼见过类似场景的周文较真起来，写了文章为此辩解，对傅的删稿表示抗议。傅东华也迅即回应，周文再作反驳，你来我往，刀光剑影，紧接着，又有观者参战，拥傅的，挺周的，有的说文学与生活，有的说作家与编辑，有的由两人的身份背景牵扯到各自的文学派系……一时间，上海滩打起了一场文坛“盘肠大战”。这官司就打到鲁迅先生那里去了。
鲁迅先生亲自向日本军医了解腹破肠出，是否仍可继续搏斗，得到肯定答复，但又担心周文过于执着，陷于长期纷争，反误了自己的写作。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廿四日，写信给胡风说：“前天得周文信，他对于删文事件，似乎气得要命，大有破釜沉舟干他一下之慨。我对于他的办法，大有异议。所以我想最好于明年小饭店开张时，由你为磨心，定一地点和日期，通知我们，大家谈一谈，似乎比简单的写信好。此事已曾面托肖吟太太（即肖红）转告，但现在闲坐无事，所以再写一遍。也因心血来潮，觉得周文反会中计之故也。”
一月廿九日，当胡风代鲁迅邀周文到陶陶居吃饭，鲁迅先生对周文说：“创作应该是艰苦地、不断地、坚韧地去做的工作。譬如走路，一直向前就是。在路上，自然难免苍蝇们飞来你面前扰扰嚷嚷，如果扰嚷的太历害了，也只消一面赶着，一面仍然向前走就行。但如果你为了赶苍蝇，竟停下脚步，或转身去用力和它们扑打，那你已经失败了，因为你至少在这时间已停滞了。你应该立刻拿起你的笔来。”
周文深受启迪，感动至极，将这一场大战打住。后来，鲁迅先生还是在《半夏小集》一文中，批评了《文学》杂志主编对待青年作家的态度。
傅东华先生因这场笔墨官司及其他非难，辞去了《文学》主编一职。他长周文20岁，但比周文多活了近20年，也是一位对中国文学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他翻译的《飘》，《红字》，《琥珀》，都是我年轻时代爱读的书。现在看当年那一段删稿之争，与今天的一些事儿相比，觉得是太过轻巧了。只是周文那种可爱的执着率性，到得后来，却再也没有见过。
那些年中，周文除了文学写作，依然做着一些重要的，不能为人所知的事情。比如秘密营救丁玲出狱并安排护送到延安，受鲁迅先生委托购买火腿、香烟、围巾，带到西安，转送延安的中共中央，又从西安夹带密件，经费回上海，在鲁迅先生和冯雪峰，胡风之间做交通，联络斯诺去延安采访，采买延安方面需要的一些急需用品，掩护长征中受伤的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去苏联治病——在上海，敌人的眼皮子下面，让王稼祥在一栋小楼里隐藏了三个月，一边疗伤，一边等待赴苏的机会，周文则在掩护陪伴王稼祥的那一段时间里，完成了长篇小说《烟苗季》，同时还成了一位疗伤换药的外科护士。
我后来才知道，当年读中学时，方志敏那曾经感动过我们的《清贫》、《可爱的中国》，也与周文夫妇有关。
当读过这两篇文章的学生们已经进入中年时，郑育之回忆了当年的往事：
“一九三六年，冯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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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31 23:07:19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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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杂谈] ·胡发云周文之死

2008-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