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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发云周文之死

在修水期间，周文知道了红军，知道了***，并心向往之。他隐约觉得他的好友骆枕寒是一个可以帮他找到***的人，又远赴广州去找他。在1940年到达延安不久，交给中组部的自传中，周文这样写道：“回到南京后不久，‘九•一八’事件爆发了，许多人去参加了义勇军，在南京城里报名，每天早晨跑去出操，但我不愿参加义勇军，我当时觉得那是狭隘的国家主义的观念，那时我认为所谓保卫国家者，是替国民党，替压迫阶级保卫国家，我不愿干，我要的是加入***。我非常苦闷，找不到***在那里！我积极的开始看关于国际问题的书，《苏联视察记》我看到了。我又第一次真正明了这世界上已经有了不准人压迫人而且进向新人类的国家，而这国家就是***所创造的。我对于加入***的心更是非常热切。决心为创造新社会而奋斗……我认为要找寻***恐怕只有骆枕寒才有办法。我认为他一定还认得一些***。我决定到广州去找他。” [2]
在广州，周文找到了骆枕寒，但是没有找到***。没有工作，衣食无着，他们不得不再次返回南京。时局动荡，刘伯量愿意出钱送他回四川，母亲也来信要他返乡，但是周文都拒绝了。靠着刘伯量偶尔的接济，周文和骆枕寒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但做着极其壮丽的梦。他们互相温暖互相鼓励，读一些社会科学书刊，了解十月革命。这样激越又罗曼蒂克的生活过了几个月，依然难以为继。刘伯量再一次介绍他到安徽省教育厅任事务员，又过上了月薪50元的小康生活。
安徽省教育厅秘书处有一个日本留学归来的年轻人，是厅长的弟弟，叫叶元烁——就是日后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以群。许多年中，凡上过大学中文系的，大都读过他那本大名鼎鼎的高校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以群当时在编一本叫《安徽学生》的刊物，他无意中发现周文那儿的一本禁书——苏联小说《一周间》，他开始注意周文，并把他也调到秘书处一块儿编刊物。这份工作比较清闲，让周文有时间写那部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周文的文学生涯由此发端，同时，他的革命生涯也由此发端——周文生平第一次遇见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以群成了周文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这一点是那位乐善好施的国民政府林政司长刘伯量先生始料所不及的。
周文死后第14年，1966年8月，文革高潮中，叶以群在上海跳楼自杀。这也是这位革命领路人当年不曾料想到的。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注意到刘伯量这个人，在周文的文字中，多次出现过这个名字，周文在自传中这样说道他：“刘伯量是我的老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对革命相当同情，我的亲戚——过去当副司令的那位，名贺次璜，我回成都后又和他往来，他对革命无所谓。文艺界如：老舍、马宗融、罗念生、谢文炳、刘盛亚、李劼人、陶雄、萧曼若、刘开渠、厉歌天、叶鼎彝等等，都是自由主义的作家，对革命很同情，和我都很好，现在还在通信。”可以看出，在周文那里，“自由主义者”是一个还说的过去的褒词。
周文这段话中提到的刘盛亚，是刘伯量的儿子，在南京期间，周文曾与他一起筹办文艺刊物。刘盛亚后来留学德国，纳粹上台，刘盛亚写过十多篇揭露纳粹的文章，成为我国最早的反法西斯作家。抗战开始，刘盛亚毅然返国共赴国难，被聘为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教授。1957年，与时任川大农学院院长的父亲一起，双双化为右派。1960年，刘盛亚死于峨边沙坪劳改营。
在安徽省教育厅，周文与以群成为形影不离的密友，从他那里，周文读到了《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国家与革命》、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还有苏联版的《党员初级读物》，也读他以笔名华蒂发表的许多作品。
周文倾听，思索，阅读，写作。
周文在以群的鼓励下，开始在他主编的《皖江晚报》副刊《雀鸣》上发表作品。
周文完成了革命启蒙后，以群告诉他，自己是左联的。左联是革命文艺组织，鲁迅也在里面。他们成立了“安徽文艺研究会”，算作左联的一个部分。
周文说：“我在这时期，一直都非常兴奋，我们研究着，工作着。到十月，华蒂（以群）回上海去了，我就介绍骆枕寒给他，骆枕寒也就到了上海。十一月，我便辞去了教育厅的职务，赶到上海，参加‘左联’。因为骆枕寒是修理飞机的技术人员，他们把他介绍给党，送到福建苏区去了，听说他后来在那里当了参谋，带了伤，长征时留在中央苏区。牺牲了！我在‘左联’里参加了一个小组，并担任油印工作。那时‘左联’编一部改编名著的大众丛书，要我编《铁流》、《毁灭》……我开始发表小说，用的笔名是何谷天。”[3]
1933年2月，周文由左联组织部长以群和宣传部长丁玲介绍，加入中国***。后又被选为左联执委，组织部长，并进入党组，党组的另两位成员是林伯修和周扬。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和职业作家的双重生活。
那时候的革命者，没有工资，生活靠自己去挣，住房靠自己去租，苦难与危险靠自己去承担。这些都满足了周文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也保证了他道德独立的自我期许。在漂泊的旅途上，他有时和那些底层的穷苦百姓一起挤在混乱肮脏的轮船上，火车里，会有一种融入劳苦大众的自豪感。也为他们的贫穷与不幸感到伤痛。这些，成为他创作的道德背景。
1933年4月，周文到左联的数月之后，他的生活里进入一个女性，这是一个日本归侨的女儿，当时还在上海一个教会中学读书。这个女性就是多年之后我叫她“姥姥”的郑育之。
郑育之，1913年生于日本横滨，1919年归国。父亲是一家金业交易所会计科科长，在当年上海滩上，该算中等人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这样人家的小姐，都醉心于革命文艺书刊。郑育之的人生嬗变，与一位当时著名的左倾女作家有关，那就是当时风靡一时的《莎菲女士日记》的作者丁玲。“9•18”事变之后的一天，丁玲由一位地下党身份的老师请到郑育之班上讲课，这是少女郑育之第一次与丁玲相遇，从此，她与丁玲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情谊。那一堂课之后，那位老师给她们几个要好的学生讲了一些丁玲的故事，包括她那个被枪杀的丈夫——作家胡也频。
1932年1月28日，日军分三路猛烈进攻上海，蒋光鼐、蔡廷铠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陆军奋起抗敌，史称“1•28”事变的第一次沪淞抗战爆发，上海进入动荡年代。郑育之等几个向往革命的学生已经无心念书，她们希望找到***，数次努力未果，三个十几岁的丫头竟冒昧地给当时丁玲主编的刊物《北斗》写信，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两个月多之后，当她们几乎失望的时候，丁玲委托以群给她们复了信。经过一段时间考验，接纳她们三个女生进入左联工作。
在一次秘密的组织生活会上，郑育之第一次与周文这个曾经天远地隔的川西青年相遇。
郑育之一边念书，一边为左联做一些工作。她当时已经是一名地下青年团员。
参加那次会议的还有以群和与郑育之一起给丁玲写信的姑娘梁文若。那是一次很有意思的会议，在四川北路1649弄，周文租住的一个亭子间，革命说完之后，大家各自叙说了自己家庭的政治经济情况，婚恋情况。周文如实说了自己的家庭，经历以及婚姻和逃婚。梁文若则宣告，她已经和以群同居。
浪漫时期的革命情侣常常走不到头。梁文若和以群最终分手。但是数十年后，都选择了同一条不归路，文革中，梁文若也跳楼自杀。而郑育之却从此与周文风雨相随，一直到周文倒下。
这一年，周文26岁，郑育之20岁，正值豆蔻年华。

3· 上海滩传奇：革命－文学－爱情

动荡的岁月总是青年的节日，但他们的父母不会这样感受。郑育之和她的同志们开会，学习，刻钢板，发文件，到先施公司楼顶撒传单，到沪东工厂区贴壁报……这些这些危险的活动大多都是在夜间秘密进行的。郑育之的父亲对女儿这样鬼鬼祟祟夜不归宿既担心又恼怒，训斥无效后，常常不给她开门，甚至下了逐客令。郑育之也早已做好准备，陆陆续续将自己的衣物用品转移到周文住处，终于在某一天，住到了周文家。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与家庭断绝了往来。郑育之后来这样回忆他们的那一段岁月：“同居后，为了节约开支，开始了自煮饭菜，我既不会烧饭菜，也不会生炉子，于是由周文独自挑起来，但他计划得很有秩序，只在晚上，用煤油炉烧一锅饭，吃剩的留到次日早晨，用开水泡热两人吃了分头参加组织上安排深入工厂，进行女工的宣传组织工作……两人都无固定收入，生活非常艰苦。如果有了两三元钱，那么个人拿一半作为车费，到了中午，买上两只烧饼充饥。晚饭只有咸菜烧豆瓣下饭。实在开不了锅，就到叶以群家混口饭吃。路上经常会遇到盯梢及密探。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设法摆脱。于是前车门上车，再逐步移到后车门下车。必要时，还得转小街，走小巷。在棚户密集的地带找到只有女性的居户，要求在他们家小便，或要求脱衣等拖长时间，让密探找不到……”[4]
这个小小的亭子间同时还是左联机关所在地。像我们在电影中常常看到的一样，他们两人拉上厚厚的窗帘，通宵达旦写文件，刻钢板，拟飞行集会上用的口号传单，与上下级秘密接头……
革命，爱情，文学……编织成了周文在上海时代的色彩斑斓的背景。这种生活是紧张的，艰苦的，危险的。也是浪漫的，自由的，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
下面是从《周文年表》1933年段中摘出来的一些内容：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周年纪念大示威。文艺杂志《春光》在光华书店出版发行。将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长篇小说《毁灭》改编缩写为通俗本完稿， 5月由光华书局出版发行。发售第三天，被当局查禁。参加青年文学研究会开展的文学创作座谈会，发展了王尧山等人加入左联组织。与汪仑、周钢鸣、刘丹在四川北路跟台湾人张庆璋先生学习日语。在内山书店遇到鲁迅先生并向先生请教。鲁迅向他们介绍了《志贺直哉集》等作品。在圣公会教堂(现山东路145号)楼上秘密地召开新选出的左联第二届执委会，鲁迅参加会议。丁玲约楼适夷到周文住处商讨传单口号内容，周文刻印并带传单参加飞行集会。将苏联作家绥拉菲莫维支的名著长篇小说《铁流》改编为缩写通俗本，由光华书局出版。丁玲和潘梓年被捕，周文迁居。国民御侮自救会总会、分会被封闭，小组转入地下活动。周文夫妇再迁居海宁路。筹款寄给丁玲湖南家乡的寡母。将美国作家迈克.果尔德长篇革命小说《没钱的犹太人》缩写为通俗本。参加左联创作理论座谈会，鲁迅在会上提出认真创作，努力培养新人。参与组建现代文艺研究社，成员有何家槐，周文，夏征农，叶紫，欧阳山、杨刚、草明、艾芜、聂绀弩，吴奚如，丘东平、杨潮、卢梦等。进入左联党组，担任组织干事，周扬出席会议。联系并指导复旦大学左联成员工作。出席暨南、光华大学小组会议。参加左联小组会。联系并指导玻璃厂、印刷厂等工人小组和农民小组的工作。楼适夷被捕，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的工作由周文接替。郑育之娘家被搜，周文夫妇又搬家离开四川北路到赫德路居住在一个亭子间内。由于叛徙出卖，郑育之被捕。周文避住工人区。一个多月后，郑育之被娘家人疏通暂释，保人将她送回娘家，关在家中。在此期间，周文接到母亲来信，弟弟何开富在军阀混战中阵亡。母亲寄来路费要求周文回家，周文退回钱，表示不能离开革命工作……
1933年，周文来到上海的第一个年头是如此多姿多彩。
就在这样如火如荼的一年中，除了上面说到的改写了那三部长篇名著之外，周文还创作了《恨》、《薛仁贵征东》、《一个英雄》、《母亲》等大量小说，诗歌，散文，评论。这一年，他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短篇小说《雪地》，发在茅盾主编的《文学》杂志9月号上。这是一篇以他在西康的军旅生活为素材的作品，述说了那些军阀部队的士兵们不堪忍受军官欺压奋起反抗的故事。小说写完后，周文将它寄给鲁迅先生，很快就收到先生肯定这篇小说的复信，说已将它转给茅盾。与《雪地》同期，还发表了茅盾用“惕若”的笔名写的评论文章《雪地的尾巴》。1934年，鲁迅、茅盾将《雪地》推荐给美国作家伊罗生，收入他主编的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同时又把周文、刘丹主编的《文艺》月刊杂志推荐给伊罗生。由此开始，周文进入了中国三十年代文学史。另一件事，则让他进入了现代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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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31 23:07:19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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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杂谈] ·胡发云周文之死

2008-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