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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中国的现代处境与古代资源

源。虽然五四时期的中国人并没有主动依赖传统资源思考中国的现代问题，但他们理解科学民主这些现代问题的方式早已决定了，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古代文明中寻求现代文明架构的资源。只有充分利用这些古代资源，才可能使现代中国文明不仅能充分保障人的自由和安全，而且有助于实现人格尊严和幸福；才能使现代中国不仅富足繁荣，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样，现代中国才不仅是强大的，而且是伟大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已经取得的那些现代化成就才能稳固下来，尚未实现的那些部分，也才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为塑造美好生活的有机因素。

三面对古代资源的几种可能

依循上面的思路，我们就会清楚，中国的古代资源应该在现代发挥怎样的作用，扮演怎样的角色，也就可以评价，面对复兴传统文化的一些态度的得失究竟在哪里。下面，我们就简单分析可能的几种态度。
甲、全面否定
关于全面否定以儒家为主体的古代文化的做法，我们前面已经谈了不少了，这里可以再稍微总结一下。从现代文明必然与古代传统互为表里这一点来看，全面否定的态度当然是很成问题的。虽然在表面上，现在已经没有很多人明确谈全面否定儒家的观点，但当初使人们全面否定它的理由依然为很多人所接受。要全面否定儒家，不外乎两种可能性：第一，认为现代必然与古代相冲突，没有认识到现代与古代的互为表里。在已经过于现代的中国文化中，这种一味求新求变的态度，恐怕早已形成了类似意识形态的东西，而且在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现代意识变得更为浓厚了。只要这种观念依然是主流，那就很难避免对古代文化的再次全面否定。第二，或许有人意识到了现代仍然需要文化底蕴，但没有认识到可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而认为仍然需要从西方文化中寻找资源。持这种观点的人会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进行得不彻底，是因为中国只吸取了西方的现代制度，而没有吸收西方的古典文化；必须在吸收了这些古代文化的前提之下，才可能在中国实现地道的现代文明。近些年来，一些主张通过基督教来实现中国文化的改造和现代化的学者，其基本思路就是这样的。这样的态度除了是因为对中国传统没有信心之外，也是因为他们对西方的古与今并没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从某种意义上，他们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韦伯命题的影响。对此，我们在下一部分会进一步谈。

乙、伪韦伯命题
在中国一般民众乃至知识分子的意识中，上述对传统文明的全面否定依然有很大的势力，不容低估；不过，在学术思想层面，如此片面理解现代的人，已经不那么多了。但在承认现代文明中的文化意义的学人之中，我们还需要检讨另外一个倾向，就是对韦伯命题的误解带来的问题。这个方面，是需要我们稍微多说一点的，因为从八十年代以来，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思想界带来的巨大影响，恐怕是罕有其匹的。
我们前面已经检讨了韦伯命题一方面的影响：既然韦伯发现，是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育，那么，我们为了培养中国的现代精神，就首先应该发展基督教。有人认为，只有通过基督教的发展，才能催动中国市场经济的繁荣；也有人认为，必须通过基督教的引进，才能促进中国自由宪政的生成。这两股潮流，可以说都是方兴未艾。
另外一方面的影响更复杂些，思考得更深入些，同时也有着更广泛的基础：韦伯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发现了新教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而是提示我们，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传统文明可能会对现代社会产生积极的作用。那么，中国儒家是否可以产生类似西方新教那样的功能，促进中国现代性的发育呢？这样的问题意识，曾刺激着海内外的中国学人去追问，儒家或其某个流派，是否曾经、正在，或将要刺激现代文明的发展呢？
这两个思路虽然得出的结论不同，但都基于对韦伯命题的这样一个理解：韦伯已经确定无疑地证明，新教的兴起，是促进现代文明发育的文化因素。但韦伯主要关心的，并不是这个问题。
韦伯为了避免读者产生误解，曾经反复申明，自己并不是试图用新教伦理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原因，而只是要研究资本主义的文化史，比如这段话：“我们根本不打算坚持这样一种愚蠢的教条主义的论点，即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宗教改革的造物……相反，我们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更进一步地说，我们的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具体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释。”[1]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是有择亲和的关系，而并不是因果关系。新教的提倡者根本无意以他们的宗教推动什么资本主义；只是，他们的宗教作为一种入世苦行类型的宗教，改变了人们的精神气质，而且这种新的精神气质与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有契合之处。[2]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可以明白，一方面，这种入世苦行的新教，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会与现代精神相契合的；另一方面，新教与资本主义的这种契合，未必就会起到正面作用。由此我们也就能理解，韦伯为什么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后，反而哀叹，资本主义精神怎么竟然变成了禁锢人的铁笼，反过头来大大违背了宗教改革者们的初衷，甚至破坏了宗教精神。在这个意义上，韦伯同样可以归入那些用古代精神来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学者。与其说他在寻求现代文明的起源，不如说他在通过追溯文明起源的方式，寻找现代文明的病根并开出一副合适的药方。而韦伯竟然使那么多中国人试图追随宗教改革家，把他们不小心制造出的恶魔当作自己奋斗的目标，这样的思路怎么可能不是成问题的？
这样理解韦伯的人，都没能体会到，现代性中的的古今之争的意义，正是为了让古代传统遏制现代制度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弊端，而不是为了迎合现代性的基本理念。在今天的中国，韦伯所谈到的那种资本主义精神，根本就不再需要无论基督教还是儒家的推动，早已生根发芽，甚至蔓延得比西方还要快得多，而韦伯最后所遗憾的那些问题，也早已成为我们司空见惯的现象。现在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应该如何催动资本主义，而是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在经济理性之外，形成另外一套生活价值。

丙、儒学现代化
与上述取向类似，但又不完全一样的另外一种态度是，从儒学传统中寻求现代观念的根据，试图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从而以儒学来为自由民主等现代观念提供理论依据。这和上面的伪韦伯命题的基本思路是一样的，即已经将自由民主等观念当作了不得不接受的最高观念，但又不愿意放弃传统文化，于是就通过改造传统文化来适应现代观念，认为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不仅不矛盾，而且还是一致的，因而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接受传统文化。
伪韦伯问题和儒学现代化这两个取向的根本问题都在于，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古今之争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表面上是为了保存儒家，实际上却让儒家文明全面向现代观念投降。这样做不仅会大大牺牲儒学内在的丰富性，从而使得对儒学的理解非常不地道，而且根本无法实现古今两个维度的之间的内在张力，而使现代文明仍然是单一价值取向的文明模式，其结果和那种全盘推翻儒家的做法是一样的。既然要证明儒家和现代是没有矛盾的，那还有什么必要二者同时共存呢？全盘接受现代，不是丝毫不会丧失什么吗？
类似的态度，在西方也曾经和正在出现着。现代很多基督教通过改变自己的教义，摒弃了看上去与现代精神不符的内容，结果变得不仅完全支持各种现代观念，甚至成为激进的后现代文化力量。比如当前的很多后现代教派，就成为女性主义、种族解放、同性恋等的大力鼓吹者。但事实证明，这种完全向现代观念投降的态度，结果只能削弱传统文化本来应该具有的社会批判精神，无力反思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比如德国十九世纪的自由神学，就是因为与现代的自由精神结合得过紧，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变得丝毫没有批判战争的反思能力。而卡尔•巴特之后，在全面批判自由神学的基础之上建立的现代神学，则成为一股极其蓬勃的思想力量。
同样，儒学若是真应该在现代中国发挥它的作用，它不应该因为一些与现代观念不大符合的讲法而放弃自己的立场，反而应该提醒人们，在自由、民主、科学、理性之外，是不是还有同样重要的生活价值。

丁、儒家特殊化
与上述向现代观念投降的态度相反，近年来，另外一种态度也越来越值得我们的关注，即一种将儒家特殊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一方面在制度上以各种祭祀仪式等文化符号来恢复礼制，另一方面在理论上强调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民族性。表面上看，这是在对抗越来越西化的现代中国文化，以宗教般的热情保存国故；但其实，这却是以极为现代的民族主义，对照现代民族宗教的模式，在将儒家宗教化。
民族国家和民族宗教，与现代文明的兴起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religion一词在十六世纪以前一般是不用复数的。西塞罗把这个拉丁词解释为“反复诵读”，拉克唐修解释为“重复维系”，奥古斯丁则解释为“再度拣选”。不论哪种理解，人们都不会认为存在这种或那种的宗教，而只会争论哪种才是真正的宗教。只是到了宗教改革之后，随着宗教派别的分裂和信仰的内在化，才出现了同时并存的不同宗教（religions），而各个教派所依托的政治实体也逐渐发展成为民族国家。[3]尽管各种宗教的信徒不可能认为别的宗教和自己在价值上是平等的，但因为多种宗教并存已经成为事实，因此人们只好认可，各个宗教至少在政治地位上是平等的，分别是其信徒追求灵魂拯救的特殊方式。这就形成了西方政教分离的基本模式。
中国传统中虽然一直有儒释道“三教”的说法，但这三教之间的关系与西方宗教改革之后出现的各个教派之间的关系却极为不同。儒释道三者之间虽然在理论和信仰上都有很大差别，但彼此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更没有像新教中的不同教派那样，被当作灵魂救赎的不同方式。尤其是，除去某些专职人员外，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三者其实都没有明确的教内教外的界限，也就是没有明确的教籍，因而并不是专属于某个民族或某个群体的特殊性宗教。在依靠儒家思想确立的基本政治架构之下，三教之间是相互渗透、和谐共存的关系。原则上，所有人都可以使用三教中任何一个的思想来思考和安排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儒家，根本没有把某部分人当成自己的选民，更没有把自己当成民族性的文化形态。相反，恰恰是儒家普世性的天下关怀，成为它极为重要的特点。
而现在，一些人试图把“儒教”当成中国人这个特殊群体的文化标签，通过特定的场所、仪式、服装、节日，把它变成中国的民族宗教。这种方式，恰恰是在通过取消儒家最重要的普世性特点，来把它变成一种毫无思想特征的文化标签。于是，儒教就成为世界上各种民族宗教中的一种，就像中餐、中医、武术一样，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消费品。而我们前面看到，新教各个教派成为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标签，实在是不得已的结果。都相信自己是唯一正确的新教教派只是为了避免没有胜利者的宗教战争，只是为了让上帝而不是人来最后判断哪个才是真正正确的宗教，才作出妥协，承认彼此都有共同的政治和文化地位。而今，中国人却主动要给自己的儒家文明做阉割手术，把它变成一个没有多少实质内涵的文化标签。其实这种做法和前面所讲的伪韦伯命题是一致的，即主动塑造西方人本来很不情愿出现的一个现代现象，而并不考虑更深更核心的问题。这种看似保守复古的态度，其实反映了一种极为现代的意识，而且不是现代意识中很好的一方面。

四现代儒家文明架构的可能

澄清了上面几种倾向的问题之后，我们可以再来正面思考儒家文明如何可能作为一种现代文明架构。当然，这样一个大问题，尚需要很长时间的研究和梳理才有可能真正清晰起来，远非我们这里可以明确的。在此，我只想从上述的古今之争的角度，谈几个应该注意的点。
甲、普世性的儒家文明
我们在前面谈西方的文明体系时已经看到，需要区别具体的各派基督教文化和总体的基督教文明。真正在影响西方总体文明架构的，是更大意义上的基督教文明，而不是某个教派。同样，儒家不能仅仅满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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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31 19:02:39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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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