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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中国的前途》

一般人认为是最好的东方宾馆住了几天。那次的经验，虽然算不上是卧薪尝胆，但总令我体会到朋友们是没有言过其实的。其后北京香山大饭店的故事，举世知名。我想酒店管理是一个“关心顾客”的行业，“大锅饭”或“铁饭碗”的制度，怎可能不弄到一塌糊涂呢？
专家赞口不绝
去年四、五月间，在中国大酒店局部试营业之后，我就听到该酒店服务好的评价；在六月正式启业后，称赞之词更是源源不绝。为了要满足好奇心，我在八月中抽空到该酒店住了四天。果不虚传，这酒店使我感到宾至如归，梦里不知身是客。
到了十一月，美国西区经济学会的主理人戴伏克教授（E·Dvorak）和夫人来港渡假。这对夫妇算得上是酒店专家。十多年来，一年一度的西区经济学会的三千人聚会，都是由他们主理。他们二人每年就花一个月时间，周游各地选择聚会的地方及酒店，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大酒店待以上宾之礼。我跟他们有二十年交情，无所不谈，提起中国，他们要去看看，就被我安排到中国大酒店住了一晚。他们的评价高得出奇，认为该酒店的服务是他们经验中最好的！这可能是言过其实，但要说这酒店是近于世界一流水准，并不夸张。一个以服务困难而获大学重视的行业，在一个以工作散漫而闻名的国家里，能在两三年间有这样的转变，是一件要解释的事。
戴伏克夫妇最欣赏的是酒店顶楼西餐厅的服务。我自己最欣赏的，是吃早餐的地方。在那个茶餐厅里，顾客多而不乱；女侍应生笑脸迎人，大方得体；咖啡喝了一半，就立刻有人补加（但不需补钱）；久不久侍应生又会来问咖啡是否凉了。这些侍应生制服整洁，分布位置平均，互相不闲谈，对客人的需求反映快而不操之过急。这一切，比起在七九年时我在东方宾馆所见的早餐服务，简直是天渊之别——虽然侍应生同样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
合约界定权利
我不敢低估新世界管理酒店的本领。但假若中国大酒店的职员都是国家职工，持有铁饭碗，或甚至是持有铁饭碗的高干子弟，那就算新世界是管理天才，也一定无计可施。那就是说，假若工资是由国家决定，职工不能被解雇，管理服务的困难就会因为督察费用奇高而无法解决。换言之，在中国大酒店的中港合约中，港商所获得的开除职工及决定工资的权利，使善于管理的能大展所长。
根据我手头上的资料，在去年年底，中国大酒店所雇用的各项职工共三千零八十三人。分类是：从香港去的一百七十九人；从大陆聘请的“合同工”（即月工）二千五百七十四人；“临工”（即散工）三百一十五人；而持有铁饭碗的国家职工只有十五人。人数最多的合同工及临时工，在昔日是待业青年（或是未毕业的学生），被选中后，肯干，一登龙门，比起国内的一般工资，身价大约是三倍。
最主要的合同工依照合约的安排，可以辞职，也可以被解雇，而工资不是由国家决定的。在八四年全年内，被解雇的合同工共一百五十二人——外间谣传港方管理不敢开除在中国聘请的职工之说，是不确的。在同一期间，辞职的合同工共二百四十三人。据说在这些辞职者中，大约有一半是因为不惯酒店的工作，或是不满工作的要求；另外一半，大都是因为有了工作的训练，找到了类似而薪酬较高的工作。同行抢聘是“资本主义”的竞争习惯，但这却是“剥削剩余价值”的论调所不能容许的。马克思的观察力实在是平平无奇。
福利不应强逼
中国大酒店所聘请的合同工，薪金共分六级，从最低的每月人民币一百一十六元至最高的二百三十元（小账不计在内）。在这些薪酬中，大约百分之三十四是固定的基本工资，百分之二十是生活补贴，百分之四十六是浮动工资——后者是按职工的个别工作表现而增减的。浮动工资最高与最低的差距，大约是百分之四十。
在这里我要顺便一提的，就是在国内雇用合同工还要付给政府劳工保险及福利费用。我没有中国大酒店要付的职工福利费用数字，但据现有的资料，在一九七九年，中国国家职工福利支出比工资还高——达百分之一百二十三。这种生产未有苗头而先强调福利的“社会”制度，若被坚持下去，中国的前途就难以乐观了。富裕如美国，政府只征收工资百分之七作为福利金，也弄到一团糟。
在今日的中国，中国大酒店差不多是最“完整”的私营企业，而中国的前途就要靠这些企业作榜样，也要让这些企业逐渐扩展到其他行业上。在私营企业内，职工的福利及退休处理，是由劳资双方议订，而这议订的条件，是由市场竞争加以约束的。职工的福利，是劳资合约的一部分，与升职、加薪、赏罚、解雇等问题是不应该分开来处理的。若中国政府对外资的私营企业的职工福利大事左右，对劳工及中国的前途都没有好处。虽然关于这观点的理论及实证都很足够，但因为不简单，不容易明白。所以我认为外商到中国投资，合同工的福利很可能会受到政府的干预而阻碍了投资者的意向。
抽税比较直接
另一项有关的问题，就是中国大酒店内（及另一间中港合资的酒店，其他的我没有机会查询）的国家职工（只有十五名）的工资，规定是要相等于香港去的同职职工的百分之六十。假若香港的同职职工的工资平均是港币一万元（这是我个人的大约估计），中国大酒店要付的国家职工的平均工资就是港币六千元。但国家付给这些国家职工的工资，平均不及二百元人民币。那就是说，国家职工的工资经国家转手，被抽起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这算不算是剥削呢？答案是不一定的。国家职工的市值，不一定是超过二百元人民币。所以一个可能就是国家所抽起的是一种间接税——不是抽国家职工的税，而是抽酒店的税。假若这解释是对的话，我认为中方是应该干脆地抽直接税。另一方面，因为国家职工不能辞职，也不能跟聘方私议合约，被剥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劳力应私产化
在另一间我已提及的中港合资的酒店，最高的主管是中国人，被抽取后的月薪是人民币三百多元，而他属下的香港职工，月薪是八千至一万多元港币。虽然上级的工资不一定是要比下级的高，但相去这么远，管理总有困难。当然，我们不能建议将月薪三百元的无故提升二十掊。薪金要反映职工的贡献所值。主管的所值，怎可以远低于属下呢？我们也不应建议作主管的一定是要外来的。合乎经济原则的做法，就是主管不应有中外之分，只要有本事，有所值，就可以管。但这是要基于职工有转让权——可以辞职，也可以被解雇。换言之，合乎经济原则的做法，第一步就是要将劳力私产化。
因为服务办得好，中国大酒店的影响是明显的。这间酒店是在瞩目地点，本地人可自由出入，而服务的好坏是任何顾客都能体会到的。东方宾馆刚好在中国大酒店的隔邻，因为要竞争，前者的就比几年前改进了不少——工资有了弹性，但胶饭碗仍在（我以为东方宾馆的地点不比中国大酒店的差，而园地远为广阔，所以东方若改为私营，加以修饰，中国大酒店就会有一个强硬的对手）。事实上，广州市的酒店及饮食业的服务，在一般而言，都有了很大的改进（例如荔湾及广州酒家）。我们不能将这些改进都归功于中国大酒店的影响——将铁饭碗改为胶饭碗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当我在去年八月中访广州的时候，中国大酒店如日中天，而整个广州市的饮食业都在大唱改良服务的论调，我所遇到的中国朋友都不约而同地说是中国大酒店之风。有了私营企业的比较，国营的“优越性”就相映成趣地难以自圆其说了。外资在中国就施了这一种压力，而中国大酒店只不过是外资中最令人瞩目的例子罢了。
中国大酒店（之二）
在经济学上有一个热门题目，是关于因行为所引起的目的以外的副作用。经济学者把这些副作用加上了好几个不伦不类的“学术”名词（例如Exter nalities ’Technological Spillovers ），听起来深不可测，其实说穿了就不过如此而已。一间工厂为了生产而污染了邻近的物业，是一种有害的副作用，要怎样处理才合乎经济原则呢？一个农民种果树，使隔邻养蜂的人增加了蜜糖的生产，是一种有利的副作用，又要怎样处理呢？关于这些副作用的处理问题，高斯所创的定律石破天惊；但这与本文无关，按下不表。
跟本文有关的，就是经济学者一向都善于指出多种有害的副作用；除了蜜蜂采蜜的例子，有利的副作用差不多是一片空白。这是那些不着重实际观察的纯理论家要付的代价。
在中国的前途问题上，我花了两天的篇幅去写中国大酒店，目的是要指出外资在中国不只是大家图利那么简单——副作用的影响可能比生产及赚钱更重要性。我要强调的是那些常被忽略了的由外资所引起的副作用。以中国大酒店为例是颇为明显的选择，但这只不过是一个例子罢了。当然外资所引起的副作用不一定是有利的——欺骗的行为是一例——但一般而言，有利的副作用是比有害的副作用大得多。
引进外资的有利副作用
以中国大酒店为例，它的服务起了瞩目的示范作用，促长了竞争的压力，而它所训练的人才外流，也是酒店本身收益之外的有利副作用。虽然国内的国家职工的工资增加了弹性的发展，是起于中国大酒店之前，但这铁饭碗软化的现象，却是在外资兴起之后。在经济学上，估计副作用的价值在目前仍无法办到，但对正在改变制度的中国，外资所引起的副作用对中国的价值，很可能是远超生产的直接贡献。
令人感叹的就是中国的执政者只懂得急功近利，漠视了副作用的重要。又因为有着多种的管制，他们在有意无意间将有利的副作用压制了。举一个例。中国大酒店一向都是门户开放，欢迎本地人光顾。本地人光顾酒店的自由，是有着重要的传达讯息的副作用。但因为外汇管制及一国二币的存在，他们在酒店内支付人民币，是要在外汇券的价格上加百分之五十——虽然比起目前的黑市汇率，这“加五”仍是较低的付价。最近中国政府要加强禁止外汇黑市，宣布了酒店不准用二币二价——“加五”变成了非法。假若这个政策是被严厉地执行，只准二币一价，那么中国大酒店对本地人的光顾就不会笑口常开了。就算酒店是非让本地人光顾不可，酒店当局怎会不将付人民币的视作二等顾客呢？换言之，在有外汇管制及一国二币的情况下，禁止二币二价就压制了一个有利的副作用。
在半年前林行止曾经为文批评中国大酒店用二币二价的办法，认为是有失国体。但他是忽略了二币二价是同价（或是价格接近），也忽略了若二币二价被严禁，本地人就会被歧视——国体何在？国体之失，不是因为二币二价，而是因为促成二币二价的外汇管制。面子的争取是不能强人所难的。
对外资外商也有好影响
在目前，中国大酒店的应付办法，就是将白色的二币二价市场信息改成灰色。本地人（或任何人）支付人民币还是要多付百分之五十，但这“加五”不算是附加，而算是“按金”。酒店发出按金收据，指明顾客在将来若能交还外汇券，酒店就会依收据交回外汇券面值的百分之一百五十人民币。中国政府若真的要杜绝二币二价，是可以的，但这不仅是阻碍了一些互相得益的交易，而酒店的重要示范副作用，也会被削弱的。
我在上文所提及的有利副作用，是针对中国本身改革的影响。对外资或外商的影响也是值得一谈的。中国大酒店的成就，跟几年来我们常听到的外资“焦头烂额”的故事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中国大酒店对外资的示范，影响了后者到中国投资的意向。当然，近一两年来我们常听到外资或外商在国内赚到钱的例子，也察觉到跟中国做意是有着颇为明显的改观；但近年来我多次跟外商的倾谈中，说到比较成功的例子，他们总不免要举中国大酒店。
中国大酒店对外资的示范，是有两方面的。第一方面是建筑与装修；第二方面是经济的收益。在美国我对建筑很感兴趣，所以当我住该酒店时，对它的建筑与装修特别留意。这酒店不是一间突出的建筑物，骤眼看来甚至是平平无奇。但细察之下，我就越想越觉得不简单。这建筑物既没有“花招”也没有不伦不类的“艺术”设计，而是在平稳中将琐碎的东西做得很好。例如房内大衣柜的门拉合后不见空隙，浴室墙上的瓷砖井然，浴缸与墙之间的灰泥阔度平均而没有裂痕，大厅的花岗石平坦而色泽一致——这些琐碎工程的难度，一般人是不容易明白的。我更听到不少人称赞该酒店的冷气及泳池的水——我从来没有见过水转得那样快的泳池。
酒店与长期债券的选择
中国大酒店的建筑与装修，要是在美国，是不值得书写的；但将它放在“共产”中国，就称得上是鬼斧神工。我们不妨考虑如下的困难：该酒店是一座西式建筑物，中国的工人有技术问题；装修所用的绝大部分是舶来品，进口有多种管制，而忽略了一项或计算错了又要再办进口；大部分的工人是在国内雇用，香港去的与本地工人合作要有管理天才；广州电力不够，电话不通，食水有味，去污水的渠道容量有限，都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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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30 19:07:47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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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