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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中国的前途》

市场继续开放，利润比外地高，投资到中国设工厂或建洒店，虽较冒险，也有所值。中国的执政者显然是极度欢迎这种投资的。但除了要大事推行市场经济外，引进外资起码有五个困难。
必须准外商赚大钱
第一、外汇管制显然是一个重大障碍。这一点，任何到中国投资的人都知道的。
第二、中国的执政者受了马克思的污染，对市场运用的功能知得很少。他们一方面谈合理价格，另一方面谈合理利润。他们认为外资到中国，能赚到与利息相若的利润，就算是公平合理。但他们是忘记了做生意是很容易亏大本的。相等于利息的利润之所以“合理”，是指在竞争下的平均利润。生意既然可以亏大本，要引进外资，就必须给投资者一个可以赚大钱的机会。坚持合理利润，还有什么投资者会冒风险去下注？
第三、中国的执政者一方面欢迎外资，另一方面却反对外贸赤字！这是说不通的。在一般情况下，若资金是进口大过出口，外贸赤字就会产生。当然，中国政府跟一般自由企业的政府不同，喜欢由政府本身积蓄外汇。但积蓄了的钱还是要用的。有钱而不用，要钱来作什么？花钱不仅是为消费，也可以是为生产赚钱。换言之，要大量引进外资，外贸的赤字就不应反对了。
第四、在目前的中国，权利界定仍然是很不清楚。别的不谈，单就是因为权利不清而引起的庞大交易费用，就足以使外商却步。在商讨投资时要跟谁谈判，要由谁批准，及其他种种因为权利混淆而引起的各种疑问，曾与中国洽商投资的人，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最后一个引进外资的困难，就是中国不肯将土地出售。禁止将“国土”出让给外籍人士，也是基于一些古老相传的有关土地的谬误，将来有机会我会再向读者解释。在引进外资的问题上，禁止土地出让或长期出租，就会迫使外商跟中国合资或合作。但在投资上，合不合作是一个重要的选择。有权不合作（独资）可以减少合作者的不合作行为。因此，不仅是被迫与国家政府合作是一个投资的大障碍，就算是被迫与其他私人合作也是大有问题的。
在这篇文章里，我指出在没有金本位或“外币”本位的制度中，外汇管制是没有任何可以说得通的经济理由。中国目前的一国二币制，是一个很特别的支持外汇管制的因素；但我曾指出，以二币一价的办法来施行价格分歧，所获甚少而代价甚大。难道中国的命运，就真的是被某些古老相传而极其肤浅的谬误所连累了？
但外汇管制或任何管制都会增加执政者的权力，也会便利贪污的行为。这一点，我会在下一篇文章再作分析。

贪污的后患
张五常
85年1月30日
贪污是没有明确的定义的。这一点很多读者可能感到诧异。一般人认为贪污即是非法地收受金钱或报酬。但行骗虽是非法，却算不上是贪污。一间私人企业内的成员，瞒着公司收回扣，是行骗，不是贪污。行骗与贪污的主要分别，就是前者可以清楚地指出受害人或受骗人。贪污呢？我们不仅是难以指出受害人，且有些贪污是没有受害人的。
贪污是与道德无关的。假若社会认为不道德地收取报酬，算是贪污，那么贪污的概念就更会被弄得一榻糊涂。事实上，一向被众所公认是贪污的行为，并不一定是不道德的。一个监狱官非法地收了金钱，替囚犯加些膳食，不是贪污是什么？但“不道德”何在？
有很多时，非法交易与贪污起了混淆。一个学校老师，违例将试卷题目出售，是否贪污？我个人认为这是一项非法交易，不是贪污。假若卖试题是贪污那么贩毒也是贪污了。
以“贪污”为题写文章，我就不能不先给贪污下一个定义。我认为包括下列三项特征才能构成“贪污”。第一、贪污是违反法律的行为——虽然非法不一定是贪污，但贪污却一定是非法（这避开了道德问题）。第二、贪污受贿者一定是国家或政府的雇员（这避开了私营企业内的行骗）。第三受贿者所回报的供应，是服务而不是物品（这避开了非法交易的混淆）。我不敢肯定以上指出的“贪污”定义，是正确无误的。但这是我在短期内所能想出的最清楚的定义。
中国的贪污不算严重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贪污的行为正在广泛流行。但我认为这“广泛性”并不如一般人所说的那么严重。在目前的中国，政府管制市场的规例举不胜举，而政府干部及国家职工更是不计其数。管制引致贪污，而根据上文的定义，贪污者只限于政府雇员，中国的贪污岂有不广泛之理？从这一个角度看，比起印度、印尼、泰国、菲律宾等地方，中国的贪污，在管制及政府雇员的比率上，只是“小儿科”。天下乌鸦一般黑，在某种程度上，贪污是世界任何地方都有的。没有地方没政府，没有有政府的地方没管制法例。
多年以来，中国的“走后门”是举世知名的。在《从李子树看中国的产权转变》一文内，我指出“走后门”是一种特权买卖，不算是贪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能确定走后门是非法的。在共产或非私产的制度下，权利的界定是以人或以阶级划分的。一个有特权坐飞机或购买高级物品的干部，受了恩惠利用特权协助他人买到这些物品，不一定是犯了法。在美国，国会的议员有不明显的特权，每年“介绍”两三个人移民到美国，受的报酬可大可小，但不能太明显。这是特权买卖，不是贪污。同样地，在外国，有些大学的教授也有不明显的特权“介绍”学生入学。要是使用这些特权一点报酬也没有，特权要来作什么？但明显的报酬毕竟不大雅观，容易引起反感，所以若能不明显地将特权出售，大家心照不宣，是被容许的。形容不明显的特权交易为走后门，颇为恰当。走后门不是中国独有；但因为中国施行共产政制，干部特权等级繁多，走后门就显得普遍了。
并非所有贪污都有害
贪污是没有法定的权力的。在位有权的人，非法地滥用权力，以服务换得报酬，就成了贪污。我曾经指出，中国从走后门转向贪污是一个好现象，因为这反映了权利的界定是逐渐地从干部阶级特权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方面去。干部的特权渐减，而私产的权利渐增，再加上有私产性的市场受到多种管制，走后门转向贪污是必然的事。又因为中国的制度转变得很快，因此颇为混乱，走后门及贪污并行，一下子难以分辨。
市场的交易，不管物品交易还是生产资料交易，买卖双方都有利可图，对社会也是有利的。但若这些市场受到管制，利益就难以实现。贪污受贿既能在某种程度上避去管制，有了管制的存在，贪污也就有利可图了。事实上不仅是管制市场会引起贪污，任何管制法例也是会引起贪污的。香港的建筑有法例，工务局的雇员就有机可乘；消防有法例，消防员就会打主意；出入口有法例，工商署的雇员就难以自制；赌、毒、娼有管制，警察就成了廉政公署的对象。要完全禁止贪污是不可能的。管制愈甚，违法的价值愈高，贪污的可能性就愈大了。从社会的角度来衡量，贪污是有利还是有害呢？答案是，要看管制的性质而定。有些管制是为大众的利益（例如某些安全法例），违法会导致害人的效果。若因贪污而使人受害，而受害者的损失大过受益者的利益，贪污对社会就有害。但有很多管制，若被违反了没有人受损，或受损者的损失不及得益者的利益大，以贿赂来避去管制，对社会是有利的。外汇管制、禁止商品进出口、管制价格，政府官员受了贿，容许了不准许的，使大众得益，何害之有？因管制市场交易而引起的贪污，十居其九对社会都有贡献。
在今日的中国市场是远比几年前开放了。但政府对市场的各种管制，比比皆是！在外贸方面，除了我们曾经谈及的外汇管制以外，出口要批文，入口要批文，而大都是要北京批准的。此外关税之繁，费用之杂，手续之多，若非亲历其境，听起来就有点难以置信。外资到中国设厂、建洒店，在雇用劳工及议订合约的各种问题上，因管制而引起的困难，也是自成一家。其他国营企业，如电话、电灯、食水、原油、公共交通等行业，更是一无是处。“广州有一怪，电话唔够单车快”这句话，是对国营企业一个适当的写照。
全力萧贪不利经济发展
在管制繁多的情况下，贪污丛生在所难免。尤其是在经济开放的过程中，权利逐渐由阶级转到资源上，可以滥用权利来“特许”交易的干部，就成了贪污者。但这些贪污的行为，毕竟是助长了市场的运作。没有管制当然是比贪污好，因为贪污的交易费用是远比自由市场的高。但既有管制，不贪污就妨碍了不少对社会有贡献的交易。假若中交易及投资的市场没有管制，贪污就不可能在这些市场产生。但在目前正在改革中的中国，我们实在是不能期望政府当局一下子就采用自由市场。我们要记着在不久以前，中国还是一个施行极端专政的国家，不仅是极力反对私产，反对市场，就是赚钱也是有罪的。改革任何制度，不仅得益分子会反对，而历来中国执政者对私产及自由市场的各种谬误，也是需时日才能修正的。所以我认为在中国的前途上，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比中国开放得更快的国家；单是这一点，我就不能不对邓小平衷心佩服。
根据以上分析，我可以说会阻止中国经济发展的不是贪污本身，而是贪污所带来的一个后患：为了要便利贪污，管制就有了顽固的存在性。有了管制，贪污在所必然，大事压制贪污对市场的发展不利，但一旦不同的干部在不同的管制上界定了贪污受贿的权利，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他们就会极力反对管制的解除。到了那一天，中国就会走上印度的路，要有更大的改进就难了。换言之，在以阶级界定权利转向以资产界定权利的路上，一个很可能发生的不幸，就是将阶级特权改为贪污特权。
改革的速度不能慢下来
在中国前途的问题上，我认为中国走回头路的机会是很微小的——这个观点，不少读者及朋友不同意；我将会另文解释。但向前看，我却不敢肯定中国不会走“歪”了，走向“为贪污而管制”的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贪污的后患是很现实的。
有不少朋友认为中国是改变得太快了，过于混乱，应该改慢一点。这观点我是不同意的。改进若是较慢，稍微停下来，干部就有机会将管制的权益界定分配，使贪污有了固定的收入，管制也就驱之不去了。改进得快，使目前的贪污难有界定了的特权，逐步减少的机会就大得多。
在改革任何制度的过程中，讯息及思想上的谬误是一种障碍，得益分子要维护权益也是一种障碍。谬误的障碍，只要中国能坚持门户开放，假以时日，总是会被修正的。但若干部的贪污有了特权界定，要铲除就难于上青天了。

价格是为谁而被管制的？
张五常
85年2月6日
价格管制是经济学上的一个比较困难的题目。我在问题上下过几年功夫，深知有关的文章不易写。我本打算在《中国的前途》这一系列文章发表之后，花多点时间，慢慢地向读者解释这个问题。但要谈中国的经济前途，价格管制实在是无法避免。最近《人民日报》几次强调反加价，要惩罚以高价谋取暴利的人，并建议价格管制。
在经济学上，价格有几种含义，但没有“合理”价格这一回事。市价就是成交的价格，不是讨价还价的价格，也不一定是对消费者的所值。什么是“合理”只有天晓得。我们购买的物品所给我们的价格，通常是超过我们在市场所付的价钱。当然，我们是希望能付更低的价钱——最好不需要付钱。但若人人都要付低价，物品的供应就少了。这是再浅不过的道理。另一方面，卖家当然是希望以高价出售，但价高就会卖不出或卖出较少。
市价是以供求的均衡来决定的。求者要竞争——价高者得；供者也要竞争——价低者胜。就算是在有垄断性的市场内，供应者仍是要竞争的，只是形式略有不同。成交的市场，就是在供求双方各自竞争下，双方各自胜出的同一价格。所以在市场交易，买卖双方是求者胜，供者也胜，互相得益。任何一项有价值的物品，供求双方都想占为己有。物品数量有限，无数的人都想占有，就成了无可避免的冲突。这冲突是一定要解决的。市场如战场，以价格高低定胜负，是以市价为解决竞争冲突的一个准则。价够高，某些想占有的人就决定放弃，或由占有者变为供应者，或付出代价来从事生产而供应。肯付较高价格的需求者就可占有。赢者付价胜物；供应者交货而赢得报酬；斗输了的心甘情愿，将省下来的钱向其他物品打主意。
价格管制一无是处
但除市价外，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多的是——包括年岁、相貌、阶级、权力、人事、武力、先到先得、排队轮购及政治手腕等不胜枚举。我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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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30 19:07:47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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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