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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中国的前途》

饭碗。在美国，有很多大学——尤其是州立大学——都会颁给某些研究成绩较好的教授铁饭碗的（即Tenure ，除非犯了天大的过失，校方不能解雇有Tenure的教授）。但因为这铁饭碗能引起散漫的工作行为是众所周知，要在较好的美国大学获铁饭碗的保障，是非常困难的（香港的大学批准铁饭碗之易，令人尴尬）。当然也有些学者是希望获得较高的薪金（在美国通常是以其他大学抢聘的薪金为准则）而苦干。
铁饭碗也有积极性功能
为什么政府或政府资助的非私产机构会有铁饭碗的盛行呢？这是一个经济学上的老问题。我自己的答案是，这些机构所供应的服务是没有市价的。在这情况下，一个被雇者在机构内的工作贡献，就会因为没有市价而难以衡量；另一方面，因为这些非私产机构不是图利的，主事人就没有意图去按经济的利害作决策。那就是说，假若在这些机构内的职工是没有铁饭碗的，可以被上级解雇，而上级又因为机构的非私产性而不按经济的利害作决策，滥用权力的行为就会很容易发生了。换言之，给予这些机构内的职工一个铁饭碗的保障，是约束上级滥用权力的办法（在共产制度下，铁饭碗的成因可能不同）。
在中国，城市内的工作人员，一经政府分派了工作单位，就成了国家职工。“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是一般人描述国家职工的本质。虽然近两年来在赏罚方面增加了弹性，但铁饭碗仍在，转工不易，辞职亦难。更重要的，就是中国的国家职工制并不只是限于“政府服务”而是被伸展到所有国营工商业之内。
近两年来，情况在基本上有了重要的转变。中国国家职工受到了两方面的压力，而这些压力显然是与日俱增。这一个发展，促使我在两个多月前推断了现有的国家职工制是不能持久的。
第一个方面的压力是外来的。香港的企业家到国内投资设厂或开洒店，大都尽量避免雇用国家职工。他们喜欢找“待业”的青年，以私定合约的方法雇用。这些“合同工”或“临时工”，在外资的机构内，有渐趋“成行成市”之势。这其中最重要的含义，就是外资增加了竞争的压力，带来了两个效果。第一、外资的产品或服务，是远比国营的优良，所以后者若不改善就会遭遇淘汰。这改善是很明显的，而其中的一个更改就是将铁饭碗加上了弹性。以我自己的观察所得，凡是多有外资竞争的同行国营机构，这弹性增幅最大。第二个效果，就是以往无所适从的待业青年，如今若肯勤奋好学，得到外资者的赏识，就可出人头地。合同工的收入在大致上是远比同行的国家职工为高。长此下去，不准国家职工辞职的规例，就会经不起竞争的压力而被取缔。
限制转业辞职害处更大
第二方面的压力，是由中国本身的经济现代化所促成的。要多赚钱是现在一般的国营生产机构的目标。但因铁饭碗而引起的散漫行为，跟多赚钱是水火不相容的。这一个内在的压力，目前只是仅见效果——这是因为在现有的国营制度下，赚的钱仍未能清楚地界定为私有；所以除了“台底交易”及某种程度的奖赏外，赚钱的压力还未能大量的发挥。在未来，若工商承包制能有可观的成就，国家职工的铁饭碗就保不了了。
结论很明显。将铁饭碗加上金钱物质奖赏来鼓励生产，是远胜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口号的。但是只要职工不能被解雇，奖赏的办法就总要付出较高的交易费用。选用不同的工资支付形式——例如某些国营工厂已改用件工（工资以件数计）——是会有帮助的，但这些或其他安排的功能，取缔了铁饭碗会更显著。我有权不用你，是保障你对我的承诺的最简单而费用最低的办法。我以为中国的执政者已开始体会到这一点。
以经济学的角度来衡量，“难以辞工”或“难以转业”对社会的损害，比铁饭碗更严重。粉碎了铁饭碗可以鼓励勤奋，但勤奋要有所值，而若要勤奋的价值有大幅度的增加，就要按“比较优胜定律”（The Law of Comparative ）行事。我曾屡次强调，每个人若能专于发展自己费用比别人低的行业，经济奇迹就会出现。“比较优胜定律”所能带来的生产费用下降，是远超一般书本所描述的。自由转业是实现这个定律的先决条件。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落后国度里，这个定律的惊人效果是不明显的。但要搞经济现代化，要促进科技，没有自由转业的权利，就难有大作为了。
但自由转业所能带来的经济效果不直接，且须等一些时日。中国的执政者是会较难领悟的。话虽如此，我认为缺乏自由转业的制度，在中国难以持久。这是因为在外资的合同工及自由市场的扩展之下，竞争的压力非同小可。
两个多月前，在一次信报月刊的访问中，我就推断了自由转业是会在不久的将来被许可的。一星期前，我们看到在广东省有两个国家职工申请辞职被批准的消息。我们不仅希望这批准会成惯例，而更希望转业的自由会跟解雇的权利并用。假若国家职工是可以辞职但却不能被解雇，那么将来中国的政府职工，都是些专长于睡午觉的人。

外汇管制的谬误
张五常
85年1月24日
谬误是要付代价的。概念或观点上的谬误，可能导致很大的代价。令人感叹的，就是导致大代价的谬误，往往是浅显之极。在中国，跟在其他经济落后的国家一样，外汇的管制是有着一个古老相传而极其肤浅的谬误。在十八世纪初期，欧洲的重商主义者（Merchantilist ）主张对外贸易要有盈余，因为这会引进黄金。但出口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享受入口的物品。贸易盈余就是出口总值比入口大——外人享受自己的产品总值大过自己享受外人的产品——岂不是吃了亏？虽然因盈余而积蓄了黄金，可为将来进口之用，但黄金既不能生息，也不一定会升值，所以在史密斯（A·Smith 1723 - 90 ）后的二百年中，重商主义的观念就渐被识者遗弃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很多国家的对外贸易是以黄金为本位，而很多国家的货币也是以金本位保值的。在这情况下，若黄金大量外流，对国家的币制是会有影响的，所以重商主义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驱之不去，是不难明白的。到了一九四四年，以凯恩斯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财经专家在美国布列顿森林开会，翌年签署了布列顿森林协议（Bretton Woods Agreements Act ），是间接地用着金本位。不管是什么形式，金本位一旦存在，外贸盈余的争取就总有半点道理。有些国家，因为自己的中央银行滥印货币，引起通胀，黄金外流在所难免。管制外汇是一个以砍头来治头痛的办法。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少落后国家都因为黄金外流而实施外汇管制。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这管制是原因之一。
一国二币引狼入室
到了一九七一年，布列顿森林协议终于因为受不起压力而瓦解。因为金本位被全部废除了，更多国家的政府难以自制，大幅度地增加货币发行，引起了十多年来的举世通胀。这一个趋势，近几年来已有好转，虽然这好转不一定能持久。以金本位来安定物价，有好处也有弊端。常被人忽略了的一个主要弊端，就是在金本位下，物价一旦“安定”不了，引起黄金外流，外汇管制的机会就很大了。
年多前香港因九七问题而引起港元汇价的大幅度波动，于今思之犹有余悸！香港政府最后决定采用的所谓“指导性汇率”，其实就是以美元代黄金，将钞票以美元为本位（七二年前香港是以英镑为本位）。这制度能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香港没有中央银行，让港币的供应在固定了的汇率下，按市场对外汇的需求增减而自动减增。有惊无险，外汇管制是被避免了的。
自布列顿森林协议瓦解之后，金本位不再存在；没有了黄金外流的恐惧，外汇管制就少了一个大压力。在此以前没有外汇管制的国家，脱离了金本位后，就让汇率自由浮动。有些以前有管制的地方（如日本）就减少了管制，也让汇率自由浮动。有些地方（如台湾），因为官僚贪污仍存在，管制虽然是减少了，但仍具规模。更有些地方（如印度），贪污无日无之，外汇管制就驱之不去了。贪污是因管制而起，而管制也是会因为贪污而增加了顽固性。
在评论中国的“一国二币”的文章内，我指出要保存现有的二币制度，外汇管制是需要的。姑且不谈贪污，一国二币的制度会加强外汇管制的顽固性。表面上是要外来客付高价，多赚一些外汇，但效果却是引狼入室。外汇管制所能带来的不良效果，罄竹难书，这里不便详述。我们要问，除了便利贪污，除了一国二币有大可怀疑的表面“利益”以外，外汇管制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的答案是，半点好处也没有！有的就是一些肤浅的谬误。
张氏定律不幸言中
有人认为若中国一旦解除外汇管制，人民币币值会大幅度下降，这对国家的面子是有损害的。但几个月前黑市汇率是一百港元换四十五人民币，几个星期前是六十三，今天已是七十二了！在几个月前我跟朋友打趣说，我又有一个“张氏定律”——人民币兑换港币的公价每跌一元，黑市就跌五元！其后几个月的转变，竟不幸被我言中！
在三年前，当佛利民访问中国之后，我写信向他请教了一个我解决不了的问题。我问：“根据我的不完善分析，假若中国解除外汇管制，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市价会比黑市价高，但这显然跟书本的论点不同，为什么呢？”他回信说：“这是因为在公价汇率下，中国仍有很多物品较外地便宜；解除了管制这些物品所含义着的高价值汇率就会生效。”名家所见，果然不凡。
有人认为外汇管制可协助政府积蓄外汇。暂且勿论这积蓄是否明智，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若要积蓄比外汇管制好的办法不胜枚举。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有任何人会跑到银行里说：“请你们禁止我提款，因为我会因此而增加积蓄。”
另一个谬误，是认为外汇管制可约束入口消费，可鼓励国内的工业发展，及可减少中国对外的依赖。这些观点，不仅是违反了经济规律，绝不明智；就算是要达到这些目的，直接以关税或限制入口数量，比外汇管制高明得多。
最无稽的谬误，莫如那认为在外汇管制下，人民币的价值就愈高，因而表达了经济的强盛（一说人民币比台币值钱，所以中国的经济比台湾好！）。姑勿论目前黑市汇率的尴尬情况，若中国真的要加强人民币的币值，将现在的一百元改为一元还不容易吗？
谬误多多以此为最
在金本位制度下，以外汇管制来阻止黄金外流，虽是下策，但为了要“安定”币值，下策也是无可奈何。没有金本位或“外币”本位，中央银行自行约束货币的数量，是唯一可以安定币值的办法。外汇管制要来做什么？除了便利贪污及以一国二币来推行价格分歧，我实在想不到外汇管制有强可成理的用途。说是要使外国付较高的物价，也是错得离谱。人民币的公价高、市价低，外商就迫着以外币议价，利益何在？若要收高价，直接提升物价是简单得多。在五花八门的谬误中，我以为最容易被人接受的，就是外汇管制可减少外贸赤字，因而会给社会带来利益。但问题是，若没有外资进口，外贸怎可能有赤字呢？贸易赤字是因进口大过出口而起的；但若要进口，就入非有出口不可。没有管制，不谈资金流动，赤字何来？正如在香港做生意，或甚至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怎可以长久地入不敷出？若有人能长久地做到入不敷出——他的享受能长久地大过他的生产贡献——何乐而不为？对外贸易并不是政府财政，可以长久地以赊借渡日，先花未来钱。
假若我们考虑到资金的进出口，情况就不同了。举一个例。近几年来美元在国际上大幅度升值，使美国的外贸赤字激增。这庞大赤字怎可以存在呢？答案是，在同期间美国有庞大的外资进口，在高息下，在美国存款、买股票或债券。列根总统幕下的经济谋士所担心的，不是赤字的本身，也不是外资进口，而是这些进了口的外资，大部分不是投资在地产或生意上，而是集中在可以赚取利息的财务投资。他们担心的重点，就是这些外资可以急去。若这些极易流动的外资一旦大量撤离，怎么办？
资金的进口，是可以支持外贸赤字的。但除此之外，贸易赤字就难以产生。中国若解除外汇管制，取缔一国二币，，让外汇自由浮动，情况会怎样呢？答案是，人民币会有一次大贬值（其下跌幅度会小过黑市汇率），其后中国政府若能约束货币的增长率，更大的贬值就不会再发生。外贸是否会有大赤字，就要看外资的进口多少而定了。解除外汇管制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屈指难算。
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要投资在中国财务上赚取利息的人，显然是少之又少。要争取这种外资，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才能做到，更何况在有外汇管制的情况下，进了口的外资不一定能出口，有谁会对中国打主意？但因为中国是百废待举，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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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30 19:07:47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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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