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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中国的前途》

的转变对中国的前途有决定性。我想，问题既是重要而所需的资料却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作一些不够严谨的推测，也有所值。
且让我在这里补充两个假设。第一、改进制度的有利效果愈是间接，要知道这效果的迅息费用就愈高，这是会阻碍制度的改进。第二、制度的改进在表面上愈似“资本主义”，反对的压力愈大。现在我试将四个问题作分析。
甲、纠纷问题目前农业包干制是以合约形式施行的。以合约的形式代替地契，在中国现有的政制下很重要。这是因为合约可让土地“私有”而还能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共产”的形象——地主仍是国家（或群众），与现有的中国宪法没有正面冲突。
但困难的是，包干合约既无固定的形式，而又因为很多农民不识字，不少合约是口头上的协定。这种不严格的合约，在合约条件不一而在经济有速变的情况下，纠纷的涌现在所难免。若是用上有固定形式的地契，不识字也无伤大雅；况且地契的条件一向都比合约容易界定权利，这是会减少纠纷的。但若采用地契，在形式上就会是明显地属于私产或“资本主义”。
据以上分析，我认为地契的采用不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会发生的是A书面合约会渐趋普遍，B合约的形式会较为划一及C合约的条件会逐渐近乎地契。只要有关的人都能利益，修改合约并不困难。我认为这修改是会发生的。
纠纷的经济效果很直接，不能置之不理。我认为中国在不久的将来是会尝试法治的。困难是，法律及审判的设立及施行，费用不菲，而中国目前的认识并不普及。因此，法治在三几年间难有大成。在过度期间，纠纷的解决，仍会靠干部作判断，仍然要论纪律与服从，走后门及贪污的行为仍会存在。令人引以为忧的，就是贪污既可使干部得益，法治的推行就多了一重障碍。
乙、使用权的问题以市价传达迅息，然后由农民运用自己的所知去选择产品的种类，是私产制度中一个较重要的功能。迅息费用的下降可减少因决策错误而引起的浪费。在包干制下，个人选择土地使用的自由已开始萌芽。最近三中全会的决定，是会帮助个人“自作决策”的继续放宽的。
土地使用选择自由受限
比较困难的，就是那些在间接地约束自由选择的局限。例如现有的耕地包干年期是三至十五年，要在该地种植果树的农民怎么办？种果树的最长年期为五十年；问题是，这不同年期会不会鼓励农民不依市场的规律而去选种果树？换言之，以植物不同而异的合约年期，是会间接地影响了土地使用选择的自由。
在私产制度下，农业轮植的图案，一向都是多彩多姿。据说中国传统的轮植方法——有些是长达七年的——不少因大跃进的“改革”而失传了。轮植选择的重要性往往不明显，但若没有固定而长久的权利界定，合乎经济原则的多种轮值就难以广泛地采用了。
丙、收入权问题 “独享其劳”使人勤奋，是一个很直接的效果。这是中国近几年来在农业制度上加大改革的主因。在包干制下，我们仍可见到有两方面是会影响农民收入的权利界定。其一是三项征收，其二是价格管制。
包干制度下税制重要
三项征收的公粮是税；公余粮也是被逐渐改为税的性质。抽税对经济的不良影响，众所周知。但政府是要存在的，而固定税额是界定人民收入权利的一个好办法。所有迹象显示，征税的制度在中国是会逐渐被广泛推行的。但在农业的包干制下，困难有二——
约定的税收是以实物计，付钱的多少要以物价调整。但价格的高低不是白纸黑字那样清楚。若政府滥定价格，农民的权利就起了混淆。另一方面，依照一般的包干合约，农民是有权交出实粮的。若农民在某些定价下大都选交实粮政府怎么办？合约的改写看来是难以避免。（在这里我要指出，以分账的方法征税，肯定是有极大的不良效果。）
目前的包干合约所定的征收，在合约与合约之间并没有一些有系统的准则，这对税收的推行是个障碍。以地的种类及大小，作为厘定税收的准则，是上策。虽然这准则是近乎“资本主义”，但因为其他的准则敝端甚为明显，我以为将来在改约时被采用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只要双方有利，改约是不用等到合约期满。
“集体提留”中的福利金及公积金，也是可以削弱农民享受收入的权利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这些征收牵涉到转让权，我打算在下一篇文章作补充。
转谈价格管制。近几年来自由市场的扩大，及最近三中全会的公布，都显示市价渐被重视。但中国的执政者对价格上升及价格波动还有“恐惧症”。他们既打算“放宽”价格管制，又打算“安定”市价。殊不知价格若被“安定”，其传达迅息的重要功能就消失了。很不幸，这些效果是间接的，并不明显。另一个隐忧，就是因货币供应增加而引起的通胀，很可能在短期内转急。执政者不怪自己的不负责，反而怪责市场的贪婪，从事价格管制，是常见的事。在中国目前的重要改进过程下，若因通胀而严厉管制价格，经济发展就言之过早了。（美国在七十年代的经验是前车可鉴。）
但我以为要管制国营市场的价格容易，要管制私营市场（即自由市场）的价格就极困难，非用“酷刑”不可。中国人“炒黑市”的本领，举世知名——这种天份就算是文革也革不掉。
第四个问题——转让权问题——最重要。待我下一篇论衡再分析吧。

大搬迁的压力
张五常
84年12月5日
中国十亿人口，八亿以上是农民。假若中国要在二十年后有足以炫耀的经济表现，以我个人的保守估计，在这二十年间必须要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迁到城市里去。这个“大搬迁”牵涉的数目等于八十个现在广州市的人口。在这迁徙过程中，小城镇会扩大，新城市会出现，而迁移到现有的大城市的会近二亿人！假若这个大搬迁不出现，经济现代化就难有大成。理由很简单，任何一个在经济上比较先进的国家，农产品消耗的总价值是不会在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但若要在农村内大量增加农产品以外的工商业产品，就会因费用奇高而难以办到。
我不是建议中国当局要开始策划一些庞然大计，招兵买马，引进外资，在城市盖上高楼大厦，然后上山下乡，用精明的干部从农民中大量挑选适于工商业的人才，然后以徙置的办法，把他们安置在城市，分派工作单位。这是绝对行不通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改变制度，让大搬迁由市场自动调节，由人民自己开动脑筋，自由选择，顺其自然地进行。一个骤然看来差不多是无法办到有大搬迁，只要制度一改，对症下药，其发展的顺利及神速，是会超出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私产制市场调整神速
对症下药的药方，就是要让资产有自由转让或买卖的权利。自由转让是有着几个重要的物征。第一、买卖转手时私下议订的市价不可有任何管制；第二成交量不受任何约束，而每一个人都有权大量积聚任何资产；买卖所用的合约形式要全由交易双方自由选择；第四买卖不需政府批准，而在交易转手时，政府不可征收手续成本以上的任何费用；拥有可以移动资产的人，有权把资产迁移到任何地方。真正的自由转让权是一定要基于资产有私人使用权及私有收入权的存在的。我可以说，转让权是达到私产制度的最后一步，也是最重要的关键。
有了自由转让权，大搬迁的顺利进行，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日本明治维新（一八六八年）将土地加上了转让权，农民及武士就大量涌到城市。明治政府事前不知道大搬迁会发生，没有半点策划，但跟着的惊人经济增长率，一年之内就极其明显！较近的例子，我们可举七十年代中期，美国因原油价急升而引起不少人民迁移到较温暖的地方。加州]德克萨斯州及佛罗里达州的人口急升。这些地方的政府在事前也全不知情，也没有特别策划。暧的地区地价起，冷的地区地价降，没有什么大不了。在私产制度下的市场调整，反映之快之准，是远胜任何政府的策划。这是因为市场是靠无数人的信息组合，通过市价，不共谋而传达了可靠的迅息。每个人看看油价，看看地产市价，看看就业机会，自作打算。但每个人为自利而行，他就无可避免地影响了各种市价——包括房子的租值及劳力的薪酬——而通过市价的转变，重要的迅息就传达到其他人那里去。地产发展商、工商业专才，看看各种市价，见有利可图，就会急不可待地大展拳脚了。若是没有私产，没有转让权，怎能会有各种市价的指引？没有市价的指引，就没有了个人自动自觉地采取行动。要靠政府从事策划，下令人民服从，由中央指导大搬迁，怎会不弄到一团糟？当然，在市场指导下的大搬迁，某些公共服务——例如马路的建造——由政府办理是可以的（但美国有一个城市，马路由私人供应很成功）。读者可能要问，为什么这大搬迁，在中国一定要发生才能有可观的经济增长呢？在农村里增加工商业不行吗？这可能正是中国执政者目前的想法。他们正在提倡“离土不离乡”，鼓励农民从事农业以外的其他生产。行得通吗？
人口集中费用下降
要增加生产，决不是只要鼓励人民勤奋就可以办到的！辛勤要有所值。同样重要的，增加生产要减少费用。工商业的发展要人口集中；农业的发展要人口分散。此一自古皆然的规律，是有着很简单的理由。别的姑且不谈，单从水、电、交通、通迅、财务、广告、学习、交流、聘请及招租等各方面看，以个人平均计，有哪一项不是因人口集中而令费用大量减低？又有哪一样对工商业不重要？“离土不离乡”无济于事！
自由转让权容许农民将他们现有的“包干”合约所包含着的地权出让，将他们在土地上的投资出让，换取得一些本钱，迁到城市内一试身手。转让权容许他们用租或买的方法，在城市内能容易地找到栖身之所。转让权也容许他们在城市内自由选择职业或雇主，或学做小生意。没有自由转让权，农民就会觉得离乡有害，到市无门。大搬迁就不可能自动地发生了。
地主资本家会出现
撇开大搬迁不谈，资产的自由转让权，以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衡量，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转让权能使社会的每一个人得到市价的指引，去选择自己认为是比较优胜或成本较低的生产专业。转让权容许各种不同形式的合约选择，能使交易费用下降。转让权容许辞职及解雇，因而减少了保障承诺的费用。转让权容许各种合作生产的安排，扩大了不同生产方法的选择，使生产费用下降。转让权也容许每个人选择自己财富资产的组合，替自己及儿女的前途生活加上保障。明治维新或任何私产制度的经济成就，可不是侥幸的。
问题是，以上提及的转让权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都是间接，且不明显的。在今日的中国，执政者大都以为只要人民能勤奋，现代化指日可待。这观点是错的。他们又以为将市价放在消费品之上，市场的发展就指日可待。这观点是有了进步，但他们忽略了生产资源的转让及市价更重要。
不明显的间接效益，执政者难以明白，因而减少了说服力，阻碍了资产自由转让的发展。这经验可不是中国独有的。据我所知，在历史上，资产转让权是任何经济“大跃进”前的最后一步！很不幸，跟其他共产制度一样，中国还有一个特别困难。这就是转让权所能引起的直接而明显的效果，在表面上显然是“资本主义”；这会引起反对，难被接受。那就是说，若资产可以自由转让，大地主——包括那些借钱买地的大地主——及资本家——包括那些欠债累累的大资本家——就会出现了。
合作社交易费用高
资产集中是转让权其中的一个可能后果，这是中国执政者知道而反对的。受了马克思的影响，他们认为“大地主”及“大资本家”会从事剥削劳力——“剩余价值”就会死灰复燃。他们可不知道，“大地主”及“大资本家”都可以是一穷二白（在目前的香港着实不少）。他们更不知道转让权是避免剥削的最有效保障！香港劳力工人可以辞职来避免被“剥削”；中国的国家职工却因为缺少了转让权而无法辞职。
明显的效果误导，不明显的效果被忽略了，是目前中国对转让权加上诸多限制的原因。农业的包干制只容许某种程度上的转让，但也引起了反对“走资”的言论。现在中国又开始提倡农村“合作社”，协作资源的组合及“集体提留”的处理。合作社能保持“共产”的形象，但以这形式作转让，交易费用实在是太高了。
资产转让举足轻重
在今天，我可以很肯定地指出中国经济前途的关键所在。资产的转让权若不被大量放宽，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只可翻一两翻，再多就不可能了。但若要让多种重要的资产自由转让，共产的形象就保不了。中国的执政者是不会轻易地放弃他们的四个坚持的。另一方面，经济的压力非同小可，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搬迁的压力。“反对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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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30 19:07:47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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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