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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中国的前途》

分别。前者不惜大错而去推行一套理想——错了之后也不肯认；后者却脚踏实地——几年来中国农村的多次改革，每一次都是基于有成功的先例的（虽然香港前途的“一国二制”建议是一个明显的例外！）。
大锅饭制溃不成军
一九五八年初，在毛泽东的号召下，整个中国的农村在短短几个月间改为人民公社。歇斯底里的狂热及跟着数以千万计的人的饥寒交迫，不堪回首。在这个制度下，每一个农户的土地、畜牧及工具都被改为公社所有，由中央发号司令，县干部指导生产。每个农民都要“各尽所能”，然后由大锅饭供应“各取所需”。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无产”制度，以等级及计划作指引。这也引起了公社与公社之间以“天文数字”竞争生产。结果怎样不用再提了。“大锅饭”制度行了几个月就一败涂地。其后出现了公社公分制。在公分制下，种植是由“等级”作决策；生产所得，除去了政府及公社的三项征收（下文将补作解释），余下的就按每农户所得的工分多少而分配。这些工分是以每农户的工作时间多少来计算的。在公社工分制下，一同分享征收后的总生产有几千农户。到了一九六一年，生产大队代替了“公社”制，但仍是采用着工分分配。生产大队的主要分别，就是每队减少至数百农户。不久后大队就改为小队，每队以工分分享收获的减至二三十农户。虽然在刘少奇时代“包产”制度曾经出现，但并不普遍。刘少奇下台后，生产小队的形式大致上被施行到一九七八年。
勤劳所得他人分享
工分制可以算是一个“中锅饭”的制度。这并不是指在公众饭堂进膳食（大跃进的初期是的）。我所指的就是在工分制度下，一个积极生产的辛勤农民的贡献，会被其他农民分享；另一方面，一个散漫懒惰的农民，可以分享其他比他勤劳的农民的贡献。这是因为同样在田“工作”八小时，是否真的从事生产并不容易监察。在近代经济学上，这些监察费用是交易费用的一部分。在农民不能被解雇及监察者不是业主的情况下，这些费用“高不可攀”（监察特别困难），农民岂有不散漫之理？
换言之，工分制（公社工分、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是一个没有地主的佃农制度（Sharecropping Without A Landlord），生产下降是必然的。但总生产量从何而定，是一个极困难的经济学问题。这个问题在一九六八年我曾和艾智仁（A . Alchian）在芝加哥花了不少时间也解决不了。可以肯定的，就是将总生产瓜分的农民愈多，工作散漫的行为愈甚。这解释了为什么“公社”要被分为大队，大队又要分为小队，直至后来是“到户”、“到劳”为止。这其中是有着一个重要的经济含义。假若监察费用不存在，在工分制下农民的积极勤奋是会跟私产制度相等。监察费用既然存在，没有私产制就要将工分改为“到户”来鼓励勤奋。这种减少分享的方法，是向着私产其中的一个特征走。但在农作耕耘，跟其他生产一样，个人所占用的资源太少就难以分工合作，这会使个人生产下降。怎样改进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要采用其他的私产特征——转让及雇用权——这些是最近在“大包干”之后的重要转变，下文将会叙述。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在生产小队期间，农村里是有小量“自留地的”。以面积计，这些“自留地”的生产价值，估计是高出公地的五倍。自留地的产品不被工分分享，可在自由市场出售而不受价格管制。这些自留地不仅是有力地帮助了农民的生活，也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毛泽东死后的变化
毛泽东死后两年（一九七八年），“包产到组”制度开始实行；一九八零年末，“包产到户”及“包产到劳”就开始盛行了。这些“包产”制最普遍的时候是一九八一年，占全国农民百分之五十三；其后就急速下降，转为“包干到户”。到了一九八三年初，“包干”制占全国农民百分之七十九。
“包产”是由干部或队长跟农户以合约的形式议订一个定量的产额，这定额大约是过去三年的平均产量。若收获的真正产量是比这包产额为高，那额外的产量就由农户独占，（包产到户到组“是有四、五户的额外产量是由户与户之间议订分享）。包产到户额之内的收获，除去了三项征收（大约百分之十至二十，下文解释），所余的就要依农户的工分多少而跟生产小队的其他农户分享。举一个例，假如一个农户在他有了界定的土地内生产了一百二十斤，包产量是一百斤，三项征收共计十五斤，那么该农户可独占二十斤，而他所生产其中的八十五斤是要混在其他农户同一部分的生产，然后一起以各户的工分多少而瓜分。
比起较早时的“生产小队”制度，包产到户有三个重要的改变。第一、包产制度是经农户以私定合约形式，由政府授权生产。第二、合约与合约（或户与户）之间的耕地是被界定了，持约者有权禁止外人使用他约定的土地。第三、工分的决定已不再是以工作时间计，而是以包产内的产量高低作决定。一小队中的每个农户的收获都能达包产额，工分就没有什么用处（虽然有时工分是伸展到额外的生产或农产以外的产品）。那就是说，在包干制下，分享收成的机会不多，所以只能算是“小锅饭”。
据以上的分析，在包产制下，因为工分而削弱农民的勤奋意向的因素是不大的。但工分制仍然有两个大缺点。第一、手续麻烦，且会引起纠纷。第二、有工分的存在，农民不能独自选取择产品的种类。这是因为在工分制下，每个农户的产品（有）（原文是“是”——贴者注）会被分享的可能性；若能私自选种，每个农户便会选劳力较少的产品。到了“包干到户”，工分制就取消了。
包干的“干”，是指三项征收。在包干制下，“干”以上的产品都有归农户独占。三项征收是公粮（亦即是税），公余粮（下文解释）及“集体提留”。后者包括甲、福利金、及乙、公积金——用作公众投资的（例如公用水利）。在一九八二年，这三项征收大约是包产额的百分之十至二十。公余粮是政府以非市价的廉价收购的；收购运到国营市场以廉价出售。在一九八一年，政府的收购价提升百分之二十五；其后农产品供应有增长，所以有一段时期政府的购价超过市值，尤其是农民交给政府的不会是上选的产品。
包干制的重要性发展
在包产及包干的制度下，农民独占的产品当然是多交自由市场发售，不受价格管制。这解释了为什么近两年来自由市场的成交量突飞猛进，而国营市场则日渐式微。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认为最近三中全会所建议的解除农产品的物价管制，只会引起“表面”上的急速通胀。真正的物价上升，早已发生。现仍存在的国营市场，将会寿终正寝，是不难推断的。（更正确的经济学观点，就是真正的物价不仅没有上升，而是下降了。这是因为物价在被广泛管制的时候，市民要排队几小时，或千辛万苦走后门，才可以买到一些比较好的农产品）。
在包干制度下有几个重要的发展。
因为没有分享的约束，农户可独自自由选择种植的种类。在合约上，“干”的量是固定的，以产品计。但农民可以用钱购买交给政府；因此，政府只要能收钱，足以购买到约定产品的固定“干”量，就不再麻烦农户了。因为“干”是以实质产品计，物价有变动，农户要付的钱就会被调整。虽然公余粮在未废除国营市场之前的处理我不大清楚，但以钱为“干”是会促进一个较完整的税务制度的发展的（以粮为“干”在目前的一部分农户中仍然存在）。
包干合约的年期是比包产的长。在目前，一般农产品的合约可达十五年；种植果树及林业的可达五十年。
包干合约是可以转手的。这种权利买卖叫“转包”。在不许可的情况下转包已发生；到了一九八三年转包是正式地被许可。虽然转包的价钱是有着管制，但“台下”定价时有所闻。据说有不少“包主”是生产小队的队长。一个可靠的实例，是一个昔日的队长以转包的方法，组合了一百二十亩地。
在一九八三年，雇用劳工是被许可了的，但最多只准雇用七个人。事实上，违例雇用过百的例子，官方资料曾有报道。在上文提及的一百二十亩的实例，雇用的劳工是八十人。看来现有的最多雇用七人的规例是将会被放宽。
独享其劳尊重市场
在这篇文章里，我以粗枝大叶的形式，追述了二十七年来中国在农业制度上的重要转变。从大锅饭至中小锅饭以至无锅可言，分享的人数逐渐减少，以至私人独享其劳。这显示中国执政者是会体会到“分享”对勤奋的削弱，体会到在共产“制度”下因监察费用过高而引起的不良效果。权利年期的延长，反映了他们能体会到权利保障与投资信心的关系。让农民自选取产品的种类，反映了执政者逐渐明白迅息费用的节省，是要脱离“中央”的领导的。而市场的采用，是迅息传达的重要因素；这点他们显然也有了领悟。转包及雇用（二者都属转让权）的许可，反映了执政者是开始了解专业合作对生产的重要。虽然在这些“许可”下还有不少对生产有碍的规例，但在短短两三年间，这些转变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大致上包干制可算是私产制。这是因为在包干制下有土地的权利界定，有劳力的权利界定，也有投资的权利界定；这制度也让收入独占；土地、劳力、投资也可以转让。当然，目前的包干制仍然是与健全的私产制度相去甚远；这是下一篇《论衡》的内容。至于“包干”制是否被称为“私产”制或“资本主义”，在我个人来说，黑猫、白猫任择其一并不重要。
注：很多朋友都提供了这文章内的资料；我要特别感谢蔡俊华，没有他的帮忙，这篇文章是不可能在一星期内完稿的。依照行规，文内的错漏是由我个人负责。

中国农业制度何去何从
张五常
84年11月22日
我一向强调预测（Forecast）跟推测(Prediction)是有着重大的分别。前者是靠水晶球的指示，或是根据某些数字或趋势而延伸；后者则是以科学方法解释现象的发生。推测是要假设某些情况（或局限条件）的存在。若假设了的情况有所转变，被推测了的效果现象就可能不发生——理论却可能仍然是对的。只要有关的局限条件能被适当地设立，而在分析中逻辑又够严谨，经济学的推测是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准确性。
话虽如此，推论要做得好着实不易。撇开逻辑不谈，单就要将有关及无关的局限条件分开，而又要审查有关的是否跟事实的情况在大致上吻合，工作的艰巨就难以为外人道。经济学究竟不如物理学或化学，可在实验室作研究。以社会作“实验室”，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科学上的任何推测，都一定要有“确定性”。推测若不肯定，就没有被实事推翻的“可能性”，那就算不上是推测了。
农业产权结构已起巨变
遇上中国前途这等大事，我要试作推测——那就是说，对中国的前途试作解释——是很自然的。我以上稍谈科学方法论，是希望读者明白为什么有时我的推测是那么肯定（不管是对是错，不肯定就没有推测可言），而有时我的推论只可算是探索（局限条件及现实情况太复杂了）。（事实上，经济学者之间的纷争，十居其九都是因为局限的假设不清楚。）
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一书内，我假设了中国继续门户开放、增加生产及保持政局安定。在这些情况下，经济理论允许我们指出几种不同的交易费用的必然转变。我所得的主要结论，在三年多后的今天，仍可一读：“中国可能永远不会以“资本主义”国家自居，甚或使用“私有财产”这一字眼。我的推测是，中国将来所采用的产权结构必然与私有产权制度极其类似。……在此我必定要对这个推测加以注释。资源的私有使用权及转让权，有程度高低的分别；另一方面，没有任何国家会将所有资源完全由私人拥有。当然，我不会极端到推测中国会将邮政局、公共交通或石油资源——一些政府能以较低费用维护垄断的部门——转到私人的手中去。但我却可以推断，在未来，劳工、生产工具、机器、建筑物，甚至土地，将会有若干程度的私有使用及转让权。”
在大致上，以上的推测已在农业的制度上应验了。最近三中全会所公布的政策，是要将类似农业的“包干”制度向城市的工商业推行——虽然正如以上的推断，还有不少比较容易维护垄断权的企业，将会继续国营。要将城市的工商业改为包干制或近乎私产的制度，困难要比农村的改革复杂得多——这个问题我将会另文分析。（见本书45 - 50页）
法治在短期内难有所成
虽然目前在农村的包干制是有着私产的大概模式，但在很多重要的细节上，值得改进的地方仍是不胜枚举。要以经济理论去推断这些细节上的转变，就要远比推断大概转变来得复杂。前者所需要的资料有很多我是没有的。但细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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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30 19:07:47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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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