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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中国的前途》

。据说中国大酒店的总建筑费用大约是一亿一千万美元，跟香港差不多。虽然国内的工人工资远比香港低，但考虑到种种困难，这成本实在是难以苛求。这酒店的建筑与装修的主事人的魄力是令人佩服的。
曾几何时，几位在中国设制衣厂的外商不约而同地告诉我，要在中国出产合乎规格的成衣是难于登天。中国大酒店的建造，却显示事有可为。形容这些港商是冲锋陷阵，奋不顾身，应该是适当的。
中国大酒店是由六位港商合资，都是甲级的生意人物。要是他们在这项投资上损了手，其他的外资岂会不望门兴叹？大致上，该酒店的中港合约为期十五年（启业后起计），其后港方就要将酒店交还中国。港商出了百分之三十的现金，其余的资本是借来的。收入的盈利是要先归还本息。在一年前的估计，将全部本息归还（连港商的现金本息）大约需十至十一年。余下年期的盈利，中方与港方平均分账。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任何在利息以外有收入的投资都是好投资。港商明白这一点，但我却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认为在五年前这项投资是上算。这是因为任何投资都有风险，而在中国投资的风险要比其他地方大得多。本息归还是十年后的事，依照中国以往的左革右革的经验，血本无归的可能性是不小的。更重要的就是在五年前（酒店合约的签订日期是八零年四月二十日），美国的万无一失的除去通胀的实质长线年息利率高达十至十二厘！中国大酒店怎能胜过当时的美国债券？所以港商在当时的决定总是给我一点“爱国多于爱钱”的感觉。
有钱赚比口号有说服力
以目前的形势衡量，这项投资是上算的（虽然仍是及不上在当时买美国的长期债券）。这是因为有三个比预期好的因素。第一、比起几年前，利率是有了大幅度地下降。第二、酒店范围内的办公及公寓大厦（尤其是办公的那一部分），收入比预期的好。第三、因为客似云来，酒店本身的房租升得比预期的快。假若现在的形势不恶化，归还本息的日期大约是减少了两年。
对外商而言，有钱赚的讯息，是远比任何口号有说服力。这是中国大酒店及其他赚钱的外商所作出的常被人忽略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我认为中国的执政者应该从中国大酒店及其他外资的经验中体会到宝贵的启示。他们应该体会到国家职工制的一无是处，应该开始明白自由择业及转业所含义着的劳力私产化的重要。他们应该了解到国营能胜私营的生产或服务，是很少的。他们也应该考虑若将土地租出或卖出给外商，合约容易处理，而外商更能尽展所长。地租或地价的收入，就会因为交易费用的下降而比他们现在所预期的可观，而后者更远为干脆。但土地是不应该由政府待价而沽的——政府要尽可能让资本落在善用者的手上。（若香港老早用上近十年来的补地价政策，经济就不会有今日的成就。）将土地私产化，让投资者在市场上竞争，得益的是消费者。
赚钱对社会有贡献，但急功近利可能有害。中国大酒店及其他外资在国内所施的压力，中国政府是不应该因小利而反抗的。合乎经济原则的做法，不是反抗外资的压力，而是将国营企业私产化，与外资竞争。最近深圳菜农事件的处理，就是一个因小利而反抗外资压力的例子。因小失大，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好处。
一九八五年五月三日。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张五常
八五年五月十七日
香港与中国之间历来的关系，是少有的传奇故事。但可能因为香港是弹丸之地，既无可战之兵，亦没有在国际上有半席之位的政客，历史学者总认为香港不值一提。外国的小说作者倒是不肯放过香港的。但小说归小说，奇的不传，不奇的却传得奇哉怪也。甲午（鸦片）战争前后史实的资料，在美国某些图书馆内是极详尽的。在大学念书时，我曾经花过三个月，用这些资料写文章。一般人都不知道，鸦片战争是因为英国政府取消东印度公司的专利权而起的，与鸦片无关。这件事，东印度公司的年谱及怡和公司两位创始人之一的James Matheson 给英国政府的信，解释得很清楚。林则徐若不烧鸦片，那场仗也是一样会打的——这并不是说英国是做对了。广州几间“公行”垄断了中国的外贸，而多个英商只能与一间公行贸易，英国商人就纷纷建议政府用武力强迫中国开放。鸦片呢？在南京条约后，鸦片进口畅通无阻。竞争激烈，利润就直线下降。到了国民党时期，中国的官商知道不管制入口无利可图，鸦片于是又再被“严禁”。
中国在第一次（南京条约）开放后，外商抢先与中国贸易而弄到焦头烂额，跟最近几年来的第二次开放后，外商与中国贸易的经验，有很多相似之处。要写一本有趣味的书的人，不妨考虑去翻阅旧载，以生动的文字叙述第一及第二次开放后的无知而乐观的外商的故事。除此之外，香港在战前的发展史是不容易写的。这是因为在沦陷期间，日军将绝大部分的档案毁灭了。
制度优劣决定经济盛衰
自光复后，香港就进入了另一个传奇时代。几十年来，大量难民的涌至及迅速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界有名的以资源短缺而有大成的例子。但香港的发展有很多地方是被人误解的。例如许家屯不久前在国内的一次讲话中，认为香港在五、六十年代的经济水平跟大陆差不多；香港的迅速增长是七十年代的事。这观点是不对的。在解放前香港与广州相若，但自五十年代初期起，香港的经济增长就远胜中国。国内的人很喜欢以高楼大厦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许家屯可能是被大厦的多少误导了。他可能不知道除了一两间建筑物（如旧的上海银行），香港政府是到了一九五七年后才准许兴建五层以上的楼宇，而在一九六二年所改的建筑法例又犯了大错，使不少大厦建了一半就停止下来。虽然我找不到许社长那次讲话的全文，我认为他言下之意是对的，假若中国能将制度现代化，她的经济增长率会很惊人。
举另一个例。多年以来我们听过不少关于香港因为各种“特殊情况”而有惊人经济发展的神话。年多前，中国的经济学者钱俊瑞到香港视察后，也就将这些“特殊情况”重述了一遍（见《卖柑者言》内的《评钱俊瑞的香港观点》）。但毕竟这些神话近十年来是越来越少听到了。这不是因为香港的情况不“特殊”而是因为这些情况的转变，及比起其他地方类似或不同的经验，人们都体会到香港的发达是不可以以“特殊情况”来解释的。这不是基于什么理论而是事实的矛盾不可能持久。
自邓小平复出后，香港与中国之间的传奇故事更是说之不尽。在一方面，中国要搞统一，引起了九七问题。因为中港的制度截然不同，将来演变得怎样，学者们是不会放过的。在另一方面，中国开放后香港能对她所作出的影响，也是引人入胜的。今天大字标题的“一国二制”，九七之后会不会变成一国一制呢？香港的人口只有中国的二百分之一，土地千分之一，但财富却达六分之一。将来被影响了的究竟会是哪一边？
外汇的重要性已退居次要
在两三年前，一般人认为香港对中国的主要贡献，是替后者赚取外汇。在当时，估计中国经香港而得的外汇数量是一个热门话题。但这个老生常谈的观点，是越来越少被提及了。这显示大家都体会到香港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多方面的。外汇是次要的。假若中国还是闭关自守，坚持共产政制，外汇再多对她的经济也推动不了。但假若中国推行经济开放，改革制度，重视市场，那么她就要走任何开放经济所走的路：依赖他人而专业增产。说得好听一点，就是要经市场而与外人合作。“合作”与“依赖”是同一回事。香港的发达，就是制度促长了依赖他人而图利的机会。
香港是世界上唯一的中英文并重的大城市，且刚好在中国的隔邻。中国要找外贸的中间人，要引进科技与外资，要招用人才，香港都担任重要的角色。昔日重视外汇的观点日见式微，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开放。又因为中国对外间封闭了几十年，对市场也封闭了几十年，一旦推行开放，在开始总会有一段时间是要多“依赖”外人的。因为地利人和之便，香港能作出比其他地方更大的协助是很自然的。但在中国改革制度的过程中，香港在讯息上所能作出的影响力，可能比贸易合作更重要。远在五年前，我就认为若中国能坚持门户开放，外间的讯息就会使她难以维护共产政制。香港是重要的示范单位。这个被佛利民认为是世界上市场最自由的城市，被一般经济学者认为是经济成功的突出例子，与中国不仅是近，而且是亲。十居其九的香港人都有亲戚在国内。近几年来，单是新春时节，就有数十万港人回国省亲，锦衣日行！
开放的大门不会再封闭
亲朋戚友的联系，可能是传达可靠讯息的方法中费用最小的。在文革期间，中国的执政者要用多种的恐吓手段来加强竹幕的封闭——我们都记得十年前跟国内交流的书信是怎样写的。在今天，虽然还有不少人为的因素，不敢直言，作茧自缚，但中国对外间讯息的开放是确实的。这讯息之门开得很大，转眼之间已是六、七年了。要将大门关闭既不容易，就算是能办到，也绝不能洗却这几年间国内的人对香港的所见所闻。我以为中国对外的讯息大门是不会再被封闭了。
从来没有一个共产国家能象中国那样将讯息的大门开放，也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能象香港对中国那样有说服力。这不仅是因为“亲”、“近”的缘故，不仅是因为香港也有人满之患，而过半的香港人更是从大陆出来的。将香港与中国相比是无可避免的。三年前，有四位知名的经济学者访问中国后路经香港。我问他们：“怎么样？”大家相对无言，过了良久，他们不约而同地轻叹：“不是制度是什么？”因为制度不同而引起的区别，可不是只有经济学者才能体会到的。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学者到国内讲学，可能比不上一个在几年前偷渡来港的散工回乡省亲来得有说服力！
中国制度改革的双重障碍
近两年来，中国着实是发了香港热。研究香港经济的组织如雨后春笋；到香港视察的大陆人比比皆是（读者不妨在星期天的下午到山顶看看）。香港两间大学要招呼的国内团体，差不多是无日无之。因为工作关系，我自己也接待过不少。在跟这些新朋友闲谈中，我发现他们对香港的经济是衷心佩服——香港哪样工商业是世界第一，哪样是第二、第三，他们比我还清楚！（就象美国游客比我清楚虎豹别墅是怎样的一样）。更重要的，就是他们显然是开始知道生活水准不同，主要原因是经济制度不同。
当然关于香港制度的讯息，国内人所知的不一定是准确的——就是香港本身的居民也大都是一知半解。另一方面，，一个知识落后的民族，从早到晚仍然是被政府大事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可靠讯息的蔓延就需要长久的时间了。但理论归理论，理想归理想；活生生的事实所给人们的印象是驱之不去的。关于中国讯息不足的困扰，我实在想不到有哪一种好办法能比“香港”更有说服力。假若香港的示范对中国起不了重要的讯息作用，其他办法就更不用谈了。
我一向认为中国在制度改革的路途上只有两个障碍。第一个障碍是既得益的干部不会轻易地放弃他们的特权；第二是缺乏不同制度的讯息。在后者的问题上，因为香港的存在，我们是有理由乐观的。我常说，共产政制从来没有跟真理开过战；假若者能有一次面对面的较量，我要赌的钱是放在真理那一边的。对中国，香港闪着一点真理的火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迷途已远，回头非岸，来者可追乎？
张五常
85年5月23日
不久前，在一次关于台湾的谈话中，邓小平说“三民主义”在中国推行了几十年，证明是行不通的。“三民主义”是空中楼阁，是否可行只有天晓得。但要说大陆在解放前的“资本主义”行不通，却是对的。问题是，共产制度在中国也推行了几十年，行不通也是事实。
中国的执政者喜欢将共产失败归咎于文革，文革的失败归咎于“四人帮”，但文革之前又怎样了？一九五八年所兴起的大鸣大放、人民公社、大炼钢，比起文革的恐怖，难分上下。在这些不幸之前的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又何尝是一个足以炫耀的制度？若说共产制度时日方浅，那么要等多久才能表达它的“优越性”呢？若说中国的情况特别，私产制度是行不通的，那么特别的地方又在哪里呢？就算不谈经济，纯以主观的伦理及公义的角度去看，共产政制又有什么可取之处？
很多人——每一个人，连我自己在内）都有自己的理想，都会不满现实。不满现实是人之常情，也是促长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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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30 19:07:47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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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