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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中国的前途》

扉页
给雅明·艾智仁
他曾经将自己的产权经济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原文的语序是“了给”——转贴者注）一个中国学生。

前言
这本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收集了我自一九八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到八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在信报《论衡》所发表的关于中国前途的二十篇文章（其中一篇分两期刊登）。其后在五月三十日我发表了《为一丝希望写文章》——我把这篇“后记”放在书本之首作为“序”。
我本来打算在这本书里将文章的次序按题材编排，使读者能作连贯日阅读。但细想之下，我认为依照文章在发表时的先后次序，虽然在题材上有两三处是不连续的，较能反映中国在这一段时期内的转变。为了要使将来研究中国发展的人能较容易体会到今日中国转变的速度及混乱，我就决定不将发表时的次序更改了。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我在一九八一年（八二年发表）所写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中译。这中译最初在八三年一月发表。这次重印，我把文字作了大幅度的修改。英译中很难，译理论更是难上加难——原译中的最重要的关于制度转变理论的那一章，读者一定难以明白。作者自己修译有较精的理解，所以我希望这次重印能使读者较易明白——关于制度转变的理论是很艰深的。
在修改这中译本时我当然是尽量保持原文的内容不变。但细心重读自己在几年前所写的推断中国前途的文章，我恨不得在那时我更能有先见之明。因此，在这结集中我为该论文写了第三个序，向读者指出我在一九八一年作推断时所忽略了的两个地方。我希望将来再有机会写有关中国的前途，将这本书逐部分的加上去。
整体而言，这本书是比去年的《论衡》结集——《卖柑者言》——难读的。虽然我力求浅白，但因为题材预先被决定了，我不可以见有关的理论不适合大众读者就避而不谈，也不可以见内容困难就不写某些文章。但我认为一般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读者，若能细心地将这些文章多看几遍，他们是可以明白的。偶然见到有不明白的理论，置之不理也无伤大雅。
自产权及交易费用的学说在六十年代兴起后，经济学者对不同经济制度的认识一日千里。可惜的是这新学说的演进只能在专业的学术杂志上见到，而关于经济制度比较的课本还是墨守成规，不知所云。《中国的前途》虽然不是长篇大论，不是有系统的论著，也不是一本专业的学术作品，但因为我重复地用产权及交易费用来分析中国的制度转变，我可以说，这本书应该是以这新基础来分析不同经济制度的作品中最详尽的。
中国人写书，一向喜欢邀请读者批评指正。我最不爱说这些客套话：批评是例行公事，无需邀请！外国作者的惯例，是向曾经帮忙的人表示谢忱。这是很应该的。信报将《论衡》隆重其事的发表，不敢言谢。林山木的编辑，赵士英的校对，骆展才的设计，都会令其他作者羡慕。每篇《论衡》都经苏锦玲过目。她有不明白的我就重写。
一九八五年六月张五常于香港
从李子树看中国的产权转变
张五常
84年11月7日
共产制度跟私产制度（或所谓“资本主义”）的基本分别究竟是什么？这个老问题，我们是不容易在书本上找到答案的。历久以来，经济学的分析大都是基于一些私产或近乎私产的假设——经济学者（连马克思在内）对共产的认识实在是太少了。但假若我们不知道这两个制度基本上不同的所在，我们的就无法指出中国在制度上正在改变的重点。在这篇文章里，我想先从产权的角度分析共产与私产的主要分别，然后引伸到与中国及香港前途有关的两个重要含义。
且让我从一个童话说起。有几个孩子在路旁游玩，见到一株李子树，树上长满了看来是成熟而鲜甜的李子。孩子们见这株李子树显然是没有主人（或业主）的，就抢着要爬到树上摘李子吃。其中一个较聪明的懒得动，就说：“李子要是可口的话，怎么还留在树上呢？”这孩子的推测显然是合理的。
约束竞争者的行为
问题是假若这些没有主人的李子真的是鲜甜可口的话，情况又会是怎样呢？经济学的答案是，知道有鲜甜李子可以免费采摘的人就会蜂涌而至，争先恐后，以武力或其他的办法去多获李子；在这过程中，他们可能弄到头破血流，或起码在某种程度上要付出劳力的代价。李子的价值，在边际上就会被劳力或血汗的代价取替。但这些代价的支付对社会什么好处也没有——代价是花费在李子的价值上——所以对社会而言，李子就没有净值可言。一件本来可以是珍贵的资产，因为是“公共财产”（Common Property），在竞争下其价值就烟消云散。这是近代经济学上有名的“租值消散”定律（The Dissipation of Rent ）。（要用另一角度去理解这一定律，请参阅拙作《卖柑者言》内的《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
任何资产（或资源），若真的是没有限制地任人随意使用，只可能有两个相同的结果。一是没有价值的产品（李子是苦的）；二是既使有产品，其价值也会被竞争者的代价抵消了——二者都同样会使资源的价值消失。若一个社会的所有资源都是如此，那么“天下为公”的效果何止是一穷二白，社会成员根本没有可能生存。很显然共产制度并不是把资源作为公共财产，任人随意竞争使用。
从以上提出的资源价值消散的角度来看，若要经济增长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要减低在竞争下的浪费，或是将“没出息”的竞争改变为增加生产价值的竞争。要做到这一点（或要生存），社会就要定下竞争的规则来约束竞争者的行为。这些约束竞争的规则就是产权制度，也就是经济制度。虽然世上所有的规则五花八门，千变万化，但以一般性来分类，大致上约束竞争的办法只有三种。
约束办法决定制度。第一种是以规例限制公共财产的使用。假若一个公有的海滩，或一个公园，都一定有规例约束着公用者的行为。不能在海滩僭建，或不能将公园的花草搬走或毁坏，就是一些以约束行为来增加公共财产的价值的规例。就算不谈这种资源使用办法的各种弊端，这类公共财产是难以出产可带回家的产品的。所以这第一种的约束办法不会被广泛地运用在大量的资源上。
第二类是以界定私产为约束竞争行为的规则。一幅土地可作为私有，有地界，有用途的规定，业主要付某些保障费用。在这些局限下，业主有权决定地的使用，有权禁止外人闯进，有权将生产的收入据为己有，也有权将产权转让或出售。人的劳力及知识，虽然是比较难以量度，也是可以被界定为私产的。
以私产约束竞争行为的一个特色，就是权利的大小是在资源或物质本身上界定或限制的。竞争者要得到私产的使用权，就要付使用费（或租值）。争先的血汗代价，对业主一点好处也没有。业主于是就会使用他的禁制权利去反对这种竞争；他会采用付费高低为竞争胜负的准则。因此，市场是私产的一个结果。至于为什么这种约束制度会被称为“资本主义”不是本文的论题。
以人作为约束单位
第三种约束行为的办法，就是以“人”本身作为界定权利的单位。那就是说，撇开一切有价值的资源，人本身就有权利及权利的限制。在这种制度下，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称为是无产的——这是指没有资源的产权，但人的权利却是一种有价值的“产权”。又因为每个人的竞争力不同，每个人对资源运用的权利限制及产品的享用权利也跟着不同。等级也就由此而起。这种以等级分配权利来约束行为的制度，就是共产。
绝大部分近代经济学书籍都批评或低贬共产制度。但这些论调都有忽略了共产制度的主要成因，也是由于要约束行为，要去减低因为没有私产而引起的资源价值消散。要减少“价值消散”的竞争，既然在资源上作权利界定的办法被取缔，剩下来的办法就是在人身上界定权利。我不可能在这里分析第二及第三种不同的约束行为的办法的各种经济含义。其中有关收入分配及资源运用的含义，我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一书内已大略地作了比较。其他关于权力斗争及言论自由的各种含义，我提出了的概念都大有用场，可以写不少文章。
设法隔离党的领导
但我在这里大胆地向一般读者解释这些比较新的产权及竞争的概念，目的就是要说明这些概念对香港及中国前途的两个极重要的含义。
在共产制度里，撇开所有有价值的资源，人与人之间的权利是不平均的。因此，在法律面前就不可能人人平等。人权既与法律有冲突，法制就难以推行。所以在共产制度下所推行的，就如在军队里，是纪律、领导与服从。又因为难有法治，党政就难以分家。
在香港前途问题上，中英协议在九七后的主要保障困难；就是若中国制度不改，将来管香港的不是“政”而是“党”，不是法律与产权的保障而是纪律与服从。我对中英草签的主要批评，就是英国当局完全没有考虑到“党”与“政”——或纪律（党治）与法律——的分别。假若在九七后中国还是以党治国，又少了邓小平，目前的中英协议就难有保障能力了。几个月前我在《论衡》提出以“公司法”治港，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在某种程度上隔离“党”的领导。
第二个重要的含义，是我近来转为“审慎乐观”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就是在我八月访广州的行程中，我发现权利的界定（约束）是逐渐而肯定地从“人”转到“资源”上。这是由共产转向私产最重要的一步。（下星期我将会以具体的事实向读者解释）。另一方面现象，间接而有力地支持着同一观点，就是干部等级特权所拥有的权利，已是大不如五年前那么显著。***员也是远不如昔日（的）那样高人一等。这些转变，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一书内，我推断了是会发生的。
法治可让党政分家
虽然走后门的行为逐渐减少，但“台底交易”却广泛流行。“走后门”与“台底交易”有着微妙而重要的分别。前者是一种特权买卖，后者算是贪污。，用社会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衡量，彼消此长是一个好现象。贪污的行为大都是因为政府管制自由贸易图利而起的。在贸易受到多种管制的情况下，“台底交易”往往可以促进贸易与生产。最近三中全会所订下的经济方案，在某种程度上是会鼓励“台底交易”转到“台面”上去的。
我认为中国是有诚意推行法治的。但以等级界定权利，法治就难以推行。中国逐渐以资产界定权利，法治的可行性就会被提高。所以我认为中国若真能继续近几年来在约束行为方法上的改进，香港不仅在制度上会跟中国有较少冲突，不仅会因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增加贸易，而又会因中国在法治上有了改进，使“党”与“政”较为容易分家，中英协议的付诸实行，会有较有力的保障。

从大锅饭到大包干
张五常
84年11月15日
中国自1958年初大跃进期间所推行的人民公社（及其大锅饭），至1983年兴起的“包干到户”（又称大包干），是人类历史上从一个极端共产制度转变成为一个近于私产制度的唯一经验。又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象大跃进期间那样极端的共产制度，中国的经验很可能是永远不会在任何地方重演了。
虽然事情的演变很复杂，而在几个混乱的时期中，详尽的资料不易找到；但如今回顾，以粗枝大叶的形式来衡量，中国农业制度的转变是有着清楚地程序，有辙可循。在经济学术上，这个转变的经验是极其珍贵的。将来若有学者能花上几年苦工，小心地搜集及整理资料，再加上深入而客观的分析，将这经验写成巨著，会是经济学上一个重要的贡献。
经验是有价值的；但令人引以为憾的，就是中国所曾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这其中主要的过失，并不仅是因为共产制度行不通，而是因为一个行不通的制度被广泛地在一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度里推行。错有大小之分，同样的经验可向小错学习。毛泽东跟邓小平就有着这一个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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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30 19:07:47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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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