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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新四军失败的主要责任在谁?!

　　1941年1月15日，皖南事变大规模的战斗结束仅仅过去一天，中共中央就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
《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该党内指示篇幅不长，内容却十分严厉，指斥项英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60多年来一直成为评价项英的官方说法与正统"依据"。按照唯物史观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要求，通过多年的研究与考证，我们认为该决定的一些提法和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一）《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对项英在新四军的工作持全盘否定态度

　　《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全面否定了项英在新四军的工作。《决定》一开头就指出："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他对统一战线的了解都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他不认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斗争性，他对于国民党的**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

　　《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认定，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完全是项英的责任。《决定》指出："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军之包围罗网，刚刚开动走三十里，又停下来，在泾县以南之茂林村地方，徘徊不进，让**军逐渐合围，最后，除傅秋涛同志率领一部突出外（但至今尚未脱离大包围），主力约七千人全部覆灭。"皖南新四军北移部队"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时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遂至陷于失败。"

　　《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还对项英个人品德和工作作风进行了严厉批评，指责项英："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决定甚至将项英和袁国平与已经叛逃投靠国民党的张国焘相提并论，称："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在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而失败，全党全军应该警惕，引为鉴戒。当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时，项英、袁国平也是参加的，但随后他们却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

　　根据对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定性，中共中央作出决定：

　　一、"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中长期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否则是非常危险的。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在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而失败，全党全军应该警惕，引为鉴戒。当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时，项英、袁国平也是参加的，但随后他们却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纯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

　　二、"当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处于严重困难关头，蒋介石与国民党实行坚决的**政策之时，我全党全军必须以项、袁为戒，于坚持抗日立场之下，在精神上、政治上，军事上及一切组织上严肃我党我军的阵容，方能粉碎蒋介石及国民党的**进攻，与胜利的进行抗日战争。"

　　三、"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中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

　　四、"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1945年夏在延安举行的中国***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没有讨论皖南事变和项、袁的问题，因此几十年来，《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一直成为对项英评价的主要依据和对皖南事变特别是项英在皖南事变中所犯错误的基本结论。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史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对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研究的深入，在对皖南事变的研究中，学术界对《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人坚持决定对项英、袁国平的评价，如胡乔木即对194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中央在事变
发生后对项、袁的批评基本上是对的"。黎汝清在其自称"不是史书，却可以填补史书的空缺，纠正史书的谬误"的长篇历史小说《皖南事变》的《代后记》中即以此为据，说："中央在决定中批评项袁三年来对中央指示一贯阳奉阴违，并没有冤枉他！" 而王秀鑫则认为，《决定》对项英"指责过分"，"上纲过高"，"不够实事求是"。《项英传》的作者王辅一，则对《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持全盘否定的态度。《项英传》一共列举了《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的七个问题与不足：一，"把项英和张国焘并列是混淆了两类矛盾"；二，"说新四军皖南部队'绕道'北移是'自寻绝路'的观点不能成立"；三，"说项英在抗战开始就同中央在政治原则和军事方针上有分歧的说法不实事求是"；四，"说项英三年来对中央一贯阳奉阴违、反对向北和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讲法不符合实际情况"；五，"党中央、毛主席对皖南事变前形势分析不当和决策上的失误没有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六，"把项英和王明扯在一起是不对的"；七，"说项英脱离群众，搞家长制有失偏颇"。

　　我们认为，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主要是一个总结皖南事变中新四军惨遭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的文件，是中共中央对皖南新四军遭受严重损失向全党全军所作的一个政治交待，并以此告诫"各个独立区域的领导人员"与"有枪在手的***员"，要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能犯与项、袁同样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决定是及时和必要的，对于提高贯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自觉性，加强中央对各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和指挥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也要看到该决定毕竟是在皖南事变大规模战斗刚刚结束的情况下匆忙之间作出的，不可能对情况有透彻的了解，加上对我军遭受重大损失的激愤情绪，难免有些情绪化的语言，因此该决定的一些提法和结论是应该可以探讨和商榷的。

　　（二）项英有无一个系统的"三山计划"

　　项英为什么要选择南下茂林的北移路线？这是皖南事变留下的历史悬案。1941年1月17日，国民政府军委会为其发动皖南事变寻找借口，大肆渲染所谓新四军"擅自行动，非特不向北渡江，而且由泾县向太平地区南窜，企图袭击上官总司令部。"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部在《关于皖南事变的军事教训的总结》中对南下茂林提出批评："茂林是个绝地，正位于青弋江上流两河之间，东西北三面是水，河深不能徒涉，南面靠山，直径不过八十里，有顽军三个师凭借筑垒固守，极难越过。河之两侧尚有顽军四个师分左右翼严密控制。""项南进之本意，即令如他所说：是先对南面包围我之顽军佯示威胁，吸引顽方注意，然后突然东进转向苏南，但一、茂林是个绝地，近在军部咫尺（离军部只五十里），应该知道；二、若只吸引顽方注意，便只能是使用一小部分兵力，而不是全部兵力都开到茂林。" 此后，学术界不仅普遍对皖南新四军南下茂林的路线持否定态度，甚至有人应和国民党的说法，认为项英之所以选择南下茂林的北移路线，是由于他不仅从根本上反对皖南新四军北移，而且自己有一套完全违背中共中央战略方针的"南进"计划。这一主张被称为"三山计划"，即南向天目山、黄山、四明山方向发展，企图进入浙赣，甚至到江西老苏区去，开辟一块与华北、华中三足鼎立的新的抗日根据地。

　　也有人认为，不能用"南进计划"来解释项英在向北发展上的错误。项英的错误主要是在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面前缺乏警惕和勇气，"迟疑犹豫无办法和决心"，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面前缺乏警惕和勇气，以致在新四军发展方向问题上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并没有一个系统的"南进"计划，在后来的实际行动上也没有推行和贯彻这个所谓计划。

　　我们认为，项英率皖南新四军南下茂林，目的不是为了南征闽浙赣，而是为了迷惑敌人，以达到东进苏南"到溧阳待机北渡"的目的。这是有大量的历史事实可以为证的。据当时任新四军军参谋部作战科长的叶超回忆：1940年12月28日军分会会议结束后，"当晚，副参谋长周子昆同志到我们作战科来传达了军分会的决定，要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于1月4日从现地出发，经茂林，然后经榔桥、宁国附近，再向北经十字铺到苏南溧阳竹箦桥地区，待机北渡。" 时任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长的林植夫也回忆说："六日（指1941年1月6日--笔者注）晚饭后，袁国平集合政治部各部处长，报告行军方针。他拿出参谋部所发的行军路线图，指给我们看。上面用红笔划出三条路线：军部走中央，三团走前头，五团后卫，特务团右翼，一团左翼。袁国平一面指点一面说明，最后补充说：'现在他们（指国民党顽固派--笔者注）说我们要进攻黄山，因此军部决定必要时派一个营故意向太平方向前进，把他们部队吸引到那方面去，我们好从这方面撤走。只要走到他们屁股后面，那么我们随便怎么走都没有危险了。'" 1941年5月，刘少奇在华中局和新四军高级干部会议上也说："据我们的估计和推测，项英向南走还是有道理的。……据说，向南走是他们的计划。向南走一下是让敌人注意，迷惑敌人的判断，然后再向东转，钻空隙间突出来。"

　　关于所谓的"三山计划"，即向天目山、黄山、四明山方向发展的计划是一些人没有根据地猜测、臆造的东西。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证明项英在新四军发展方向上有一贯的系统的"南进"方针或"三山计划"。

　　项英、陈毅较早地提出向南发展的战略构想始见于1938年春新四军开始向安徽岩寺集结后给中央的一系列报告之中。
2月14日，项英和陈毅向毛泽东报告说：新四军"目前行动不宜全部集结岩寺"，应"尽可能向前伸出到浙、苏、皖之昌化、绩溪、孝义［丰］、宣城、宁国"等地。6月15日，项英向毛泽东提出：军部及三支队（缺一营）"位置于南陵至泾县间山地整训队伍，以大力争取这一带群众，准备以太平（不含）与泾县、青阳、南陵之间山地为根据地，后方已移至这一区域内。如敌前进，即可依据这一地区在敌人翼侧活动，并在某种情况下，即可派一部队到天支（目）山脉和仙霞山脉发展游击战争"。 6月23日，项英致信陈毅："我们计划在皖南要建立一个根据地……将来在战争形势变化时……利用机会争取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

　　仅仅根据以上电文的内容，就断定项英有个"南进计划"，我们觉得过于武断。因为：第一，项英主张"南进"是基于对华中与皖南抗战形势发展趋势的估计作出的一种战略方向的考虑：日军下一步将进攻浙赣铁路沿线地区，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势必向后方溃退，整个皖南地区将化为敌占区，新四军便可以乘势向南发展，进到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当然，实际上，日军进攻浙赣铁路沿线地区是后来发生的事，而不是在皖南事变前。第二，"南进"是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的，大前提是"如敌前进"，"在某种情况下，即可派一部队到天支（目）山脉和仙霞山脉发展游击战争"或者"将来在战争形势变化时……利用机会争取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等等。这表明向南发展只是作为一种战略构想，一种应对形势变化的方案，谈不上系统地"南进计划"。第三，新四军成立之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曾作过向南发展的指示。如1938年2月15日，针对2月14日项英、陈毅的请示电，毛泽东代表中央书记处复电项英、陈毅："同意十四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础。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 5月1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给长江局、东南分局及项英的指示《中央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中明确要求长江局、东南局："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敌在占领武汉之后，还不会立即结束其进攻，他必定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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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28 16:28:27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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