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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政改”的历史破折号

总有一种旋律在我的耳边迴响，

总有一种历史的记忆在牵扯着我们。

网友们对小文“戊戌之痛，１１０年”的关注，鼓励我萌生出在这方面继续写下一点什么的念头。

２００８，是中华第一份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颁布的整整百年，以此为标志，我们把这一百年左右中华民众的追求、中华政治的演变，称之为“宪政百年”，或未尝不可。平时对这一段历史颇有兴趣又略有涉猎，在这样一个年份自然感慨良多，于是作“百年随感”，并将“戊戌之痛，110年”前缀为“随感之一”。

在阅读相关的史料、相关的文章之际，在感受着祖国沉重而急迫的脉跳之月月岁岁，我的耳边常迴响着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

这是一首被认为“接触到忍受苦难的人民的灵魂深处”的经典乐章。它的沉郁、伤感，它的热切祈愿，深深地感染着我、紧揪着我的心。

“１３３１４３２６５２１５－５３６３２２３７６５－”，它对我的提示，是一种在苦难历史记忆里的忧伤，是一种漫长的期待。而“３１２３１２３５－３５６１－３５６３２１１－”则是一种急切地充满希望的呼唤。

我们走过了宪政百年，我们还将再走一个宪政百年？十年？

当人们沉浸在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里时，蓦然回首，或会发见一种尴尬，一种尚未真正跨入“现代”的愧疚。人们的灵魂深处仍在叹息，沉郁的旋律仍在低迴。

从２００８至于今，世界上曾有几个国家有过我们这样多的“宪法”和宪法性文件？其文本意义多于规范现实的恐怕于今也鲜有。历史的记忆牵扯着我们，使我们禁不住常常热泪盈然。

记下“宪政百年随感”，是一种舒缓、一种寄托，也是一种共勉。在走过宪政百年之后，我们的诉求更加理性，我们天地更加宽广，时代的潮流更加壮阔！

我们的过去，在为我们加油，我们的明天，向我们招唤！

整整一个世纪前的8月27日，中华第一份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颁布。这是从“戊戌”起至王朝覆亡（1898——1911）——大清“政改”十三年中的一个亮点，狂飙一曲中一个音色炫丽的和弦。

事实上，大清的这十三年，正似一部有着三个乐章的“悲怆奏鸣曲”。这个历史长河的短暂区间，以其丰富、激烈、沉重和悲怆，吸引、感染和震撼着众多的倾听者，启发着人们究竟的疑惑和追问。

第一乐章“变法”，象征着残酷命运威胁的严峻阴森的和弦，拉开了政改十三年的序幕。接着是一小段激昂的快板，很快，便被一个撕裂人心的重音撞击得支离破碎，而转入充满悲怆情绪的极缓板。这是一大段极其沉重低徊的旋律，声声血，声声泪，融入到了每一个倾听者的血流里，从而成为他们永远的痛楚，历史的记忆。

历史学家萧功秦认为，“变法”的基本特点是一批体制之外的、有着强烈改革精神和现代化意识的边缘知识分子，突然进入了政治中心，和年轻的光绪皇帝相结合,形成了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精英势力。这一点，以及“变法”的命运，或多或少地让我们回忆起“三十年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无独有偶的是，这两部曲子都是在一个短暂的停顿之后，方开始了它的第二乐章。并且，引领的元素又是或多或少的仿佛。

“新政”展示的是一幅颇为明快的图景。这是一个在结构上标新立异的回旋曲式的乐章，它以第一乐章的主题为主要主题，循环往复，多个插部是对比，是扩展，提示着在第一乐章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升华。

此时，经济改革有了成效，民间资本开始活跃，王朝税收逐年上升，行政体制开始与“现代”接轨，更重要的是，“变法”时尚懵懵懂懂的人们已然醒来，陆续加入到了大合唱中。躁动不安的元素就此若隐若现，既有顺势的推动，又交织蕴积着来自两个方面的情绪——对抗与粉碎。

具有生命的元素不再满足经济与行政音符的引领，从而催动“新政”再次升华——“立宪”呼之欲出。

“立宪”乐章是狂想曲，缓慢滞重的旋律和情绪激烈、速度较快的民间舞曲交替出现。绚丽的音色虽然极具诱惑，激动人心，然而交替的失衡，飘忽的元素被认为是虚伪的象征，终于积聚演变为不同元素间的冲撞。正是从1908年起，加速立宪的上书和请愿一波接着一波，形成高潮，强烈地预示着大清政改的时间已来日不多。

改革，是发起者主导的运动。就在这一年，在失去强势和能够强势领军的灵魂人物之后，主导集团面对左右的夹攻更加进退失据，主导力解构，终至三年后“狂想”幻灭，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个过程中，有限支持改革的官僚集团，最终更清楚的看清了自己的利益，原有的阴暗元素发酵增强，当仁不让地攫取了话语霸权。

这份遗产，就这样悲怆的留给了我们。我们无法挣脱，我们也不应挣脱。

大清的政改为什么会失败，如果策略得当，是否会建造起一个现代的立宪国家？或者，干脆是更彻底更成功的革命，在粉碎中缔造出一个真正的共和国。

虽然历史没有可能，但是，我们在追问可能的时候，却能对今天的选择更多一些参考，更多一些警示，更多一些追求和动力。在倾听这部“悲怆”的时候，人们可能会泪流满面，会胸中激荡，也有人会惶惶惑惑，会紧咬牙关。当主流话语斥责当年飘忽的元素——政改的承诺虚伪、拖延，本质反动的时候，是不是应当来一个逻辑自洽，以完美的现身证明自己，而不至再入拖延质疑的覆辙。

对清末“改革”的痛苦记忆，使人惆怅、使人郁闷。

那的的确确是一场持续的、广泛深入的改革。从19世纪60年代发端的“洋务运动”算起，至清王朝覆亡，由军事、经济领域扩展推至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整个过程大约为四十余年。而能称之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是从1898年戊戌变法算起的大清最后的十三年。1911年，在“革命”的外压、官僚实力派的“内逼”下，在四面楚歌之中，它直接终结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与“政变”。

不少人无数次的追问：它最终失败的最主要根源究竟是什么？

不少人反复的遗憾：“戊戌”成功了、“立宪”成功了，又是怎样的一个了得！

也有格外响亮的声音予以“定论”：它历史地说明了“西方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在中华的不通！
当历史又走过了百年的今天，清末的那十三年仍在困惑着我们。在国人的视野前所未有的宽阔、知识和信息前所未有的充分之今日，在不再“一律”的条件下，这样的困惑且释放出更多的疑问、追问。仅仅是这样一个声音“嘈杂”的事实，就已然折射了历史的进步，同时撕裂着国人的伤疤，现眼了国人的羞愧。其中一些声音还提示着历史的“轮回”。

当然，历史没有“轮回”。

“文明”过去在、今天在，将来也永远在文明中升华！

我们需要的只是：推动它的进程。

“十三年”之前，瘸腿“洋务”

“洋务运动”或可说是清末改革的起点。它秉持“改良”的宗旨，抱着“师夷之技”、“中体西用”的心态，并在经济上走上了一条很奇妙的道路——“国有官办”、“行政垄断”，与后来的计划经济有那么一点“异曲同工”的味道。当然，在这一模式里的经济规模并不大。不过从这里开始，就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没有体制的跟进、没有文化与观念的更新，企图让“官僚经济”激活“富国强兵”无疑是一个梦想。是一个盼着枯萎的枝干生出茂盛新绿的梦想。

当时有一位叫郭嵩焘的“省部级”官员退休后，想办一个航运公司，却怎么也办不成，因为当时兴办交通和金融事业，一律实行批准制。而连郭嵩焘这样的官场中人都没有办法，更遑论一般的商人士绅了。想想看，当把持着审批大权、垄断大权的官僚，不仅大都还对外面的世界不甚了了，更是在弊端丛生、腐败深重的大清官场上久经浸润、“历练”成精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手中的权力还不顺理成章的成为其“寻租”的利器？更何况这样的模式先天地压抑着市场的发育，束缚着经济的活力。

“洋务派”拖着沉重的瘸腿，终于随着甲午的战败而走进了历史的坟墓，其“富国强兵”之梦彻泯灭。

“洋务运动”在“体制”方面，基本没有什么动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还不能与“改革”同语。不过，正是有赖于它，才打开了国人的视野，引入了新的知识、新的思想、新的思维，更为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孕育了氛围，准备了人才，积聚了推力。

郭嵩焘，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退休后并不像以往的“致仕”官员那样安做士绅，而是费心劳力筹办航运公司，从一个侧面显现出了民族资本的觉醒和现代的经济思维；而其所著《使西纪程》，“称赞西洋制度、提出效仿的建议”则在当时更为难得。

康有为，1882年途经上海时，收集阅读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启萌了“变法图强”的雄心壮志。

梁启超，无独有偶，也是途经上海时（1890年），看到了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从此成为他的学生和“变法”的股肱。

办“洋务”时设立的“同文馆”和所派出的留学生，对新知识新思想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

办洋务时介绍过来的“军制”、财税制度，开始渗入“大清帝国”的土壤并有所发育；

办洋务时兴起的新式学堂和报刊，为之后的“改革”乃至“革命”培养了人才，制造了舆论。

......

正是有了这一系列的孕育和铺垫，“洋务运动”的失败，方顺理成章地激发起国人“变法”的冲动，沸腾起改造体制、刷新政治的热血。

哀歌一曲，十三年太短？

“变法”、“新政”、“立宪”，谱写的是清末“政治体制改革”的奏鸣曲。尽管是“哀歌”一曲。

不可否认它是货真价实的“政治体制改革”。从经济、教育、军制，到行政体制，到“国体”、“政体”，它涉及了构成一个国家“政治”的几乎所有方面。

虽然大清统治者的改革动机是“永固皇权”，是皇族和与之休戚与共的官僚集团的长久利益。然而，它毕竟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遗憾的是，正如我们的主流话语所长期苛求指责的那样，当时初步打开视野的人们，也大都严厉地批评它极力“延缓”，没有诚意。

《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一段话或许能发人深省：

清朝已经容许甚至鼓励新利益集团的发展。它已经在形成新风气和创立新制度方面作出了贡献。它已经放宽了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并把公共事务交给公众讨论。至少在1908年前，它能够完全控制新思潮，以防止它们对原有的秩序构成任何严重的威胁。大部分商会、学习会、自治会和其他新的组织的成员依然是忠诚的臣民。但是他们正在开始把自己看成公民。他们对清朝的要求增加了。到 1908年，他们的期望惊人地发展了。例如，只在十二年前，大部分文人感到康有为过于激烈，不得不支持慈禧太后去反对他。但同样是这个清朝的领导集团自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并且超过了康有为曾经打算做的一切，“新绅士”们却立刻断言朝廷还走得不够远，不够快。在 1910—1911 年他们坚持新的要求，当他们不能得到满足时，这些要求就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和更广泛的反清大联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08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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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28 12:39:23 作者：晨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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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