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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曾国藩李鸿章关系

及各路统兵大臣，务当认真选将，就地取材，各就各省按照湖南募勇章程妥为办理。”（《清穆宗实录》卷十二，第53—54页。）这道“上谕”，使曾国藩意识到朝廷对“无湘不成军 ”、湘军将帅半天下忌讳已甚。此其一。曾国藩在辞谢节制四省军事折中有我的兵权太重，须防尾大不掉之患等语。如果曾国荃领兵赴沪，取代薛焕为江苏巡抚，则曾家兵权更重，官势愈大，何以自圆其说？何以对朝廷？此其二。有此二者，曾国藩遂断然变计，决心改派李鸿章统师东下。1862年1月13日，曾国藩致书曾国荃说：“浙江省城竟于十一月二十八日（1861年12月29日——引者）失守，……上海一县，人民千万，财货万万，合东南数省，不足比其富庶，必须设法保全，拟令少荃带水陆各五千人前往。”（曾国藩；《致澄弟沅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803—804页。）

　　自从钱鼎铭“安庆乞师”后，曾国藩为了从薛焕手中夺取江苏地盘，为了攫取“论筹饷为要区”的上海，又考虑到今后用兵苏、常、上海，依靠洋人与苏、常士绅、上海买办之处正多，乃决定出兵上海，与上海士绅、买办合流，壮大湘系的力量。随即，他命令李鸿章招募淮勇，筹建淮军。李鸿章因长期在淮上办团练，淮上团练头目如张树声等，原为李文安的旧部，其他如潘鼎新、吴长庆、周盛传、盛波兄弟、刘铭传等，或有师生之谊，或是旧识。这些团练头目长期率领团练与太平军作战。李鸿章组建淮军，只消按照湘军招兵的办法，统领选营官，营官选哨官，哨官选什长，什长招兵。张树声等团练头目率领的练勇，本来是军事编制，只消挑强汰弱成一营500人，另加180名长夫即成一营。故1862年2月李鸿章已招得刘铭传、吴长庆、潘鼎新等数营。 1862年3月3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在安庆校阅淮勇，标志着淮军的正式成立（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第4801页。）。问题是曾国藩湘军的宗派思想非常浓重，李鸿章在湘军中任机要幕客，压抑感很重。据刘体仁《异辞录》载：“李文忠在曾军时，颇受湘人排挤，毕生心中不免有芥蒂。致先文庄书于左文襄则曰：‘湘人胸有鳞甲’。于彭刚直则曰：‘老彭有许多把戏’。把戏二字，即欧美政客手段”（刘体仁：《异辞录》卷一，第8页。）。那末，为什么湘军宗派门户思想如此浓重，竟容许在湘军中成立一支淮军？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究其原因，有下列数端：

　　第一，出兵上海，湘军兵力不足，必须招兵，这是肯定不移的事实。若大量招募湘勇，另组新军，存在着具体困难。从1854年湘军出省作战以来，弁勇死亡相继。如太平军三河大捷一役，湘军死亡6千左右，以至“湘乡处处招魂，家家怨别”。再如鲍超攻占赤冈岭诸垒之战，弁勇死亡3千以上（曾国藩：《复李少荃》，《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八，第31页。）。长期以来，各路湘军回湘招募补充伤亡，湖南人力消耗已甚，兵源枯竭。1860年下半年，曾国藩致书原湖南巡抚骆秉章说：“湘中弁勇，早取夕取，网罗殆尽，不特将领难得，即招募精壮勇丁，亦觉难以集事。”（曾国藩：《致骆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七，第3页。）更何况安庆战役后，湘、楚军伤亡重大，尚须回乡搜罗炮灰。以湖南的兵源情况论，不宜也不可能招募大量湘勇，另组新军。这是曾属意于李组建淮军的原因之一。

　　第二，曾国藩认为李鸿章是他的得意门生，才干精敏。1860年参劾李元度的风波，咎在自己，李鸿章以去就相争，反映了他的智慧与对自己的忠诚。曾、李之间的师生关系、年侄情分，足以保证李对自己的忠心。

　　第三，曾国藩发现湘军的暮气日深，他认为打下太平天国后，尚须“削平”捻军。北方生活，非湘人所宜。淮勇生长北方，刚劲斗狠，风土亦宜。筹建淮军，将代替湘军“为中原平寇之用”。

　　值得强调的是，他牵头组织淮军，首先在执行朝廷就地招募的命令，足以避免西太后与枢臣对他的猜忌。

　　曾国藩认为薛焕失去沪上士绅、买办的支持，其根本原因是因他不善治军，拥兵四五万，不任战斗。李鸿章赴沪是代表湘系与上海士绅、买办合流的，并且将与洋兵联合作战，无论就公事、私谊而论，曾国藩都必须加强淮军的实力。他认为淮军仅四营，兵数太少；且全由淮上团练改编而成，没有经受过大仗、恶仗，战斗力不强。为此，他命曾国荃拨出所部程学启二营，又将自己的亲兵营韩正国等部二营归李鸿章调遣。湘潭郭松林是曾国荃所部骁将，“勇冠其曹，中同袍忌，蜚短流长，颇有谤言”，李鸿章请于曾国藩，“以之相随”。川籍将领杨鼎勋，“不得志于霆军。鲍忠壮与李文忠同以羁旅在湘军互相引重，交谊颇笃。援苏军起，荐忠勤往”（刘体仁：《异辞录》卷一，第27—28页。）。又拨滕嗣武等营入淮军，“当时所谓赠嫁之资也”。经过这香补充充实，李鸿章统率的淮军正勇约6500 人，连同长夫约8千余名，外加幕宾等，李鸿章统率赴沪的总人数约为9千上下。

三、李鸿章赴沪与沪上士绅、买办合流过程中的曾、李关系

　　1862年4月，上海士绅、买办、官僚潘曾玮、吴煦等，得到英国侵略者的支持，耗费租金18万两，租用英国轮船前往安庆，将淮军分批装载东下。4月8日，道员李鸿章率军2千抵达上海。5日2日，淮军6500人全部到沪。淮军乘轮东下时，有英国兵舰护航，“太平军隔岸相望，无可奈何”（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第4802页。）。

　　世界历史证明，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总是运用其一切政治的、财政的、军事的力量，在其殖民地、半殖民地培植腐朽、落后的反动势力，使这些被培植起来的鹰犬，既是巩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得力打手，又是它们继续扩大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有力助手。在中国，这种可耻的侵略政策，开始于扶植奕?、曾国藩、李鸿章等。1862年初，英国侵略者等撕下中立的面纱，公开声言要帮助清军攻打太平天国，尤其不容许太平军攻占通商口岸上海。在外国侵略军、清军与太平军交战的炮火声中，李鸿章领兵来到上海，英国随即将洋枪、洋炮卖给李鸿章，武装淮军，并派英国军官教练淮军，同时，美、法军等联合上海清军，加强了对太平军的攻势，为淮军争取到了一段训练与扩军的时间。

　　李鸿章赴沪前，曾国藩已密荐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堪胜江苏巡抚之任。所以，李鸿章到上海不到一个月，4月25日，清政府以李鸿章代替薛焕为江苏巡抚。上海五方杂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复杂，论政治，曾国藩湘系的政敌何桂清集团的死党薛焕，虽然卸任江苏巡抚，但仍以钦差大臣管理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通商交涉事务，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驻节上海。薛焕任内的江苏藩司吴煦、营务处吴云等将如何处理？论军事，麇集上海的有英、法、俄国军队、“常胜军”、薛焕所部水陆师、淮军，而淮军中有湘军与淮军两种成份。军队相互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特别是薛焕所部5万左右的清军，见敌即溃，行同盗贼，应如何处理？怎样处理好与洋兵的关系？怎样处理好淮军本身的装备、训练与作战问题？怎样处理好与洋兵等联合作战的问题？对以上这些复杂的问题，曾国藩象对子弟一样，不厌其烦地对李鸿章作了详细的指示：

　　第一，关于对待薛焕的问题。薛焕担任江苏巡抚期间，兼署五口通商大臣。现在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通商大臣一职仍由薛焕充任，驻节上海，这中间关系微妙。薛焕留沪，难保不是议政王奕?设在沪上的耳目。他认为“薛公之于夷务，往岁事不可知，自庚申冬以来，大事秉承恭邸，小事委吴道，似无所长短”（曾国藩：《复毛寄云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第36页。），薛焕现已卸去抚篆，专职办理通商事务，与江南军、政事务已无关系，对他既往的政治、军事不必深论深究。总之，意在嘱咐李鸿章不可开罪薛焕。

　　第二，处理好与吴煦的关系问题。吴煦是薛焕的亲信，掌握着上海的财政大权，首先是江海关的银钱进出。在李鸿章认为这是应该首先更换的人物。曾国藩认为吴煦赞助中外会防局的成立，协助苏、常士绅租用英国轮船到安庆迎接淮军东下，表明吴煦不是湘系的反对派，而是湘系的同路人。他指示李鸿章说：吴煦、杨坊支持华尔组织“洋枪队”，他“广交洋商，厚结华尔”。自咸丰十年后，上海屡濒于危，吴煦联络洋人，调动“洋枪队”，保全上海，不无功劳。故“吴煦之进退，与华尔全军略有关系”，“吴煦关道一席，断不可换”。不仅如此，还应进一步搞好与吴煦的关系。“上海饷源日涸，阁下当一力肩任，不可推于吴方伯身上，……仲远索鄂饷甚急，阁下宜倾诚恳告，不听则挺身与之争执，不宜使吴方伯任怨而阁下转为局外和解之人，蹈近日督抚圆滑陋习也”（曾国藩：《复李少荃》，《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九，第44页：《复李少荃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第15—16页。）。

　　第三，关于对薛焕所部兵勇的处理问题。他建议李鸿章于裁遣薛部兵勇时，为防被裁兵勇滋事，须挑选数营，按照湘军营制改编，在沪勤加训练数月后，调赴战场。

　　第四，关于部队的训练问题。曾国藩对李鸿章最关心的就是部队的训练问题，几乎每次致信李鸿章都要谈起这个问题。曾国藩的政治、军事经验比较丰富，阅历也多，对待部将的要求，自有他的规格。他告诫李鸿章应同去居住军营之中，其原因有三：初当大任，应学当年湖北巡抚胡林翼、初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他们“都从学习战争，身先士卒处下手，不宜从牢笼将领，敷衍浮文处下手。一也”。湘、淮军营官志气甚好，惟论战守，除程学启外，其余将领难当大敌。一年之内，阁下与各营官“必须形影不离，卧薪尝胆，俾淮勇尽成劲旅”，“将可侍淮勇以平捻匪而定中原。阁下若与各营离开，则淮勇万不能有成。二也”。一部分部队留在上海训练，另一部分“可随同阁下进驻周浦镇，此其张本矣。三也”。他勉励李鸿章立志镇压农民军，他说：“大难未平，吾辈当为餐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脑满肠肥之达官也”（曾国藩：《复李少荃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第6页。）。我们必须承认，在太平军与湘、淮军进行阶级搏斗时，敌军将领不全是纸糊的灯笼。

　　第五，曾国藩有意发展淮军，使之成为湘军的兄弟部队。他认为李鸿章是他一手教育、培养、提拔起来的，将来是会效忠于他的。再则淮军是他一手扶植、发展起来的，将来他对淮军当然能指挥如意。要发展淮军，关键是一个军费问题。曾国藩慷慨地把富裕的上海税捐收入交给李鸿章，以解决淮军军费问题。他致书李鸿章说：“上海所出之饷，先尽沪军；其次则解济镇江；又其次乃及敝处”（1864年6月李鸿章致书曾国荃有：我“忝为地主，当筹犒劳。无如所部七万余人”之语。）。李鸿章正是依靠上海雄厚的财力，从1862年到1864年春的两年中间，将淮军扩编至七八万名，淮系与湘系、淮军与湘军几乎双峰并峙了。

　　第六，关于与洋人打交道的问题。曾国藩站在满洲贵族、大地主、大买办的立场上，对英法联军总的评价是：英法联军虽然进入北京，“不毁伤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十三册，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条。）。在这种恐洋、崇洋、亲洋思想的指导下，他指示李鸿章说：“与外国人相交际，尤宜和顺”，根本不外孔子的：“言忠信，行笃敬 ”，“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谦谨。此二语者，无论彼之或顺或逆，我当常守此而勿失”（曾国藩：《复李少荃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第5—6页。）。以后，李鸿章办理中外交涉，不顾国家主权的得失，民族的尊严，始终妥协退让，以至投降卖国，不能不说受到他老师曾国藩的一定影响。

　　第七，关于与英、法军联合作战的问题。曾国藩对这个问题自有他的打算。

　　1861年，天王洪秀全答允太平军不进攻上海、吴淞附近百里以内之地，但声明以一年为期，1861年过去了，太平天国为了得到一个出海口岸，1862年初，忠王李秀成奉命从杭州移军进击上海。英、法侵略者悍然宣布“保卫”上海30英里半径以内之地。曾国藩指示李鸿章说：“会防上海则可，会剿它处则不可，近而嘉定、金（山）、南（汇），远而苏、常、金陵，皆它处也”。曾国藩认为英、法等国侵略军进入内地作战，并未得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指示；再则他对英、法侵略军无法、亦无能驾驭。因之，曾国藩坚持“会防”而不“会剿”。他说万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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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27 22:00:12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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