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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曾国藩李鸿章关系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李鸿章，原籍安徽合肥。湘乡与合肥云天遥隔。曾国藩，1811年生。李鸿章，生于1823年。从年龄看，应该说他俩没有什么相识的缘分。可是，封建社会特别重视的师生关系、同年关系，在曾、李之间系上了一条解不开的纽带。

　　曾国藩创建的湘军，宗派非常浓重，然而，在湘军的全盛时期，曾国藩却容许在湘军的内部，成立一支非湘军系统的淮军，而且蓄意培植李鸿章，扶持淮军的发展，近代史上终于出现了与湘系双峰并峙的淮系。曾国藩死后，李鸿章挽曾：“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这些话，基本上是言之有据的。在曾国藩幕府期间，曾不厌其烦地指点、训导李鸿章，特别是李鸿章到上海后，曾国藩简直象手把手地传授李鸿章处理人际关系和与“洋人”勾结的“真言”，把李鸿章塑造成与他差不多的“内安，外降”的政治风格，铸成他崇洋、恐洋的软骨头。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也是主要方面；不应忽略的是曾国藩也把自己的洋务思想影响了李鸿章，终于使李鸿章成为洋务运动的巨擘，促进了中国近代企业的产生与发展。

一、由师生到僚属的曾、李关系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1838年考中进士，在京为官。当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烽烟弥漫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曾国藩闭门不闻国家事，“始肆力于宋学”，与倭仁等以理学相标榜。他代表大地主的利益，立志按照理学的绳墨以经世。安徽合肥李文安，字愚荃，与曾国藩同科进士，谊属同年。李文安也醉心理学，是国藩“讲学之友也”（刘体仁：《异辞录》卷一，第21页。）。李鸿章“未第时，尝以年家子从文正习制举文，既得翰林，亦常往问业”（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一。）。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年侄，又与曾国藩有着一重师生关系。在封建社会里，这两重关系是非比寻常的。

　　1853年春，曾国藩奉命为湖南团练大臣帮办，同年着手筹建湘军。翌年春，建成湘军水陆师，2月，从衡州北上顽抗太平军，辗战经年，历经坎坷。实践证明，湘军是远胜八旗、绿营的军事力量，是可以与太平军匹敌的一股强大的军事势力，引起东南各省地主士绅的瞩目。 1858年春，曾国藩奉命率军追击石达开。 1859年初，驻军江西建昌。1月中旬，李鸿章至建昌入曾国藩幕府。

　　1847年，李鸿章考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时以文字自喜，恒为吕文节草疏言事”（刘体仁：《异辞录》卷一，第5页。）。1853年1月，太平军从武昌顺流东下，2月下旬，攻克安庆，消息传至北京，3月初，清政府命吕贤基回籍会同安徽巡抚办理军务，旋奏调李鸿章帮办“防剿事宜”。11月下旬，太平年进击舒城，吕贤基妄图螳臂挡车，被击毙，李鸿章逃窜庐州，收拾残兵败卒，协助安徽巡抚江忠源防守庐州。1854 年1月，太平军攻克庐州，江忠源城破自杀，李鸿章随父办理团练，勒捐乡里，“乡人为之揭帖云：‘翰林变作绿林’”（刘体仁：《异辞录》卷一，第9页。）。

　　江忠源败死庐州后，同年1月下旬，清政府以福济为安徽巡抚。福济原为李鸿章的“座主”，李鸿章父子所部团练遂归福济节制。1855年2月，李鸿章督率团练攻陷含山，因功得知府衔。11月，福济集中兵力，百计反扑庐州，李鸿章随军作战，联络当地士绅等纠集内应，打开城门，清军一拥入城，李鸿章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李鸿章年少气盛，屡胜之后，言大志高，言过其实，遂不为当道所容，亦为同僚所轻视，落落寡合，他想起了他的老师曾国藩。

　　他想投靠曾国藩，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第一，他与曾有师生关系与年侄的交谊。第二，李鸿章的长兄李瀚章原在湖南益阳、善化等县任知县，其后投入湘军，为曾国藩管理粮饷，与曾的关系非同一般。1859年1月，李鸿章到江西建昌谒见曾国藩，意谓曾当“笃念故旧，必将用之”。曾对李在安徽的军事活动，败多胜少，不是一无所知，对鸿章来投，搁置不理。李鸿章托曾的幕客陈鼐说情，陈“言于文正曰：‘少荃以昔年雅故，愿侍老师，藉资历练’。文正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艨艟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鼐曰：‘少荃多经磨折，大非往年意气可比，老师盍姑试之’。文正许诺”（薛福成：《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庸庵笔记》卷一。），李鸿章才得从旅店搬入大营。曾国藩“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头痛辞。顷之，差弁络绎而来，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食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薛福成：《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庸庵笔记》卷一。）。经过曾国藩的两次搓磨，李鸿章的骄气摧折不少，逐渐虚心谨慎起来了。

　　李鸿章随曾国藩当幕宾期间，从曾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曾对其部将刘秉璋说：“吾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指曾国藩——引者）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虽寻常赠遗之物，使幕府皆得见之，且询其意。是时，或言辞，或言受；或言辞少而受多，或言辞多而受少；或取乎此，或取于彼。众人言毕，老翁皆无所取而独抒己见，果胜于众，然后心悦而诚服，受化于无形焉”（刘体仁：《异辞录》卷一，第21—22页。）。薛福成当过曾国藩的幕客，又当过李鸿章的机要幕客，他在《庸庵笔记》中说：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数月后，文正谓之曰：‘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傅相亦谓：‘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非浅 ”（薛福成：《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庸庵笔记》卷一，第20页。）。可见曾、李之志趣相当与气味之相投了。

　　事物是在矛盾中发展的。李鸿章进入幕府后，曾、李的关系并不是碧波如镜，相反的，有时波澜横生，惊涛拍岸。 1860年曾国藩总督两江，领兵进驻祁门，李鸿章颇不以为然。1860年7月，曾国藩领兵进驻祁门，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论控扼皖南，自以驻军徽州为宜，但徽州是四战之地。祁门僻居皖南西部，虽非两军争夺的战略要点，然而退过东流，便是长江，有利于曾国藩调兵遣将，兼顾安庆战役的军事斗争。李鸿章单纯从祁门的地形地势着眼，“认为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不如及早移军，庶几进退裕如。文正不从，傅相复力争之。文正曰：‘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 ”后来，为了参劾李元度的问题，曾、李之间又发生了冲突，李鸿章以至拂袖而去。1860年10月，李元度兵败徽州，徽州“失守”，曾国藩要参劾李元度。李鸿章不知曾国藩参劾李元度，是因李已露出脱离湘军、亲近浙江巡抚王有龄的端倪。他仅从军事得失与人际关系着眼，反对曾国藩参劾李元度，以至“率一幕人往争，且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文正曰：‘我自属稿’。傅相曰：‘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文正曰：‘听君之便’。傅相乃辞往江西闲居一年”（薛福成：《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庸庵笔记》卷一。）。后来，曾致书招李重入幕府，不是没有道理的。第一，参劾李元度，连曾国荃、胡林翼都认为过分了，李鸿章阻止曾国藩参奏李元度，是李鸿章对曾的一片忠心。第二，凭李的才干与官衔，那里都能谋得一官半职，而李脱离祁门大营后，却在江西赋闲一年，可见李对曾依恋之深。自1861年重入幕府后，曾对李“礼貌有加于前，军国要务，皆与筹商”。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中，曾奉命随曾国荃军攻占景德镇，以后又参与安庆战役。他不仅在政治上，并且在军事上受到了严格的锻炼。

二、曾国藩湘系与上海士绅、买办合流前夕的曾、李关系

　　1861年秋，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统率太平军50万，分道进攻浙江，开辟浙江省根据地。10月，李秀成军围攻浙江省城杭州，东南震动。上海滩上的官绅买办惴惴不安。他们认为江苏巡抚薛焕自从侨署上海以来，治兵无状，拥兵四五万，兢兢自保之不暇，遑论反攻苏州？因之，逃沪苏、常士绅与上海的买办等，把迅速夺取苏州，反攻金陵的希望，寄托到了攻陷安庆的两江总督曾国藩的身上。11月18日，逃沪苏、常士绅冯桂芬、潘普玮等派钱鼎铭等乘美国轮船前往“安庆乞师”，敦请曾国藩出兵淞沪。曾国藩认为“上海僻处东隅，论筹饷为要区，论用兵则为绝地，假使无洋人相助，发匪以长围裹我，官兵若少而弱，则转瞬又成坐困之势，若多而强，则不宜置此无用武之地。”即是说曾国藩之是否出兵上海，关键在于是否有“洋人相助”。这涉及到“ 借夷兵助剿”的问题。

　　1861年11月20日，清政府任命曾国藩节制苏、浙、赣、皖四省军事。这时，李秀成对杭州的攻势凌厉无比，上海的士绅、买办与部分官僚诚惶诚恐，一片鼓噪，冯桂芬鼓其如簧之舌，竭力制造“借夷兵助剿”的舆论，为曾国藩出兵沪渎搭桥铺路。常州士绅周腾虎甚至叫嚣：“至上海一隅，又赖其保持之力，以至于今，故东南士君子至黎庶，无不颂其惠，慑其威，心悦诚服，共忘仇耻”。为今之计，“惟有坦然示以大公，……勉之以辅助我国家，……为我驱除蟊贼”（周腾虎：《餐芍华馆杂著》卷二，第17页。）。1861年12月29日，李秀成攻克杭州。1862年1月，李秀成马不停蹄，挥师进击上海，薛焕所部一触即溃，上海四周彻夜火光不绝，中外反动派栗栗危惧。上海的英、法等国侵略者、买办、买办化的逃沪苏、常士绅等开始筹商会防的策略。洋商推举浩格、韦伯、金能亨、斯密士等人组成委员会，不久，刑部郎中潘国玮、原苏州知府吴云、丁忧湖北盐法道苏州顾文彬亦参加该委员会，中外会防局成立。冯桂芬为拟定华、洋兵《会防章程若干条》。就《会防章程》看，中外会防局是一个清军与英、法军等联合防守上海的联络、参谋、情报、后勤机构。上海士绅、买办等又推动薛焕上奏借英、法兵“助剿”，旋即得到清政府的批准。为了促使清政府及早批准会防局的成立，潘曾玮北上津京，利用其父已故大学士潘世恩及其侄潘祖荫在官场的影响与关系，游说总理衙门，敦促朝廷于1862年2月批准了会防局的成立。会防局的成立与批准，意味着上海中外反动派达成了共同抗击太平天国革命的勾结。论者以为上海中外反动派具体勾结达成于曾国藩、李鸿章，殊不知在1862年4月曾国藩派李鸿章率淮军到沪以前，江苏巡抚薛焕与上海士绅、买办等已经与外国侵略者完成了共同抗击太平军的勾结，但李鸿章到沪后的活动，则巩固、发展了这种勾结。

　　中外会防局的成立与批准，在曾国藩说来，犹如欲过河而船来，原来准备出兵镇江，现在决定改变既定部署，铁定出兵上海。这在湘军史上是一大转折，不出兵上海与沪上士绅、买办合流，湘军不能成其大，成其强，当然，在中国近代史上也许不可能出现淮军与淮系。

　　上海虽然有“夷兵”相助，惟三面临敌，由谁领兵前往上海较为合适？曾国藩认为：第一，统帅前往上海的人物，必须能领兵打仗，而且能打大仗、恶仗。第二，去沪须与洋人打交道，故此人须手腕灵活，有处事才能。第三，盘踞上海的江苏巡抚薛焕是曾国藩的政敌何桂清的死党，必须撵他下台。这是说领兵前往上海的将领势必取代薛焕为江苏巡抚。如曾国藩所说：“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 ”（曾国藩：《致澄弟沅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797—798页）。上海是个要缺、肥缺。他首先选中的不是李鸿章，而是他的同胞兄弟曾国荃。论官衔，曾国荃是布政使，升巡抚是循序渐进。论军事，他有扎硬寨，打硬仗的本事。只是在处事才能上欠缺一些，可以派李鸿章同行，为他排难解忧。12月25日，曾国藩致书曾国荃说：“浙江危急，上海亦有唇齿之忧，务望沅弟迅速招勇来皖，替出现防之兵，带赴江苏下游，与少荃、昌歧同去。得八千陆兵、五千水师，必能保朝廷膏腴之区，慰吴民水火之望。”（曾国藩：《致澄弟沅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799—800页）一种偶然的新的政治因素，迫使曾国藩改变派曾国荃领兵前往上海的初衷。1862年1月7日，清政府发出上谕称：军兴以来，制兵不足，更议招募，战场上勇多于兵，湖南弁勇又常居十分之七八。“用兵之道，择将为先；求将之道，当量其识之短长，才之大小，以为器使。……何地无才？不必湖南之人充勇，湖南之人始能杀贼。嗣后各直省督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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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27 22:00:12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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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