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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正当”与“善”不能互为否定

可以说，“范美忠争论”与他当时的行为有关，但主要还是因为他事后的言论。

大概多数人都不能认同范美忠的主要观点。我也是。但是他的说法究竟错在何处？我觉得很多批评者并没有想清楚。事实上，许多批评者尽管慷慨激昂，但他们的一些认识与范美忠十分相似。所以他们与范美忠实际上是犯了类似的错误。

例如，范美忠说“先跑”是人在那种情况下都会有的本能反应。有人就反驳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救人也是人的本能反应。老实说，如果真是如此，范美忠就没什么可批评的了。因为所谓本能者，就是先天的东西。先天的遗传因素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一样，但凭这些因素是不能论人之善恶的。因为这些东西无论好坏都非其主观所能控制，自然也没有什么道德责任可言。例如过去人们说同性恋是“思想堕落”的结果，要予以惩罚。而现在人们相信性倾向主要是先天形成的，因此当今先进国家的主流意见（尤其是左派意见）大都趋向于反对歧视同性恋，支持同性恋维权。

甚至于如果能证明“本能”不受控制（例如如果证明有精神病），即便杀人也可能不负刑事责任。所以如果例如谭千秋老师的英勇救人与范美忠先生的“先跑”确实都是“本能”所决定，那人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充其量人们只能遗憾范先生先天遗传的“本能”不行，但这就像同性恋，能说是他的错吗？

事实当然不是如此。范美忠说救人与“先跑”都是一种“选择”，这才是大实话。既是“选择”，那就不能说只是“本能”的反应。如果趋利避害与恻隐之心都是“本能”，那么在两者出现矛盾时如何“选择”就是另一回事。哪怕在那一瞬间来不及深思熟虑，但这反应还是在主观控制下，包括了后天习得、而非先天遗传的行为模式。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也只有对这些后天习得的东西、主观选择的东西才能论善恶，进行道德的乃至法律的评论才有意义。

问题起初与“虚伪”无关

还有人把范美忠问题当成一个“真”还是“善”的问题。他们批评范美忠“真”而不“善”，是“真小人”。而小人哪怕再“真”，似乎也是君子的对立面，因此即便是“伪君子”也比“真小人”强。有人还认为，这就是笔者的观点。因为笔者在5月10日即地震前两天一次朋友的新书发布会上，针对古代传统中的所谓虚伪问题讲过一番话，这番话的录音被人以《伪善是重要的社会功能》为标题整理成文后，在未经我审阅的情况下，很快在网上传播开来。正巧两天后就发生了汶川地震和范美忠“先跑”事件，有人便把此文当成支持此后发生的辩论中有利于谴责范美忠一方（即被对方反驳为“伪善”的一方）的论据，认为此文说明“社会”对范美忠这样的老百姓施加压力强迫其为“善”，也比放任其为“小人”要好。

其实这篇网文虽未经审阅、有若干误差，但大意仍然不难理解。它主要是针对那种站在中国法家传统**主义立场上指责 “民主虚伪”（同时也指责儒家虚伪）的理论，指出民主宪政尽管不能“改变人性”造成一个“君子国”，但是由于统治者乃至任何强势者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权力都受到制约，而责任都可以被追问，因此即便“小人”当政，也不能为所欲为、不为所不欲为，危害百姓而自利的恶事他想干也干不了，为百姓提供的服务他不想干也得干，于是尽管是“小人”也得做出“君子”之事。哪怕这是“虚伪”，是“伪善”，不也是大进步吗？相反，如果在**之下统治者为所欲为，不为所不欲为，为虎作伥者生，犯颜直谏者死，所谓小人得志，君子难以生存，甚至君子也不得不“违心”地作小人乃至恶人之行。这种“虚伪”可以叫“伪恶”，那恐怕要比即便是“小人”执政的民主宪政也要恐怖多了。

显然，这篇文章既非为这场争论而作，其主旨也是对强势者要限权问责，并不是针对范美忠这样的老百姓，更不是主张对老百姓实行强制逼其“伪善”。恰恰相反，我认为就像黄宗羲所说：法家制度“使天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这恰恰是造成最坏的虚伪、即那种迫使君子也不得不违心地做小人乃至恶人的“伪恶”现象产生的根源。

关于范美忠的争论，有不少地方的确与所谓虚伪问题有关。对此我还会以另文作进一步的分析。但是，这主要都是争论延伸以后的内容，例如范美忠与郭松民两人的那场电视辩论就很深地涉及了这种问题。然而作为争论缘起的范美忠那篇著名网文《那一刻地动山摇》实际上只讲了自己的经历，并为自己的“先跑”作了辩解，并没有评论他人。在以后的回帖中他提出了 “牺牲是选择，不是美德”这个后来成为众矢之的的观点，但也没有说牺牲者“虚伪”。显然，如果说那些要求别人作出牺牲的人是虚伪的还可以理解，甚至那些在平安状态下自己 “做好事”的人（例如范美忠对之不以为然的雷锋）真实动机如何也还可以分析，那么在山崩地裂的那一瞬间，很难设想当时有什么“伪善”者来得及权衡得失，然后为了沽名钓誉而去冒险救人。所以支持范美忠的人可以说郭松民是伪君子，但不会有人、包括范美忠本人也不会说谭千秋们是伪君子——如果这样说那可就真是丧尽天良了。

“真君子”与“真小人”没有区别？

谭千秋们是真君子既然毫无疑义，那么在范美忠比较“先跑”和舍己救人（也就是他自己与谭千秋们）这两种“选择”时，他显然就不是说“伪君子”与“真小人”相比如何，而是说“真君子”与“真小人”相比如何。他的回答是：这两者都是“选择”而已，没有高下之分。牺牲 “不是美德”，“先跑”也很“启蒙”。

应该说，范美忠这样的观点的确太出格。如果他只是贬低要求别人付出（当然说自己如果碰到也会付出，但至少这未经证实）的郭松民，或者，甚至如果他贬低的是自己付出了、但并无生命危险并且已经获得很多荣誉的人，比如雷锋（众所周知，他死于意外而非死于做好事时，而且生前他已经是被宣传的典型，只是宣传力度没有死后那么大）或比尔·盖茨（他可以说是天字第一号慈善家，但仍然有人说他沽名钓誉），都不至于让人这么反感。但他贬低的是已经盖棺论定的真君子、为他人牺牲了生命自己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的人，这就让人受不了。范美忠后来与郭松民交锋时赢得了相对较多的同情，而他此前发表 “选择”论时得到的几乎是一片骂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么范美忠为什么要这样说？显然，简单地谴责他道德人品低下并不足以服人。因为，如果“先跑”本身是一件自利的事，“先跑”之后又把它说出来对他自己究竟有什么好处？是为了出名？范美忠自己的反问我以为很有力：“这样的‘出名’，你要吗？”

因此我认为，范美忠可能真的认为自己讲的在理。他认为他是在捍卫自己作出“选择”的权利，而且还可能认为，在一个传统上常常忽视个人权利的国度，他的这种对自己权利的捍卫还具有“启蒙”意义。

然而我们都看到：他这次“启蒙”是十分失败的。而这未必可以怪国人太过“蒙昧”。

“正当”不同于“善”

为什么？因为他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权利与道德，或者说，“正当”与“善”。我认为，范美忠争论中最重要的、最需要澄清的问题，不是什么“真”与“善”的关系，而是“正当”与“善”的关系。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大骂范美忠的人其实与范美忠一样错得离谱。

近代以来，很多伦理学著作都提到一个命题：“正当”(right)不同于“善”(good)。所谓“正当”就是要确定你可以做什么——做那些事就是你的权利，它体现你作为个人拥有独立意志，对于你的right范围内的事你可以自行决定做与不做，而无需听命于他人乃至公众。而所谓“善”是指在诸多 “正当”的选择中你应该做哪些事——那些事有利于他人或社会，做那些事出自你的良知，体现你的道德，从而得到社会的赞许或者上帝的嘉悦（如果信仰宗教的话）。

众所周知，在英语中 “权利”与“正当”就是同一个词right，而且这个词有褒义，表明维护个人独立意志本身被视为具有正面价值。这的确是西方文化、尤其是近代文化的一个特征。中国过去的老传统中缺少这个概念，因此当年严复等人为了找一个汉语词来翻译right曾煞费苦心。以“权利”对译right有两个缺陷，一是它无“正当”之褒义，古汉语中这个词原意为权势带来的利益（类似于“以权谋私”），反而含有一定的贬义。二是由于前一缺陷，加之读音相近，中国人往往把权利与权力（power）混淆，正如西方人往往把right与correct（正确）相混淆一样。

但是我们也无需过分夸张这方面的“文化”差异，因为研究表明：那种“不同于道德的正当性”概念即便在西方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的形成不早于16世纪的英国。也就是说，它与其说是个“西方”的概念，毋宁说是个“近代”的概念。当人们不再是臣民、不再是农奴，而成为具有独立意志的公民时，他的自主意识就会觉醒，就会认为追求行为自主是“正当”的。我想我们中国人也不例外，我们很热爱自己独特的文化，但这应该不会使我们自甘于类似16世纪以前西方的状态吧！

其实，任何“文化”本来都有这两种规范：一种，如《圣经》中的摩西十诫，孔子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是讲“正当”的，是说你“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不能去害人（侵犯他人权利）。另一种，如《圣经》中圣徒之所为，儒家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那是利他人、利公众、利天下，而自己却要付出代价的。这是讲“善”，人们“应该”向往、努力。即便做不到，也应该持一种“高山仰止”的态度。

“正当”与“善”绝不对立

任何“文化”中这两种规范本来都是不宜混淆的。例如我有选举权，这意味着我可以选某甲，但不意味着我应当选某甲。现代社会都承认婚姻自由，这意味着甲、乙可以结婚或离婚，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应该结婚或离婚。承认离婚权并不妨碍人们仍然会以白头偕老、地久天长来为婚姻祝福。权利与道德是两回事，有权做某事并不等于应该做某事，“正当”的也未必就是“善”的。

另一方面，“正当”虽然不等于“善”，但更不等于“不善”。相反，维护“正当”正是追求“善”的基础，把“正当”与“善”对立起来更是荒唐。其实道理很简单：只有明确了什么是自己的，助人、利他乃至奉献社会才有切实的基础，否则在公私不分、你我不分的状况下讲“奉献”，不会有慷他人之慨的嫌疑吗？

然而过去在这方面的确有许多糊涂言论。例如说保障正当权利似乎会妨碍善，最典型的是：见到人家保障公民财产私有权，就说人家是“性恶论”，而“性恶论”就是不讲善，就是鼓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似乎可以随意对百姓抄家没产的社会才是镜花缘式的“君子国”。前些年曾有过一则所谓新闻：有媒体称，美国西点军校竖起了雷锋像，可见咱们舍己为人的道德把老美也感动了。然而别的不说，这些人也不想想：人家流行基督教已经上千年，到处都是十字架和基督像。而基督是什么？不就是那位据说是为拯救人类而不惜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吗？若说那边的人崇尚的就是自私自利，那耶稣这样的行为在他们看来岂不成了大傻冒，而那个为了30块银币出卖耶稣的犹大才会受到崇拜了？！

反过来，一些人又认为“善”讲多了会妨碍“正当”权利的保障，其中典型的说法就是把**时代的许多弊病归结为“理想主义”太多、“道德激情”和“献身精神”过剩导致的“乌托邦悲剧”。似乎要走出那个时代只需要祛除“理想”回归平庸、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行了。然而那时的“阳谋”、“人祸”与“浩劫”真的是由于“献身精神”太多吗？就以那饿殍盈野的三年人祸而言，如果那些满嘴高调的权势者果真“激情燃烧”不能自已，以身献祭累死饿死了，也算真是“理想主义”了一把。但当时那些放“卫星”的、搞“平调”的、刮“五风”的、反“瞒产”的，一个个都是“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只以逼迫别人“献身”为能事。而上千万老百姓被逼上黄泉之路时，又有谁问过他们是否“豪情满怀”？

事实上，古今中外的**兴起时可能需要“狂热”，维持时却更需要冷漠，先靠原教旨主义剥夺人们的权利，后靠犬儒主义来解构人们的良知。这两者完全可以互补。企图以后者来矫正前者，无异于缘木求鱼。

所以从根本上讲，“正当”不同于“善”，两者不应混淆。很多事，例如救人、捐款、做义工帮助他人，是“善”事，同时也是行善者的“正当”权利。然而也有很多的事，例如在市场上，合法的买卖双方为各自利益最大化而讨价还价，这谈不上“善”，但仍然是双方的“正当”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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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27 16:16:06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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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