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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绝唱 1948年前后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

由主义者的思想旗帜。对此,有人明确指出:《大公报》所提倡的“自由主义”,实际就是抓住了中国知识分子讨厌国民党但又怕***的苦闷心理,企图在理论上用“自由主义”的旗帜来号召他们;而“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成立,则是用行动来团结这批苦闷的知识分子继续走中间道路[8]。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讨论中,因参加讨论者之立场不同,观点也针锋相对。左翼人士庞欣在《总结关于“自由主义”的论争》中,对此作了集中阐述。他认为,《大公报》所代表的一批“自由主义者”是不承认政治的阶级性的,而左翼人士则是明白肯定政治的阶级性的。前者不承认政治有阶级性,所以认为可以在不推翻现政权的原则下,慢慢地进行社会改良;后者则认为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特权阶级自动让步的神话,所以主张如果特权阶级不让步,那便只有推翻它。因为是基本承认现状并希冀以现状为基础徐图社会改良,所以《大公报》上所刊载的“自由主义者”的文章,都特别强调“反对意气、霸气与武器,相信理性与公平”,都提出“和平第一、自由第二”的口号,都衷心耿耿忧心如焚地希望政权者对“自由份子”予以较开明的待遇[9]。杜微批评《大公报》所声称的“自由主义本质上不崇信武力”的主张时说:“我所知道的历史上的自由主义者并不如此,他们是勇敢地参加正义的。譬如法国第三阶级革命,罗梭的信徒们都参加斗争。……当时革命即是为自由而战,自由主义者并不逃避历史任务,该流血时硬是慷慨悲歌地流尽最后一滴血。”程桯也说:“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应把自由放在第一,把和平放在第二,也可以说,自由主义者不到最后关头决不放弃和平,一到最后关头就必定毅然决然放弃了它。”[10]因为是一面讨厌旧秩序,一面又怕惧大变革,一面厌恶国民党的现实统治,一面又怕惧***的革命成功,所以像杨人楩、施复亮等那样的“自由主义者”,才提出“向两边统治者和革命者同时要自由”的说法[9]。

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中,以《大公报》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与左翼人士之间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自由主义的内涵。以《大公报》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是一种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大公报》社评指出:“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想,一种抱负,信奉此理想抱负的,坐在沙发上与挺立在断头台上,信念得一般坚定。自由主义不是迎合时势的一个口号,它代表的是一种根本上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而且不是消极的。不左也不右的,政府与共党,美国与苏联一起骂的未必即是自由主义者。尤其应该弄清的是自由主义与英国自由党的主张距离很远很远。自由主义者对外并不拥护十九世纪以富欺贫的自由贸易,对内也不支持作为资本主义精髓的自由企业。在政治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者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色彩。在经济上,鉴于贫富悬殊的必然恶果,自由主义者赞成合理的统制,因而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淡。自由主义不过是个通用的代名词。它可以换成进步主义,可以换为民主社会主义。”它还指出:“自由主义不止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是一种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公平,理性,尊重大众,容纳异己。因为崇信自由的天赋性,也即是反对个性的压迫,它与任何方式的独裁都不相容。又因为它经济生活的平衡发展需要制度上的规划,它也不能同意造成贫富悬殊的自由企业。所谓‘中间路线’绝对不是两边倒,而是左右的长处兼收并蓄,左右的弊病都想掉除。正因为自由主义尊重个性,他们之间的意见也容有参差;同时,自由主义者既无意夺取政权,所以也谈不到施政纲领。但对人生既具有了坚定而鲜明的态度,对事情自然便有了观点。”杨人楩也指出:“自由主义是个创造的力量,因创造而求进步,要进步必须反静态,反静态即反现状,反现状必须反干涉,反干涉必有待于斗争,斗争的持续有待于教育,斗争可能暂时失败而教育不会失败,惟不妥协的精神始可发挥斗争之教育意义,而达到所当追求的进步。”[11]

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内涵的解释,并不为参加论争的左翼人士所承认。范承祥、杜微、成方等人则认为,自由主义“由现实政治退到政治哲学,再退入人生态度”,这样把早期自由主义的革命性抽光。针对施复亮所说的“自由主义者可能不是革命主义者,但必然是民主主义者”的提法,范承祥反驳道:“当新兴资产阶级向封建领主要求自由的时候,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先锋和代言人的自由主义者是赞成革命的。在那个时候,政治民主(自由主义的民主)与社会经济民主(阶级平等或根本消灭阶级)是一个东西,而革命则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换句话就是说,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与革命是一家,并未绝缘。是在法国革命成功,新兴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领主,自己爬上了既得权益者的宝座的时候,新的既得权益者对于人民大众的潜在革命要求深感恐惧,这才硬把政治民主与社会民主隔离,把革命与自由主义分离。”庞欣也认为,今天谈自由主义,就必须继续过去的革命光荣传统,而不能学法国大革命后的既得权益阶级那样,把“自由主义”这个名词歪曲了来背叛革命。自由主义本质上就是战斗的,与现实政治血肉关联的,决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哲学和人生态度而已[9]。因此,自由主义者与左翼知识分子在关于“自由主义”之内涵的认识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第二,关于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的关系。以《大公报》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强调“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实际上是把政治自由(民主)与经济自由(社会主义)分开来看,认为英美等国有前者而无后者,苏联则是有后者而无前者,从而主张中国应采两者之长,兼容并收。这种观点,是反对《大公报》主张的左翼人士所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把经济与政治割裂开来,撇开经济问题来谈政治民主问题的思路,实际上是受了英美“伪装自由主义者”的流毒,是需要加以纠正的。范承祥指出:“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从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取得其存在基本的。事实上,人类历史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经济制度是基础,政治制度是保育和代表这种基础的存在的东西。封建的经济制度必然产生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虽然也容许帝王的存在(如英国),但却决不能容许封建王朝的存在。同样,建筑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上的民主政治形态,与建筑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上的政治形态,基本上属于两个历史范畴,在逻辑上是不能拿来相提并论的。尤其不能把政治形态与经济形态割裂孤立起来比较,因为这两者制度(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各自成一整体,各有其具体的内容体系,各属于一个历史阶级。”因此,现代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密切相连的[8]。杜微也认为:“每个革命都有其政治经济等内容,是一体系的;问题要看政权落在谁人手里,谁浮起来,谁沉下去,实行的是什么社会制度。……离开政权的性质,而空谈理想,支解社会构造,美化为独立的抽象原则。这样‘中间’一下,挂着渺茫的空想”,是不对的[9]。因此,他坚决反对自由主义者坚持和鼓吹的英美式政治民主。

第三,关于中国能否实行欧美式的多党制。《大公报》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民主的多党竞争制”值得中国仿效, 1月8日的社评公开申明:“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也即是反对任何一党专政。”其根据有三:第一,自由主义与英雄崇拜是不相容的。自由主义坚持每个人的天赋自由,也即是承认每个人起码的平等。田纳西流域的农夫闻罗斯福之死而淌泪是由衷的爱戴,希特勒的党徒悬其领袖的照片令人举臂示敬是被迫的崇拜。我们反对那种崇拜,因为它是“君权神赋”的继续,因为迟早那位“超人”的威权必侵及手无寸铁的个人。第二,在多党制下,人民与统治者间是由招标而发生合同关系的。人民这个标主还保留检选货真价实的应征者之权,一旦条件不符也还可以更换。应征者间因为有了竞争作用,货色价码上一定得分外老实克己。如果这个作用不存在,标主的利益当然毫无保障。第三,就这个幅员广大,现代化基础几等于零的中国来说,事实上由一党专政统治全国有其根本的不可能处。其强调说:“我们必须承认政治理想是种籽,社会环境乃是土壤,单换种籽,不改良土壤,还是无裨于事的。尤其中国这个社会是特别富于吞噬作用的。”

杜微对《大公报》主张的多党制进行了严厉批判。他说:“英美社会有阶级,人民利益不同,所以产生了多党。多党并存,形式民主,内容并不一定民主。五个人五个意见是民主,五个人的意见相同行动一致,也是民主。英美式的民主论客,不了解剥削消灭以后,人民的利益根本相同,已不可能也不必要有多党。他们是形式的民主论。拥护英美式的多党,既拥护资本家的多党轮流去管理国家,置大多数幸福于不顾。”[9]范承祥也说:“十九世纪后半叶迄今的历史告诉我们,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论如何多法,总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至于所谓代议政治,无非是说一切有关工商利益的法案都必须由资产阶级代言人占据大多数议席的议会予以通过。**与议会都有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所把持,这哪里谈得上什么民主不民主。在这种制度之下的政治与经济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经济自由;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是根本上既无政治自由,也无经济自由的。至于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由于政权掌握在劳苦大众的手中,所以劳苦大众是有政治与经济自由的。”[8]庞欣赞同杜、范的观点,认为“仅凭形式上的多党制与议会政治就认为英美民主是了不得的好,是非常浅薄皮相的说法”[9]。第四,中国能否效法英国工党实行混合经济。以《大公报》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提倡所谓“混合经济制度”,其蓝本为英国工党正在实行的所谓“选择性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拉斯基的社会民主主义。这种主张,在张东荪、张君劢成立国家社会党的政纲《我们所要说的话》中已经有了初步阐述。到1948年,张东荪借鉴战后东欧的经验,再次明确提出:在经济上是“容纳混合的方式”,即“混合经济”,既有私人资本,又有国家资本,还有合作社经营。对于土地问题,“实行合理的再分配”[12]。但自由主义者的这种“混合经济”主张,仍然受到了左翼人士的批评。范承祥对英国工党经济政治政策加以批判后,特别指出两个理论上的要点:第一,当作一种社会制度来看的经济制度,在它本身制度上,在它的基本结构上,都无形中设定了一个界限,是一种经济制度与另一种经济制度的分水岭。本质上实行某种经济制度的国家不能同时又采行他种社会制度。以私人企业为中心的经济制度,即使我们已明白理解它那自由竞争的弊病,但却显然无法依据采行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设计。第二,生产上采取资本主义技术上的优点,分配上采取社会主义公平的优点,那是将近一百年前曾经是英国经济学家弥尔的玄想。社会财富的分配形态取决于社会财富的生产形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出来,再依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分配,在今日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那是根本办不到的。根据这两个标准,范氏认为:“英国的现行社会条件和社会基础既然始终没有发生过基本上的变化,所以它的现行经济制度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其所以要故意提出混合经济制度之类的名辞,不过是意图一新劳苦大众的耳目,缓和一下战后劳苦大众要求公平的情绪而已”,实在不值得中国去仿效[8]。

从《大公报》自由主义者与左翼人士争论的分歧中可以看出,“这次关于自由主义的论争,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立场和两种不同的方法论,一方面是有意无意地为了维护旧秩序的,另一方面则是站在革命的人民的一边的”。左翼人士认为,问题提出的方式和背景,反映出中国的内部斗争已经濒临决定的关头,尖锐严重,超越过去任何一个时期。这次论争的展开,对于当前彷徨怀疑中的知识分子,当有极良好的影响:那些真心为人民为自由但在思想上含糊不清的知识分子,会因这次论争而澄清许多问题,更加坚定他们的奋斗;那些假冒伪善帮闲帮凶的伪自由主义分子,也将因这次论争而显现出本来的面目。所以,这次论争对于中国的革命建设有很大的益处[9]。

三、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新认识

政协决议的破坏、中间路线的破产及民盟的解散,标志着中国自由主义者政治运作的失败。1948年《大公报》发起的关于自由主义讨论,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在现实层面的政治运作失败后,从学理层面所作的理论反思和思想总结。如果说上述关于自由主义讨论是自由主义者与左翼人士之间产生的分歧的话,那么在这场自由主义讨论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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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26 23:00:21 作者：左玉河出处：四川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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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