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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上)

我自己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我的一些从事社会史和经济史研究的朋友可能看到了我最近关于法律的著作，这本书与其说属于老式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不如说更类似于“新文化史”。这部著作对表象和实践给予了同样的关注。我关注于二者的离异是基于假定二者是相对自主的。这直接针对粗糙简单的唯物主义，正如我在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司法制度首先应当被看作是道德性的表象与实用性的行动的一个矛盾的结合。任何一种单维度的进入都不足以把握清代的司法制度。对于我们理解清代的司法制度而言，意识形态和话语与实践和物质文化具有同样重要性。

　　法律史之所以对我有如此特殊的吸引力正是由于它促使我们不仅对待行动还要对待表象，不仅要对待现实还要对待理想。比起其他的材料，法律文件更能阐明习惯性实践和官方意识形态二者的逻辑，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逻辑。它们本身尤其便于寻找一些隐含的原则和遵循的逻辑。最终，我反对的并不是新文化史，而是激进的文化主义的某些倾向。法律档案纪录为我显示了表象的重要性，但是它也提醒我注意真实的证据和虚假的证据、真相和虚构之间的关键性差异，这些正是激进的文化主义努力消弥的差异。

　　五、几对矛盾与新概念

　　近些年来，我自己的思路集中在几对矛盾上。[17]经验证据表明中国的现实与大多数西方理论家们的期望是相矛盾的。比如，马克思假定在某种生产关系和某种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但矛盾的是，我的经验研究告诉我，中国华北的经营式农场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是资本主义的，但是从生产力的角度看是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和亚当·斯密，至少在其意识形态化了的理论中，都假定商业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矛盾的是，我所做的经验研究使我看到长江三角洲的乡村具有生机勃勃的商业化和（总产出的）增长，但是却没有（单位劳动时间中劳动力的）发展。最后，韦伯假定法治与形式主义的合理性联系在一起。但是我的经验研究表明中国的司法制度中只能见到法治却没有形式主义的理性化。

　　我相信，指出上述这些矛盾既利用了对理论文献的研究，又没有掉入机械模仿的陷阱或者无视经验证据的不加批判地运用的陷阱。我在研究中试图与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形成对话，而不是陷入在（“西方”与“它者”）两个极端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同时，我也寻求将这种理论既在经验层面又在概念层面上进行评择。经验上表明，矛盾的是，中国既类似于这些理论所建构的西方又不同于这种西方。中国的现实能够帮助我们提出这些理论的隐含前提中所存在的问题。

　　如果从西方的观点来看，中国的现实确实充满了矛盾，那么我们必须建构出更符合中国现实的新概念。我发现以现有理论作为刺激，有利于在经验证据的基础上提出我们自己的概念。例如，我提出的“内卷的商业化”就是这样一种尝试。经验证据为我们显示出，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家庭农场的商业化程度相当高，但是每个劳动日的产出是停滞不前的或者还有所减少。正是在这个地方，涉及到了蔡亚诺夫（1986[1925]）关于家庭农场的独特性的分析，尽管他自己没有进一步分析家庭农场组织和商业化之间的关系。家庭农场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它是按照生存的要求来行事的。而且劳动力是给定的，不像资本主义企业那样是雇用的。面对土地不足的压力，家庭农场经营将更密集的家庭劳动投入到农业和（或）手工业中，即便此时劳动的边际回报低于雇用劳动的边际成本（在这一点上雇用劳动的资本主义农场将停止增加劳动，因为再投入劳动将意味着负回报）。我发现，长江三角洲农产品和手工产品的商业化正是对这一境况的反应，由此导致了“内卷的商业化”。长江三角洲家庭农场的这一典型模式正是用机会成本很低的家庭劳动（如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劳动）容纳了劳动的低回报。这就是我所说的“生产的家庭化”，它是“没有发展的商业化”的基础（Huang，1990）。

　　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我所提出的清代县官“实用的道德主义”。经验证据表明，清代的县官（以及清代一般的官方话语）把自己描述为一个通过言传身教进行统治、通过教谕调解（didactic mediation ）平息纠纷的高度道德主义的地方官（ruler-judges），但他们在实践中实际上更像严格适用制定法并遵循常规化程序的这样一个官僚来行事。在我看来，清代的法律制度是韦伯的两种理想型的混合：和世袭家长制联系在一起的绝对权威的实质主义的统治与官僚化政府联系在一起的法律的常规化统治混合在了一起。这两种相互矛盾的维度之间的紧张和相互依赖恰恰构成了清代法律制度的结构（Huang，1996：第九章）。

　　我上面对“矛盾”一词的使用主要是指将一个经验现象与我们通常理论预期相反的另一个经验现象放在一起（因此看起来是冲突的或矛盾的）。比如，“没有资本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发展的商业化”、“没有发展的增长”和“没有形式理性化的法治”。

　　在最近的著作中（Huang，1996），我用“矛盾”来指示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期待的相反的现象：我称之为表象与实践之间的“离异”。唯物主义理论坚持实践对表象的决定作用，唯心主义理论则与此相反。通常二者都假定表象与实践之间基本上是一致性。我的研究的目的就是有指出二者的离异（或“离异点”（disjunctures），我用这个词是指分离出现的具体地方），从而强调二者的相对自主性。

　　我的目的就是在目前学术时尚的两分法中，即在社会科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唯物主义趋向与人文学科中后现代主义的唯心主义趋向之间，寻找中间地带。清代法律的表象和法律在实际中的实践之间的离异使我们看到仅仅关注其中的任何一个维度都是不够的。反过来它强调“实用的道德主义”和“实质合理性”的法律系统，乃是同时包含两个既矛盾又相互依赖维度的系统[18]。

　　对这些概念以及我所提出的其他一些概念，只是一些零散的尝试性阐述。其实，我还远远没有能够就晚清帝国和近现代中国的组织模式和历史变迁逻辑勾划出一幅内部连贯一致的图画。在这一点上，我不敢肯定自己将来所作的进一步的经验研究和概念建构将是什么样子。

　　但是，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我希望已经讲清楚了我自己对待理论问题时所偏爱的路径。历史探究要求在经验和概念之间不断地循环往复。在这个过程中，理论的用处就在于帮助一个人在证据和观点之间形成他自己的联系。理论也许是我们的动力、陪衬或指南，它从来都不应当成为现成的答案。

　　六、一个萦怀于心的问题

　　不过，依然有一个问题萦怀于心。大多数理论都带有一个关于未来的理想图景，比如亚当·斯密的资本主义的无限发展，马克思的无阶级的社会，和韦伯的理性统治和社会。他们的理论甚至可能从属于他们对未来图景的设想，并且是对这些未来图景的理性化的阐述。无论如何，他们的理论与他们对未来的设想是不可分割的。换一种针对中国的理论就要求我们换一种对中国未来图景的设想。

　　换句话说，当我们在为中国寻求理论的自主性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部分地是寻求中国未来的另一种图景。如果中国过去的变化型式和推动力确实不同于西方的过去，这种过去又是如何可能转译（translate）到现在和未来的现实中？如果没有发展的商业化最后只不过是让位于简单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没有形式主义合理性的法治最后只不过让位于简单地全盘移植现代西方法律，那么我们就不如简单地使用标准的西方理论范畴，诸如资本主义和“理性化”这样的范畴，或者资本主义萌芽甚至“民主萌芽”这样的范畴。如果事物的结局最终与西方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没有必要花如此大的精力为不同模式进行经验证明和理论的概念化。

　　如果中国本身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其可能未来的迹象，那么关于中国的另一种图景将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但事实上，中国今天仍然在努力寻找一种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近现代中国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根本就没有为此提供答案。清代王朝在其改革还没有充分发挥其效果的时候就已经崩溃了。国民党败于中国***。毛泽东以一种独特的、崭新的文化构想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图景，但这种图景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而失败了。毛泽东的后继者奉行的是实用主义，他们不愿也无法提出一种远没有实现的未来图景。今天，距中国被迫与西方发生接触已经有一个半的世纪了，但是依然有一个没有解决的大问题：在现代性中，“中国”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在现代世界中，中国文明的内容将是什么？

　　我们这些历史学家大多数都逃避了这个问题，但是，我想一种凭据历史的方式能够有助于通向这一问题。我们有可能找到关于一幅中国历史变迁的动力和型式的内容连贯一致的图画，这幅图画既是经验的又是理论的，同时又没有陷入上面所勾划出的种种陷阱。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些历史演变型式中，哪一种可能与中国未来的另一种图景相关连？我们也可以转向中国的思想家们来寻找指南。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并不缺少关于中国未来的各种不同的图景。甚至统治者也曾提供了一些没有实施过的关于未来的富有洞见的阐述。在这些不同的图景中，哪一种图景符合可验证的历史模型？我们的目标可能就是要回答下列的问题：一个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既现代而又独特的，并从西方的角度看来是矛盾的中国，它将会是什么样子呢？对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者，这样的问题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现代主义式的老掉牙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国而言，它一直是一个根本性的重要问题。

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

　以往的中国革命研究总是把中国革命和中国***获取政权的运动等同起来。在这种观点中，革命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中国***从1921年的建党到1949年的最终胜利。尽管塞尔登（Selden）和周锡瑞在此集的论文中把视线扩及到更广阔的范围内，但其关注的中心仍然是***“为何”以及“怎样”取得胜利的。所以，他们的“革命”概念仍然与过去学术界的主流思想保持一致。我这里建议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中国革命。当然，革命运动的胜利是所有革命的必要条件。但我认为很难将49年的解放视为革命的终结，因为其后还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性变迁：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几近全国耕地面积43%的土地被再分配，作为阶级的地主和富农也同时被消灭；随后发生从53年到5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国有化了几乎全部的城市私有财产，集体化了几乎全部的农村私有财产；以及在大跃进失败后的短暂的革命退潮后，出现在66年到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全力铲除旧传统，建立一种全新的革命文化。在我看来，最终把革命和造反与王朝更迭区分开来的，并不是从一个国家机器向另一个国家机器的过渡，而是大范围内的社会结构变迁。认为中国革命结束于49年的观点，几乎等于是预先把中国革命当作另一次王朝变迁，尤其是象周锡瑞在这个集子里提出的那样，把***的胜利等同于“一种统治方式对另一种统治方式的替代”（48）。本文中我希望提出一个不同的革命概念，将中国革命视为贯穿于46年到76年的大变迁，自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开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一替代性概念把分析的焦点从***获取权力转移到***所发动的结构变迁之上。这后一阶段，和革命运动的早期形成阶段，对于我们理解现在的中国社会来说是同样重要的。新近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新发展是，正如爱德华、毕瑞森（Edward Ber enson）在此集所论述的那样，人们开始从后来发生的大恐怖的角度来重新思考1789年。1789年和大恐怖同是大革命的一部分。对于中国革命来讲，和大恐怖相对应的正是文化大革命。我希望从文革来重新思考1949年（反之亦然）。近来关于革命的大量研究者，包括塞尔登和周锡瑞，首先是以源于89年“六四”事件的视角和关怀进行研究的。尽管“六四”很重要，但在我看来，它不过是80年代开始、作为革命遗产的改革的众多后果之一，完全属于后革命现象。另一方面，文革则是肇始于抗日战争的共产主义大革命浪潮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关注六四的民主问题相比，我们更应该把规模上远远超过六四的文革整合进我们对革命的理解之中。文革是30年来革命的顶峰。本文中，我试图把土改与文革视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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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26 19:45:51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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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