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程网 - 电子文库 - 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上)

游客，您好

免费注册

用户中心

支持中心

加入收藏

	网站首页 \| 思想综述 \| 电子文库 \| 谈古论今 \| 现代杂谈 \| 网文荟萃 \| 思想学人 \| 华程商城 \| 华程论坛 \| 澳新信息库\|华程博客

	军事天地 \| 股票纵横 \| 深度探讨 \| 谈天说地 \| 贴图暴笑 \| 生活保健 \| 女性生活 \| 沧桑历史 \|军事外交 \|留学评估 \| 音乐速递

电子文库 - 网文荟萃 - 网络荟萃 - 浏览文章

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上)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突出中国革命运动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在特定历史条件之下所形成的独特的认识方法：要求从对农村的实践的认识出发，提高到理论概念，再回到农村去检验。这是和儒家认识传统相背的认识方法，也是和西方现代要求形式化的（把理性人作为前提的）所谓科学方法相背的认识方法。虽然在整个革命历程中多次由于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而违背了这种认识理念和精神，但它不失为现代（革命）传统中既是革命性的，也是现代性的一个“传统”。

　　除了革命运动本身的胜利之外，这个认识传统的威力也可见于其他特定领域。譬如在卫生领域，正如有人证明，中国***十分可取地避免了囫囵吞下现代科学主义的错误，而国民党的抉择就是如此。国民党统治意识几乎完全接受西方的现代医学知识及其理论和价值观，认为传统医学是不科学、不可取的，因此在上海和北京等大城市用国家政权（通过赋予执照的控制权）试图建立新的基于西方现代医学的卫生体系。虽然有个别乡村改良主义人士提出重新培训现有乡村产婆的设想，但是在当时农村实际情况下，现存产婆多是由农村有生育经验的妇女“兼任”的，她们大多没有可能脱离家庭参与新式的(要求在城市居住几个月的)训练。而接受过新式训练的“助产士”则不会进入农村服务于贫穷的农村人民。国民党的卫生制度结果只见效于大城市，并没有对农村当时的卫生制度起实质性的改革作用。农村新生婴儿的死亡率也因此徘徊于原来的25％左右。但中国***则从农村实际出发，在认可旧式产婆的经验认识之上，采取最简单廉价的办法给予她们一些基本的现代卫生知识（譬如洗手、剪指甲、烧水消毒等等），凭此在短短十年之中把婴儿死亡率降低到7％，因而在大跃进之前便在这方面几乎达到世界先进的水平。这是十分值得赞赏的实践经历，也是包含着反对简单的现代西方科学主义的逻辑的经验[6]。

　　在法律领域，如果我们只着眼于理论构造，中国的近现代法制似乎一无可取。革命运动时期，因为中国***把清代的传统视作落后的封建传统，同时又把国民党模仿西方（主要是德国）的法制视作是资产阶级法律，因此只面向苏联，模仿其制度。但是，随后而来的是中、苏的分道扬镳，以及再后来苏联的解体。因此，在中国近现代司法经历中剩下来的可取的部分似乎只是从农村得出的一些调解方法，而在今天的全球化贸易和信息时代，这些从农村来的传统又似乎是完全不可依赖的过时的、落后的制度。也正因为如此，才会使全盘西化成为今天中国法学界的强势话语。

　　要寻找现代的传统，我们必须着眼于实践。抗战时期，中国***在解放区的历史环境之下，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独特的法律制度。它的特点是法庭普遍积极地进行调解（一反以断案为主的清代的传统）[7]，用法庭调解的手段来尽量减少党和农村人民之间的矛盾，尤其是新婚姻法所引起的矛盾。在推行婚姻自由的大原则下，中国***一方面坚持要革除旧式的重婚、婢女、童养媳、买卖婚姻、包办婚姻等弊端，而另一方面，又极力试图减少农民对新婚姻法的反抗。它所采取的手段是对一个个有争端的婚姻案件进行调解，凭此协调两者之间的张力，并由此形成了比较独特的法庭调解以及干预夫妇感情的制度[8]。

　　这套制度其实是在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现代传统”的很好的例子。它既不同于西方、苏联的法律制度，也不同于清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它是现代革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制度，有它自己的逻辑。它在推行新婚姻制度中，最后形成了自己从实践中得出来的逻辑：以夫妇感情的基础及其好坏作为法庭应否调解合好或允许离婚的标准。当然，在运作之中有许多过分强制性地干扰夫妻关系的例子，但是，总的来讲，这套制度已经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实践考验，仍旧广泛运用于今天的中国。它明显既是革命性的、也是现代性的。当然，它只是法律的一部分，不足于应付今天一切的法治需要，但它肯定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现代传统。

　　另外，在农村的治理之中，中国革命运动相应上述的认识论而在其初期形成了具有民主的可能倾向的“群众路线”。在其理想的运作之中，革命干部深入农村，向民众学习，在确切的认识基础和向他们认同的的立场和观点之上，把初步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论概念，形成行动“路线”，再回到农村去检验，行之有效的才是正确结合实践和理论的认识。同样地，在理想的“马锡五审判方式”过程之中，法官们会依赖“群众”的“雪亮”的眼睛来调查研究，进行调解，处理纠纷，体现从实践和民众意愿出发的认识方法。当然，这套方法，曾经多次受到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的误导。同时，因为它缺乏对人民权利的制度性保障，也缺乏明确分开的司法和行政权力，很容易变成完全由党组织控制的实际运作，或者变成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运动政治。但是，在适当的制度性保障下，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走向民众参与的治理和法律制度。

　　在经济领域，现代中国同样地在实践之中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乡村工业化道路，也就是说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的悖论道路。按照西方的模式，工业化是应该伴同城市化的，而在五十年代的中国，也确实遵循了那样的西方模式。但中国农村人口是如此的庞大，既使是以1952至1979年年增长率11％的工业发展，也只是吸收了极少比例的农村人口。而农业，虽然在同时期呈现了相当可观的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但仅仅略高于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农村人民收入长时期徘徊于同一水平[9]。这样的情况形成了乡村工业化的特殊需要和过程。在改革开始之后的短短十年之中，以超过20％的年增长率突飞猛进，吸收了将近一亿的劳动力。这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也是世界历史上比较独特的现象。

　　上面这些都是可以称作是中国面对西中并存的悖论实际的挑战在实践之中所形成的可取的现代传统的例子。在今天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语境之中，这些是很容易被忽视的既是现代的也是经过一定历史考验的“现代传统”。

　　应该说明，这里谈的“现代传统”范畴绝不排除前现代传统，而是一个包含中国前现代传统与西方现代相互作用的概念。我之所以突出“现代传统”中的实践传统，只不过是想说：本土化学者们所指向的那些前现代传统，如果在中国近现代的一个半世纪的实践中没有起过作用，那么便很可能只是他们出于感情或意识形态的构造，而不一定是真的符合历史实际的东西。当然，这样的思路绝对不排除在现代的实践传统之中去发掘、继承或发扬那些既有悠久历史又可以和现代实际相结合的旧传统意识、习惯、文化、思维。

　　（五）双刃性的实践逻辑

　　当然，现代的实践传统及其逻辑，不会是完全正面的，它也充满了负面的例子。我之所以突出从实践出发的认识，并不包含对实践的价值判断。

　　譬如，农村工业化，虽然规模庞大，最后并没有能够减少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在沿海和城郊地方，它确实起了反过密化的作用，转移出相当比例的农村劳动力，农村收入和生活水平也相应提高（进入了“小康”水平）。但是，在广大的内地农村，农业收入仍然很低。

　　其后是全球资本的投入中国以及相应的城市高速经济发展，因此又吸收了一亿的农民工。这里先不考虑“民工”所包含的种种社会问题，而只从农村人多地少问题的角度来衡量这一变化。它事实上又仍然没有能够减少农村的非常密集的人口。时至今天，农村人口仍然基本徘徊于改革初期的八亿的绝对量，人多地少的局面仍旧没有明显的改善。既使是1980年代的适度规模设想（例如江南的每劳动力20亩地），仍然没有能够真正实现。农村劳动收入的提高主要得自非农收入，而粮食生产收入，既使是在沿海一带，仍旧大多徘徊于老的水平。城市发展但农村落后的悖论现象仍旧是中国的基本现实。

　　这个经历所突出的逻辑是中国人多地少的极其巨大的事实，不是农村工业化和全球资本与全球市场便能够彻底解决的问题。今天的农村问题是如此的庞大、复杂，我们必须在乡村工业化和全球化这两条已经是十分宽阔的道路之上，另外寻找更多的出路。近年来的“西部大开发”是具有一定潜力的一条道路。另外，在改革过程中相对被忽视的一家一户的小面积种植业，以及与它直接关联的副业，显然需要进一步的提高。一个可能出路是转向高收益的、劳动密集的多种或专业化经营，但必须要有投入上和销售上的扶助，不可仅仅寄希望于城市化以及其可能（像西方经历那样）带来的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人们今日相当普遍地认为西方式的高度城市化必然也是中国农村的出路，但是事实上农村人口，起码在今后相当长时期之内，不大可能大规模减少，因此我们需要从悖论实际出发，在小面积的、劳动密集的农副业生产中去寻找出路[10]。

　　另外是社会问题。在多种经济系统并存的情况之下，社会贫富悬殊的分化不仅仅是经典理论所考虑到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分化，更是不同技术水平（和收入）的经济系统的差别。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以及后工业的信息产业之间的差别十分悬殊，因而形成一系列比西方早期资本主义所见的更恶劣的社会问题。而人多地少和低收入农业是一系列其他问题的基本经济起因。广大农村的贫穷廉价劳动力使工业企业不顾国家劳工法来剥削农民工成为可能。而下岗职工问题则是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混合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些存在于两种经济制度的交接点上的庞大的问题正是悖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样的社会危机实在不允许仅仅用转型的过渡、或市场化中的资源配置合理化过程等形式主义理论模式来淡化。

　　（六）理念的现代传统

　　正因为如此，光是“实践逻辑”及其“现代传统”是不足以指导中国未来的学术和发展方向的。所谓“实践逻辑”的方法主要是回顾性的分析方法，不是前瞻性的方法，而我们需要的是两者并用。无论是学科或理论的建构，还是全社会的走向，都不能不加区别地依赖现代实践的所有的传统，而需要有一定的理念来作为实践的现代传统的不同部分的取舍标准。现代西方的经典理论家都明显地在理论之上兼具有一定的理念――譬如，斯密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每个人的最大利益以及韦伯的一切现代制度的理性化。

　　其实，在理念方面，中国在现代的历程中也已经作出了不少选择，也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理念的现代传统。首先是民主：从辛亥革命以来，所有中国政府，无论什么党派，甚至包括军阀政权，起码表面上都尊重宪政、民主，在形式上都用宪法来规定国家主权在于人民，并且保证人民“出版及集会结社自由”[11]。(中国***并进一步建立了各级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五四时期的知识界更广泛地以“德先生”为主要理念。由此可以看到民主理念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既使是完全违背民主理念的政权，也觉得他们必须用虚设的民主名义来治理中国。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说民主理念早已不仅是一个西方现代的传统，因为它在中国本身的政治话语中也已具有将近一个世纪的传统。今天我们应该承认，民主是中国人们愿意从西方现代传统里采取的制度（虽然它的具体状态和形成道路肯定会带有中国特色）。中国前现代传统虽有“民本”的理念，但它没有得到制度化，而历代所实行的是君主集权。

　　此外是社会公正。我们看到，既使是清代政权，面对农村贫困的社会危机，也在法律实践中采取了一系列照顾贫困人民的措施，包括尊重回赎出典的土地的权利、允许民间田面权的存在、克制高利贷等等[12]。进入现代，无论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生”还是国民党立法者用来综合(他们认为是)基于家族的中国传统法律和基于个人的西方现代法律的社会公正理念[13]，都关心到贫苦人民，要求国家照顾社会弱者。而中国***则更彻底地选择了以劳动人民为先的社会主义理念。我们可以说社会公平理念明显是得到人们广泛支持的，而且在现代的历史中十分明显地体现于城乡劳动人民给予***革命运动的拥护。它在中国也是一个具有相当长时期的传统。在这方面，中国应该能够做得比西方更公平，尤其比美国那样没有任何社会主义传统的西方国家公平。

　　再则是融合中西的法律制度。从清末开始，历经军阀、国民党以及***政权，都以建立新式的法制为要务。初期的改革曾经想全盘移植西方法律，但其后的立法都以融合中外法律为目标，试图从西方（包括前苏联）和本土作出选择和结合，建立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法律。无论今天法学界的意识形态化争论如何，中国当前实用的法律其实是同时来自三大传统的：清代法律（包括清末的改革）、（模仿德国的）国民党法律以及解放区的法律。其

共有19条文章页次：5/19

分页：

9 7 1 2 3 4 5 6 7 8 9 10 8 :

发布日期：2008-8-26 19:45:51 作者：出处：

(除特别声明外，本站不拥有文章版权，文章和观点也不代表本站立场。如引用请注明原始出处)

发布人：-----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网络荟萃] ·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上)

2008-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