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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上)

　编者按:《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是作者《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一文的续编，其删节稿发表于《读书》2005年第2期。此系作者刚刚传来的修定稿原文，现全文刊发，以飨读者。作者同时传来《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的修定稿，我们据此更新该文。

　　西方主流形式主义理论大多把现代早期以来的西方设想为单向整合于资本主义逻辑的社会，但是明清以来的中国实际明显不符合这样的逻辑，而进入近现代，在西方帝国主义冲击之下，也仍旧如此，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由于现代西方的势力和理论一直主宰着全世界，中国（以及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主要使用西方理论来认识自己，结果把实际硬塞进不合适的理论框架。本文试图提出一个不同的认识方法：从实际出发，使用“paradoxical society”(“悖论社会”)概念来突出它们违背西方理论信念的实际。探讨的重点仍旧是社会史、经济史和法律史。需要说明的是，英文“paradox”和中文“悖论现象”一词的含义不完全一致：前者指的不仅是个别违背理论预期的现象，更指一双双相互矛盾、有此无彼的现象的同时存在。因此，只要我们敢于正视这个悖论现象，便会立刻对预期它们不会同时并存的理论信念及其所包含的因果逻辑提出质疑。本文对“悖论”的使用将以此义为准。此外，本文还用“现代传统”（新传统）这一概念来突出已经具有一个半世纪历史传统的中国近现代实践对这个现实所做的回应及其所包含的“实践逻辑”，并进而探讨现代传统中的理念传统。我认为，正是悖论社会的现实以及现代传统中的实践和理念传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学术理论和发展道路的方向。

　　（一）悖论社会

　　十几年前，我在《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一文中突出了中国明清以来的诸多paradoxes(悖论现象)，认为我们如果从实际而不是西方形式主义理论信念出发，便会看到中国社会存在许多悖论现象。而由此出发，便会对西方主流理论提出质疑，不仅是描述性的质疑，也是对其所包含的因果逻辑的质疑：比如，对商品化必然会导致经济全面发展的信念的质疑。同时，更会突出怎样来解释中国的现实的问题。我的“内卷型商品化”和“没有发展的增长”等概念乃是这样的一个初步尝试[2]。

　　在帝国主义入侵和西方的强烈冲击之下，上述许多明清以来的悖论现象只有进一步的深化和显著化。帝国主义确实促进了中国的进一步市场化，但是，中国经济在那样的刺激之下，只出现了极其有限的发展，也有因破坏而引起的贫困化，但主要的趋势仍是广大农村经济的继续内卷。同时，帝国主义虽然触发了一定程度的城市发展，但是没有同时促进农村发展。这样，形成了另一对相关的悖论现象：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发展[3]。

　　西方主流形式主义理论所考虑到的主要是西方社会本身，把它理念化为一个整合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的变化的历程，把那些变化等同于理性化、资本化、民主化、（理性）官僚制度化、法治化等等一系列的直线性的现代“化”的过程。当然，西方的社会实际绝对不那么简单，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悖论性，但它们绝对不会像中国（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那样在西方的侵略之下形成的外来的影响以及本土的文明的长期并存。这种并存本身便是一对主要的悖论现象。

　　人们试图用西方的现代化概念和话语来理解、描述中国近现代的变迁。但是，这些“启蒙现代主义”所构造的概念，用于中国，除非硬套，最终只能突出一系列的悖论实际。在西方，（从西方理论看来是）悖论是相对非常的现象，但在第三世界它是常在的、普遍的。我因此要在这里突出“悖论社会”这样一个概念。如果说西方近现代社会的逻辑是斯密和韦伯的资本主义化和理性化，那么中国近现代社会的逻辑则是多重的悖论和矛盾。

　　无庸说，形式主义经济理论是不会承认第三世界中的悖论实际的。它会坚持理性经济人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之下，必定会推动广泛的、城乡互动的经济发展，造成西方式的整合。但是，我们知道，这正是帝国主义在19世纪当时所用的理论借口。（虽然如此，今天有一些中国学者倾向于使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来硬套中国。这是一个复杂的、令人费解的现象，但我们可以由此看到西方主流理论的学术霸权影响。）

　　有人也许会认为“悖论现象”概念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它是一个以西方为中心而衍生出来的概念：惟有从西方形式主义理论概念出发，才会显得是悖论的。我这里要再次说明，提出悖论，绝对不等于是用形式主义理论来认识中国。因为，唯有从实际出发，才能看到悖论，而从悖论实际出发，必定会质疑今天压倒世界的西方主流形式主义理论，并突出建构另一种理论的必要。我这里用“悖论”，正是为了要凸现西方理论逻辑在中国的不相适应，从而提出面对中国社会实际的命题。只有从这样的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建立不同的新理论体系，既能与西方理论对话而又能独立于它的理论体系。

　　其实，韦伯本人已经意识到中国实际并不符合他的理想模型（ideal-type)，并试图同时使用自己的两种模型来理解中国实际。我们如果沿着他那条思路去认识中国，便会设想前现代和现代社会并存和相互作用、世袭主义统治和现代理性官僚制度并存、非理性卡地法制和现代理性形式主义法制并存、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并存、前市场身份经济和市场契约经济并存、等等悖论现象。这样，其突出的问题便会变成不是单向的整合，而是两种系统并存的悖论实际，以及它们之间的交接、矛盾和互动，而不是单向的“化“。

　　（二）二元对立的语境

　　帝国主义不可避免地激起了相应的民族主义和感情，并因此把人们推向相反方向的思路。对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来说，西方既是（帝国主义）敌人也是（科学、民主）模范，而中国则既是爱国的感情依托也是憎恶的落后对象。在那样的感情张力下，提倡现代化似乎是在支持帝国主义，而指向传统似乎是在反帝。因此，很容易形成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迫使人们否认中西并存的基本实际，要么简单地完全接受西方理论而否认中国悖论实际，要么完全否定西方而因此无视悖论实际双方中的一方。

　　这样的二元对立倾向仍可见于今天中国研究的各个领域。在法学界，主张全盘西化的移植论和与其唱反调的本土资源论者针锋相对。前者认为自己才是真正心向以法治国、迈向民主政治改革、追求现代理性治理的人，而后者则认为前者过分崇洋、轻视本国传统以及中华民族的优点。

　　在经济学界，自由主义派和其反对者同样对立。前者认为唯有全盘资本主义化以及产权私有化，才有可能促进像西方那样的全面发展和现代化。延续或扩大国家所有只会带来进一步的（腐败的）官僚化。而左派则指出国家官僚控制下的私有化所引起的一系列弊端以及经济“转型”中的诸多违背社会主义理念的社会公正问题。

　　在历史学界，西化论和反西化论同样对立，最近并在其张力之下形成了一个古怪潮流：把清代中国说得十分美好，说它是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最发达的“高峰”，与18世纪英国并驾齐驱，甚至领先世界。从经验证据来说，这是完全违背实际的观点（我已经对有关经验证据作了详细讨论，这里不再多论）[4]。它之所以能够仍旧具有一定的影响，其部分原因是出于民族感情：等同传统中国与西方，使人们感到骄傲。这是它民族感情的一面。同时，它又用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来理解中国，这是它西化的一面。把两者合并，就可以用市场经济来连贯灿烂的18世纪中国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凭此打造出一个由市场经济推动的非常强大的中国的前景。这个论调的部分吸引力就在于它既拥抱民族感情又拥抱西方化，即在感情上做到既反西方又拥抱西方，既反中国传统又拥抱中国传统。

　　在中西传统长期并存的悖论实际下，这样的感情性拉锯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近现代最基本的“国情”之一就是西化和本土化的长期并存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会脱离实际。面对历史实际，我们更需要探讨的是两者的并存和互动。最为关键的是首先要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语境，从两者共存的现实出发寻找出路。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困扰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但是已经显出不少超越这种对立的动向，也是我们应该认可和参与的动向。

　　（三) 形式主义的误导

　　正是中西共存以及悖论的实际要求我们采取不同于从理论前提出发的西方主流形式主义认识方法来认识中国。若从“启蒙现代主义”的人是理性人的理论前提出发，预期现代社会必定会整合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政体和法律逻辑，那么我们就必定会否认中国的悖论实际，因此陷入西方现代和中国传统的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的争论。

　　现代形式主义理论之所以把人们推向这样的选择不仅出于现代主义的实质性内涵，也出于它所提倡的认识方法。因为，形式化理论，在它理性人的前提之上，更要求在话语上规范化，以及逻辑上整合化（也就是“形式化”），把其前提贯彻于全套理论。形式主义理论其实不仅是一套实质性理论，它也是一套建构理论的方法、一套如何把知识系统化而提高到理论层面的方法。因此，它对我们的影响，不仅在于它的实质性内容，也在于它所要求的认识方法，是被现代人广泛看作是“科学”的方法。

　　人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行为这个前提显然不符合实际，因为就凭我们日常的接触和观察，我们都会知道许多人的行为是出于感情用事的，理性常常只不过是借口。也就是说，斯密的经典经济学和韦伯的经典社会学的理论前提都是很片面的。但是，它们仍然能够屹立不倒，并且压倒其他的理论。许多主流社会科学家们甚至简单地把它们等同于实际。这是因为在意识形态因素之外，还有科学主义在起作用。现代科学要求人们把知识形式化，也就是说构造一系列只是“专家”们所能了解的专用话语和概念。这样，便只有专家，也就是已经接受其理论前提的人们，才对其拥有发言权。普通人们不可问津，更无庸说质疑。正是在这样的科学主义的构造和制度之下，使形式主义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能够长期卫护自己的主流地位。

　　西方现代科学主义对中国语境的影响可以见于中国语境对“形式化”的理解：根据严格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定义，“形式化”概括的是“科学方法”，是现代科学认识所必须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离开这种对“形式化”的严格用法，便会看到在广泛的知识界的话语实践之中，自然而然地对“形式主义”形成了一种贬义性的使用，认为它过分依赖形式，忽视实际。当然，有的人会认为这是一般非专家知识分子的无知，他们不了解深奥的科学认识方法，但我认为这正体现了人们在话语实践之中的智慧，他们不接受科学主义的误导。可是，人们虽然反对“形式主义”却多迷信“科学方法”，没有意识到科学主义所体现的正是形式主义。

　　今天，我们需要摆脱形式主义从理论前提出发的认识方法的束缚，而从人们的实践出发去认识中国。与理论建构不同，人们在实践之中，一般会自然而然地面对现实。它不会像理论那样要求自洽、整合于逻辑，而因此作出非此即彼的一元选择。它会从二元或多元的实际出发，允许矛盾和非逻辑的存在，或者要求协调、综合两组不同的建构，并在此之上作出行为的抉择。我们也可以说，相对理论而言，实践是比较均衡的，它不会像理论那样一再大幅度地摇摆和一面倒。中国的近、现代充满这样的实践以及其所包含的逻辑。

　　（四）实践的现代传统

　　二元对立的语境所造成的误区之一是无视现代传统。对立的是西方的现代和中国的前现代，非此即彼。我们看到，形式主义经济理论所主宰的经济史，用亚当·斯密理论连贯18世纪中国和改革后的中国，基本无视其间将近两个世纪的时期。而本土论者则指向未经西方入侵和影响的中国传统，因此同样忽视中国近、现代历史。此外，本土论者所借助的后现代主义是从全盘否定西方现代主义出发的，因此只关注（受西方影响之前的）“传统”，同样无视近、现代史，包括中国革命在内[5]。这样，完全抹杀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在中西并存下所形成的新“传统”。我这里称之为“现代传统”。而正因为在理论领域长期存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具有协调双方性质的现代传统主要凸现于实践，而不是建构。因此，我们今天要走出这个理论上的和话语上的二元困境，必须着眼于实践及其现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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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26 19:45:51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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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