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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上)

口行为的变化。再则是科学革命条件的形成，以及英国当时独特的煤炭业的极早发展，如此等等。英国工业革命的形成实际上是出于好几个相对独立的历史趋势的偶然交叉所致，当时不可见于世界其他地方。18世纪中国的江南既没有成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没有农业手工业的分离，因此也没有英国规模的城镇兴起，更无庸说它的人口行为变迁。把它等同于英国经济有悖于近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所积累的经验证据。7

　　但是，这个明显是错误的论点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我们要问：它为什么会被一些人接受？在美国，部分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推动。这些人的用意是把世界上的经济全都纳入到亚当·斯密的模式之内。我们不要被他们在斯密模式上附加的一个花样——英国煤炭资源的偶然性——愚弄。有人因此以为他们并不是简单的市场主义者。但是我们要问：现代经济发展，在"斯密动力"之外，是不是真的那么简单地只需要煤炭便能促成？十八、十九世纪中国经济是不是真的只要有了煤炭便能像英国那样进入工业革命？

　　他们的另一个附加花样是后现代主义的去欧洲中心化口号。国内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在这一方面他们的论调很有吸引力，因为把18世纪的中国说得十分美好，甚至领先世界，足可使人感到骄傲。(但是，果真如此，我们又该怎样去理解其后的19世纪中国？)其实，无论他们的意图如何，这样的论点和50年代美国保守派**、反中国的论调客观上是一致的。当时的看法是传统中国文明十分灿烂，因此，***革命完全缺乏任何历史和社会基础。现在，美国50年代保守主义的这一套看法，已经被新保守主义完全恢复了。他们认为中国革命是全盘错误的，直至改革开放，中国终于抛弃了无谓的革命，才正确地走上了像西方一样的市场主义的道路。在本质上这是纯粹的西方中心论：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通过斯密古典经济的市场主义的抽象化理念化，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推动之下才会使明显错误的论点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起码在美国如此。

　　这里要简略地讨论一下美国知识界今天出人意料、但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学者的联盟。表面看来，两者应是水火不容的。前者自视为保守主义者，而后者多向激进主义认同。但是，两者有一些很重要的共同点。第一，无论是指向西方发展模式的古典经济论还是指向前现代传统（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之前）的后现代主义，都同样地无视中国革命传统。同时，两者在认识方法上有一个十分基本的共同点：否认经验证据的真实。正是这样的认识态度使明显违反经验证据的18世纪中英等同的论点得以具有相当的影响。8

　　国内大部分学者并不接受18世纪中英等同的论点，因为多年的经验研究的积累不允许这样。但可能有不少人同意它依赖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我个人以为过去国内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之所以能够领先全世界是因为它同时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研究（虽然当时的意识形态比较倾向生产关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里可以说是体现于吴承明和李文治二位先生的研究，而不是单一的一面倒，因此发挥了马克思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威力。但是今天的市场主义论其实只考虑马克思的所谓生产力，而无视生产关系，抛弃了马克思理论的一条腿，也抛弃了过去多年积累的经验证据。国内农史学传统所积累的关于生产状况的知识就更不用说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之上再加上生产状况这种第三因素。此外是人口问题，虽然可以纳入生产力研究，但国内长期对这个因素考虑不足。再则是环境因素，在前现代农业经济中这明显是个关键因素，过去也考虑不足。像亚当·斯密那样只用市场机制和理性经济人的构造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是一条狭窄的道路，它不能包含中国经济方方面面的复杂历史实际，例如，由帝国主义、阶级剥削或小农生存所推动的市场化。这是我在《长江》书中已经提到的论点。

　　如果我们着眼于中国明清时期农村的生产实践，我们看到的不会是像18世纪英国那样的农业资本化，肥料投入和劳动生产率的近倍增加，以及农业手工业的分离，而是与亚当·斯密理论期待相悖的现象。农民生产实践显示的是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于基本同样的水平，手工业农业长期相互结合于一家一户。即使进入现代，农村生产实践仍然基本维持原来的状态。

　　问题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些悖论现象所显示的是这个经济在实践中的生存逻辑。在人多地少的压力之下，小农家庭同时借助于种植业和手工业来维持生存，缺一不可。两者任何之一都不能单独周转，因此长期结合，与英国近代早期趋势相悖。费孝通的江村研究正凸现了这个特点。

　　进入中国***治理下的农村集体化时期，农村的生产单位规模扩大。根据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理论，接下来的应是在农业现代化(包括机械化、化肥投入、机动灌溉、科学选种等等)的同时出现相应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但是，集体单位的生产实践显示的却是在多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之下进一步的内卷化——劳动生产率及劳动报酬并没有相应提高。如此的实际所显示的逻辑是现代投入所产生的发展被高度内卷化的劳动投入蚕食掉，结果是停滞不前的农村收入和生活水平。

　　改革时期，农村工业蓬勃兴起，吸收了一亿多的农村劳动力，先进地区明显有农业生产非内卷化的趋势。其后，城市工业的高速发展以及大量外来资本的投入，又吸收了约一亿农村劳工者。这些都是规模非常大的变化。但是，由于中国的乡村是如此巨大，劳动力是如此密集，以至时到今日，除了沿海一带，农业生产实践基本还是小规模低劳动生产率型的生产。适度规模的设想(具有进一步资本化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的生产)仍旧有待于将来。相对国内工业经济以及信息产业经济，农业生产人均收入仍然是那么得低。截至今天，大量农村人口仍然生活艰难，农村经济变迁仍然存在上述种种悖论。中国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仍旧有待于将来。

　　这个简单事实，若从西方现代形式主义的认识方法出发，便很容易被忽视、抹杀。他们总是以理论前提的期待来替代实际，认为在市场经济下每个人的理性抉择必定会推动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全面现代化，因此完全无视中国18世纪以来长期的社会危机。然而，现代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方法不允许我们这样去做，它要求我们面对实践、从事实出发。正因为社会现实不符合现存的理论建构，我们必须深入社会去了解它的实际以及其运作逻辑。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从农村人民的生活实践出发的分析和理论概念。若从纯粹得自理论的“假设”出发，很容易完全脱离实际、歪曲事实。大多数农村人口的持续贫穷说明了中国从18世纪以来的长时期社会危机的巨型规模，决不可与英国和西欧相提并论。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三种不同时代、不同技术的经济的共存：9仍旧主要依赖人畜力的农业和农村手工业、使用无机能源的城市和城镇工业、以及后工业时代的信息产业。而在各个系统中人民的待遇和生活(以及心态)又极其悬殊，因为今天在一个经济系统中的阶级分化之上更加上了不同经济系统的分化。这种悖论性的共存造成不同于现存理论的社会实际，也迫使我们对它的不同部分及其之间的交接互动（民工问题便是一个交接性问题）做深入的社会调查。我们需要通过历史实际来建构关于这种混合多种经济的理论概念。

　　中国社会的实践历史

　　在市场主义的理论建构中，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一如它的经济历史，是应该相似于英国的型式的。

　　但是，中国明清以来显示的却是一系列的悖论现象。首先是明清时期手工业的社会基础。上面提到，英国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是手工业和农业的逐渐分家，使城镇成为手工业中心，脱离农业，也因此降低了结婚年龄（年轻人不必等待继承家庭农场而成家，可以凭手工业收入成家），同时提高了成婚率（更多的次子、三子等可以成家）。但中国江南等地区的手工业兴起却一直和农业连在一起，成为农民生存依赖的“两柄拐杖"（这是我在《华北》一书中使用的形容），缺一不可。我在《长江》一书里称之为农村生产的"家庭化"，这里不再多论。

　　英国和西欧的小城镇兴起是伴随早期工业化的。其大城市的成长见于(其前的中世纪和)其后的19世纪的工业时代。而中国明清时期虽然有一定数量的小城镇的兴起，但真正大规模的小城镇发展要到1980年代方才伴随快速的乡村工业化而兴起。相对英国，也是悖论：近现代出现的先是大城市，而后才是小城镇，与西方的过程相反。这里所包含的经济发展逻辑是以大型工业带动小型工业，先用计划经济的强行高比例资本积累，在大型工业上突破，再由它来带动小型工业，而不是西方的相反的型式。费孝通说得好：西方的模式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的模式，起码在其初期，却是“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

　　最近十多年来，随着跨国公司（全球）资本的大规模输入，中国社会又一次显示出悖论性的变迁。上面提到，在当前的社会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历时数千年的三大社会经济系统的同时并存：传统农业及其社会，现代工业的城市社会，以及最近的后工业（信息技术)社会，这不符合经典理论家们的建构。无论是斯密、马克思还是韦伯，他们构造中的西方现代社会是一个由资本主义逻辑整合了的社会，不是一个长期结合多种社会类型的社会。

　　韦伯并且认为，伴随资本主义经济而兴起的应该是越来越理性化的社会。其政治体系应是一个理性法律、理性国家机器以及理性民主制度的体系。但中国今日的实践却又是悖论的：它具有相当部分韦伯称作世袭主义以及国家主义的特征，也是一个政治变迁在相当程度上与经济发展脱节的社会。

　　另外，布迪厄虽然很具启发性地提出了象征资本的概念，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权力关系分析延伸到非物质的象征领域，但他完全没有考虑到在社会转型中象征和物质领域的可能分离，以及其分离之中所可能引发的现象。现代中国的历史经历告诉我们，在转型中的社会极容易出现象征和物质领域的背离，而在两者的背离之中，会出现许多不寻常的与现存理论完全相悖的现象。一个例子见于土改中的农村。有人通过社区研究，说明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10正是在阶级的物质基础被完全消灭的时候，阶级的象征建构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决定性地位。正是在地主失去了土地之后，他的阶级象征标榜对他的社会命运起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同样，在“文革”期间，正是在国内资本主义失去了所有的物质基础（包括国家兑换私人资产的年利五分公券的有效期的终结）的时候，所谓资本主义路线和“走资派”变成了关键性的象征标榜。当前，许多社会主义的论调和全面移植资本主义制度的事实并存，很容易再一次形成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的表达和实践的背离。我们要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它包含什么样的逻辑？

　　这一切都是我们研究中国的社会科学者面临的挑战：怎样从实践的认识而不是西方经典理论的预期出发，建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概念？怎样通过民众的生活实践，而不是以理论的理念来替代人类迄今未曾见过的社会实际，来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法律及其历史?我曾经建议：我们要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去寻找最强有力的分析概念。一个做法是从悖论现象出发，对其中的实践做深入的质性调查（当然不排除量性研究，但是要在掌握质性认识之上来进行量化分析），了解其逻辑，同时通过与现存理论的对话和相互作用，来推进自己的理论概念建构。11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不妨借助于有用的西方理论，尤其是针对西方现代形式主义主流的理论性批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实践出发的一系列新鲜的中、高层概念，在那样的基础上建立符合实际以及可以和西方理论并驾齐驱的学术理论。这是一个艰难的工程，不是一个或几个人所能完成的工程，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工程，但我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走，逐步建立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

　　【作者鸣谢】在本文写作和修改的过程中，夏明方、张家炎和白凯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叶显恩、李放春、应星、张静、沈原、孙立平、王铭铭、郭于华、仝志辉、崔之元、彭玉生以及本刊的三位审稿人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另外，本人曾和李根蟠、曹幸穗和张小军讨论有关问题，得益匪浅。最后，此文的修改也得助于我为北大、清华等院校的三十来位研究生所开办“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学研究”研讨班上的讨论。

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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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26 19:45:51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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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