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程网 - 电子文库 - 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上)

游客，您好

免费注册

用户中心

支持中心

加入收藏

	网站首页 \| 思想综述 \| 电子文库 \| 谈古论今 \| 现代杂谈 \| 网文荟萃 \| 思想学人 \| 华程商城 \| 华程论坛 \| 澳新信息库\|华程博客

	军事天地 \| 股票纵横 \| 深度探讨 \| 谈天说地 \| 贴图暴笑 \| 生活保健 \| 女性生活 \| 沧桑历史 \|军事外交 \|留学评估 \| 音乐速递

电子文库 - 网文荟萃 - 网络荟萃 - 浏览文章

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上)

　　黄宗智(philip.C.Huang)，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黄宗智教授和他所在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中国研究中心，是海外中国研究一大重镇，由他于二十八年前创办的学术期刊《近代中国》（ModernChina），已成为国际中国研究权威刊物之一。2003年创办大型国际学术刊物《中国乡村研究》，该刊是历史学暨社会科学杂志Modern China（在美国出版）的姊妹刊，它的宗旨是：汇集中国乡村研究的优秀人才，提高中国乡村研究的理论和实证水准，促进中外乡村研究的学术交流，推动中国乡村研究的本土化和国际化。

　　黄宗智先生是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他的理论观点在中国和世界上都很有影响。主要著作有《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斯坦福1985年版，此书获1986年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1350——1988年》（斯坦福1990年版，此书获1992年美国亚洲学会勒文森奖），两书均有中文版；主编有《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

　国内外中国研究领域长时期依赖现代西方的理论而没有能够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作者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理论多从理性人的构造出发，把它作为一切认识的前提。近年来西方理论界本身已对这种“启蒙现代主义”提出多种质疑。在社会学领域，布迪厄又提出了以实践为根据的理论的设想。它其实接近于中国革命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所形成的独特的认识方法：要求从实践的认识出发，进而提高到理论概念，再回到实践去检验。排除其伴随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在调查方法上，这个认识传统接近于现代人类学的参与者的观察方法。在学术上，它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于费孝通那样的现代中国的社会学。正是这个传统为我们指出了一个方向：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

　　关键词：理论、认识方法、实践、悖论、历史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中国研究领域都以未能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理论为遗憾。在西方入侵之前，中国文明对本身的认识自成系统，藐视其他文明。但是到了近现代，这一认识全面解体，逐渐被西方认识所取代。国内外中国研究也因此普遍从西方理论出发，不少学者甚至把它们硬套于中国实际，结果使相关研究不时走向歧途。另一方面，反对这种以论带史倾向的学者，或者是提倡本土化的学者，又多局限于经验研究，罔顾理论，或者干脆认同于传统中国文明。有的试图与西方理论展开对话，但一般只能说明中国实际不符合西方理论，却不能更进一步地提炼出自己的理论，与之抗衡。迄至今日，本土化潮流固然相当强盛，但同时又有许多西方理论在中国国内仍被普遍认为是“经典”、“先进”或“前沿”的，是大家都必须与之“接轨”的。

　　这样，中国研究领域其实正被两种对立所主宰。一是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对立，现在已经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感情化，成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一是与此相关的的理论和经验的对立，等于是把理论和经验截然分开。所以，我们必须要超越这两种对立，做出有目标的选择和融合，并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新理论。本文试从认识方法的角度来探索一个可行的方向。

　　本文指出，现代西方的主流“形式主义”（formalism）1理论多从理性人的构造出发，把它作为一切理论的前提，这是它们基本的认识方法。近年来这种“启蒙现代主义”理论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强烈冲击，对其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科学主义等等提出多方面的质疑。在近年众多的理论之中，又有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的Pierre Bourdieu（布迪厄）提出的“实践理论"(theory of practice)对马克思、韦伯以来经典著作的强有力的挑战，它试图超越过去主观和客观主义之间，以及意志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的长期分歧，并且提出以实践为根据的理论的设想。

　　布迪厄的设想其实和中国革命在大革命失败后形成的独特的认识方法有不谋而合之处。本文因此从这里切入，进而讨论其学术含义。排除其伴随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这套认识方法在理念上接近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在调查方法上，它类似于现代人类学；而在学术研究上，则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于费孝通那样的现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它十分不同于儒家传统中的认识论和历史观，也与现代西方主流认识论迥异。它要求从实践出发，进而提高到理论概念，然后再回到实践去检验。正是这样的方法为我们指出一条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的道路。

　　中国现代的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形成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迫使中国革命运动的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它的社会基础也从工人转移到农民。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农村的认识大多十分有限(来自农村的当然除外)，甚至是一无所知。明清以来，中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早已迁入城镇，脱离农村生活。到了近代，随着城市现代化的进展，这种隔离更加显著，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和乡村里的农民几乎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加上传统儒家思维方式——一个脱离社会实际的、用道德理想替代社会实际的思维方式——的影响，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缺乏实际的、准确的关于农村的认识。正是在这几个历史条件的相互作用之下，形成了中国革命运动对其知识分子的特殊要求：深入农村学习，了解实际，从那里找出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政策。

　　其后形成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儒家传统的历史观。它要求知识分子认同于农民的立场和观点，一反过去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历史观。正是革命的需要迫使中国共产党把历史视作由农民的利益和行动推动的历史。

　　在理论上，它要求从实践的认识出发，进而提高到理论，然后再验之于实践。只有行之有效，才是真正正确地把实践和理论结合起来的认识。这一认识的集中点是村庄和农民的实践，截然不同于儒家集中于圣贤的经书，用道德价值来衡量一切的认识论。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中国革命在其过程中形成的一套认识方法和历史观是十分革命性的，也是现代性的2。

　　当然，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之中，有许多出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而违反这种认识精神的例子，在革命胜利当权之后尤其如此。譬如，土改时强行要求一村村地斗地主而实际上当时可能有一半的村庄并没有地主。又譬如，文化大革命时乱戴“走资派”帽子，而当时其实已经消灭了私人资本。3但我们这里是要拧出革命传统中符合它原先的认识理念的部分。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与其说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如说是出于以实践为先的认识方法对(当时共产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纠正。

　　中国现代的认识方法和西方启蒙现代主义认识论的不同

　　这样的认识方法也十分不同于现代西方的主流形式主义认识论。后者从抽象化了的理性人的构造出发，以之为前提，作为一切认识的基础。如此的认识可见于许多西方近现代的经典理论。这里我将主要以韦伯的社会学和法律学为例，兼及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

　　韦伯本人便很有意识地把从现代人是理性人出发的形式主义和从道德观念出发的实体主义加以区别。无庸说，他把自己看作一个形式主义者，这一点在他对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的一系列分析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至于亚当·斯密，他的出发点同样是理性（经济）人的建构。斯密认为，在市场经济下，理性经济人会做出最合理的选择，追求利润最大化，由此推动社会分工，促进规模效益以及资本积累，伴之而来的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富裕。

　　与西方现代主义的认识论截然不同，中国革命的特殊的认识方法产生于对大革命时期所犯过分依赖经典理论错误的反思，以及此后必须获得农民支持才可能生存的历史必要。这样的认识方法不同于形式主义从理论前提出发的演绎方法。(它也不同于归纳方法，因为它不仅要求从经验研究得出知识，更要求把知识提高到理论层面之后再返回到实践中去检验。)

　　中国革命的认识方法和西方现代形式主义认识方法的不同之处可以见于农民学三大传统及其对我们认识的挑战。形式主义的农民学传统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小农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反之，以被剥削而（在适当历史条件下会）追求解放的小农为前提；而实体主义则以追求满足消费需要，亦即生存需要的小农为前提。

　　但我们如果从农民实践出发，并以之为准绳，则小农很明显地同时具有这三种理论所分别投射在他们身上的不同特征（我曾称之为三副面孔），而这三种特征所分别占的比重因各阶层的小农而异，也因历史时期、历史环境而异。现存的三大理论中的任何一种显然都不能涵盖小农实践的全面；它们都是片面的。

　　如果我们的研究从实践出发，提出的问题便会很不一样。我们不会坚持以一种理论压倒另一种理论，也不会长期陷于无谓的意识形态的争论。我们会把注意力集中于悖论现象，承认无论从其中任何一个理论传统来看，农民的实践都有悖论的一面。我们需要了解和解释的是（从西方理论看来是）矛盾的现实，不是争论哪一个理论是唯一正确的理论。同时，我们会注意到上述三种特征怎样并存，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和隔离，而不会去坚持把片面的真实当作唯一和全面的真实。

　　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的出现并不偶然。它是对过去形式主义历史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批评。他要求从认识实践出发，一反过去从理论前提出发的认识方法。他又要求从微观研究的人类学出发，一反过去的宏观认识方法（从马克思、韦伯下来，包括在20世纪美国的历史社会学，从Barrington Moore 到Charles Tilly ，再到Theda Skocpol和Michael Mann，全是宏观的研究）。他试图超越形式主义中的主观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的客观主义之间的长期分歧，以及形式主义的意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间的分歧。从实践出发，他主张同时照顾到象征和物质因素（例如他的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概念）,以及主体与结构（例如他的习惯倾向habitus概念，在倾向predisposition之上另有抉择）。

　　我们应把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与经验主义清楚地区别开来：他要求探索"实践的逻辑"，从实践中拧出它的（常常是未经明确表达的）逻辑，由此提炼出抽象的理论概念，而绝对不是纯粹经验研究的累积。

　　但是，布迪厄本人并没有成功地把他的设想付之于自己的研究实践。在布氏自己关于Kabylia社区的实地调查研究中，他只不过梳理出了该社区在象征领域的一些结构性的构造，其写作的结果是横切面的结构性分析，并没有能够关注到纵向跨时间的历史实践过程和变化。其实，他的理论概念中最贴切的分析是他对（自己的）法国社会中、高层社会阶层的分析，对其中的“象征资本”、微妙的社会区分(distinctions)、以及阶级习惯倾向写得入木三分。但这些也主要是横切面的静态分析而不是跨时间过程的动态分析。

　　我个人认为费孝通那样的研究要比布本人的研究更接近于布的设想。首先，他对开弦弓(江村)的研究非常贴近实际而又能从中提出高层次的概念。譬如，他一开始就根据农民的生产实践而把农村经济看作是由种植业和手工业共同组成的结合体。这个概念看似简单却十分中肯。当时的许多农村研究只关注种植业，也因此忽略了农村经济的一个主要问题和潜能。正是手工业领域才真正显出了当时世界经济大衰落对农村的影响，也正是手工业才具备后来乡村工业化的潜能。

　　费孝通的实地研究之所以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历史变化本身。江村在后来的60年中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型"变迁。这是任何一种现存西方经典理论都不能包涵的变迁，它使得过程性的历史分析成为必要。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构的持续接触、交锋、汇合是不能以任何单一性结构来理解的。正是这样的历史情境迫使我们去采取另一种认识方法来理解问题。要把握这一变化，也只有从实际的历史实践过程出发才有可能形成新的分析概念。费孝通的乡村工业化概念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另外，正因为他的研究贴近人民生活实践的多面性，他才能不仅照顾到客观现象（譬如水稻生产）也照顾到主观现象（例如农民对待“科学和魔术”的态度），不仅析述了阶级和亲族的结构也析述了个人意志和抉择（例如江村的治理）。

　　其实费孝通那样的研究从广义上来说正在学术上体

共有19条文章页次：1/19

分页：

9 1 2 3 4 5 6 7 8 9 10 8 :

“华程文库”已库存万篇内容，请进入相应子栏目游览。

发布日期：2008-8-26 19:45:51 作者：出处：

(除特别声明外，本站不拥有文章版权，文章和观点也不代表本站立场。如引用请注明原始出处)

发布人：-----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网络荟萃] ·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上)

2008-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