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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关系演变

法）。对于实行集体领导，张闻天更是终生不逾，稍为重要一点的问题都要在相关的会议上解决，而避免个人拍板。因此他的领导就显得会议特多。他也能做到从谏如流。毛泽东批评他遵义会议后主持中央工作“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会”。他当即接受毛的建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军事小组。但他还是坚持重要问题会议解决，因而还是会多。当总书记，中央的会多；当省委书记，省委的会多；当大使，馆务会多；主持外交部常务，部领导每天开碰头会；直到被打倒后无权再召开任何会议。相反，整风后毛泽东是逐渐取消集体领导，党章有关各种会期的规定多成具文。不但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随意拖延不按时召开，就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也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时间随便定，出席的人也没定规，致使身为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闻天，在七大过了七八年后还有一次问我，“林老是不是政治局委员？”（因林伯渠给苏联《真理报》写了文章，对方要问身份）。我说，“你们不是常在一起开会，怎么还不知道？”他说，“政治局不大开会。”既如此，作为一个省委书记或驻外大使，他又怎样能发挥政治局委员的作用呢？至于民主集中制中的少数服从多数，延安整风后，特别是建国后，已逐渐演变成大家服从一人了。例如抗美援朝、向社会主义过渡、农业加速合作化等，都是多数从不同意转向跟着毛主席走。到1957年的反“反冒进”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就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

（六）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

这两者虽有联系，但并不是一回事。而且群众运动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十分清晰，往往大运动中还套多少不一的小运动。以前的情况不很清楚，从延安时期起就已经常大搞群众运动。我赶上参加的就有生产运动、学习运动、整风运动、抢救运动等等。建国后更是运动不断。张闻天对建国后的群众运动，态度大致分两种。他明确反对用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因为他精通经济学，主张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曾是后来受批判的重点之一。对于政治运动，他未敢明确反对，但多持消极态度。运动来了，他不能不应付，照例作动员和总结报告。但在运动中我看他的重点是注意教育和防“左”。以反右派为例。他先是在东南亚视察使馆工作迟迟不归，直到周恩来一再电催才回来，这时已划了一批右派。他接手主管后，面对“积极分子”的热情干劲和对他的压力，但他还是强调慎重，提出能不划就不划。各单位提出要划的对象后，他总是说“再研究研究”，甚至找点借口保护著名知识分子。如著名学者老党员陈翰笙，下面一定要划，他拖不过去时，就提个理由说，鑑于陈过去的历史和贡献，就把他看作“党内的民主人士”吧，划成严重右倾也可以了。结果，外交部前后只划了三十多人，不到全体干部的百分之一（连驻外使馆约四千人）。而有的知识分子成堆的机关划的却在百分之十以上。最后处理，他也尽量设法做到量才使用，如调去研究所或搞翻译，而不是送往边疆省份了事。所以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外事会议上就批判他包庇和保护右派。毛泽东则完全相反。他几乎可称为制造群众运动的专家，延安整风后就更加热中于群众运动了。其实过去的许多群众运动并非群众自愿或自发地起来参加，而是运动群众，如延安的抢救运动、建国后的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抓“五一六”等等。这方面情况人们尽知，无须多谈。

再看被列为毛泽东思想基本特征之一的群众路线问题。这是毛泽东的创造，表面上看，张毛两人的说法似乎也一致。但仔细考究起来，还是有根本的区别，根源就在对民主的理解上。张闻天做辽东省委书记时我在省青委工作。一次他在干部大会上作群众路线的报告，要我记录整理以便发表。他的观点主要为：“人民群众是主人”。他说，人民是新社会的主人，是最高统治者，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选举出来为自己服务的，服务不好，可以随时撤换。他认为这种民主制度现在有些地方还没做到，是因为一方面某些领导者往往把主人和勤务员的关系颠倒了过来，一方面群众也把党政领导当成官老爷，顺着来，不敢得罪他们。张闻天不仅坚持这种民主思想和作风，而且在可能的条件下也照此实践，如在东北做地方工作的一个时期。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则只是一种好的领导方法。他提出为人民服务和依靠人民，听取群众意见，一再讲“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特别是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质上，所有这些都并不意味着真的要人民当家作主，而是为了使领导不要脱离群众。所以在毛泽东的言论和实践中，不但从不强调群众的选举权和罢免权，也不重视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这也是为什么群众路线讲了几十年，中国不但见不到民主政治，而且越来越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许多事情不让群众知道，甚至不准议论。至于“从群众来，到群众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即使真的做到，也是把领导（统治者）和被领导分开来的。甚至可以说，连封建**时代少数开明君主和清官都能做到，如封建社会一些时期的“采风”制度等。总之，张闻天的群众路线是“由民作主”，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则是“为民做主”，两者有质的区别。

（七）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是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毛泽东提倡的三大作风之一。可就在这个问题上，张毛二人又是走了相反的极端。如上所述，张闻天对人（主要是比他稍低的大干部，对小干部和群众则不然）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批评显得非常严厉，不大讲究方式方法和人情世故。刘英近来还多次谈到这点，说他是书呆子，容易得罪人。但他无整人之心，也决不会抓住干部的辫子不放。对自我批评，他也主动做，但不像周恩来那样经常和郑重。只有在强大的压力下，他才是来者不拒，无限上纲，包括不少违心之论。事后也不再提起，更不翻案，如同完成了一件任务似的。延安整风时的口头和书面检讨就是这样。庐山会议和“文革”中也是这样。对此下面还要专门讨论，此处不赘。毛泽东则相反，批评往往因人而异和看机行事。对一些人，有意见平时也不说，一旦认为时机成熟，不但算总帐，还常有许多偏激过头之处。对另一些人则不时敲打，大小问题（不一定错）概不放过。对有些人又是不批则已，一批就要打倒。对多数人，平时很少批评，更多安抚。而且批评还有远近亲疏之别。被历史上大书特书的对江青及“四人帮”的批评就祥和得多，还显得颇为亲昵。如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又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而且与此同时还着重表扬了江青等人，说他们反对刘少奇、林彪是有功的，“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问题要讲明。”对他的许多老战友，如功勋卓著、誓死保卫他的彭德怀和对他“扶上马、送一程”的张闻天，就只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讽刺挖苦、无限上纲，更不会有那么多亲昵的“呢”和表扬什么功。至于对自己，正如本人所说，“我是不作自我批评的。”他还对毛远新说过：“我们不学胡志明，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的”，“历代皇帝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例如在延安整风中，他规定每个人都要写反省笔记，“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我们大家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实际情况是，别人必须写，因为这是“铁的纪律”，他却并没写。至于延安整风以后，被官方党史学家和个人崇拜者交口称道和竭力夸张的自我批评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在发动抢救运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后向被抢救错了的人赔礼道歉，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一次是在“人祸”造成三年困难、饿死三四千万人和大量群众罹患浮肿之后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说的，原话是；“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这哪里像自我批评！对于造成那样严重后果的问题这样轻描淡写，既不像他在延安整风时强调的一定要列出具体事实和造成的后果，分析错误的原因和深挖思想根源；也不像人们批评有些人的所谓“大帽子底下开小差”，因为他讲话中间任何帽子（如主观主义、唯意志论、不实事求是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都没有。像这样的自我批评，任何领导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做到，换成其他被整的人更是无法通过和过不了关的。所以廖盖隆认为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之一是，“他丢掉了自我批评的武器，犯了错不但不承认，而且听不得人家的批评意见”。田家英也说, 毛“听不得批评”。这都说明，毛不作自我批评又听不得批评的一贯作风和表现是尽人皆知的。他提倡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是要求别人而把自己除外的。

（八）“文化人”与“山大王”

用这两个称号毫无贬义。一则他们都曾自称过。二则一些崇敬他们的人也这样讲。例如冯雪峰1934年在中央苏区说，“鲁迅看了毛泽东的几首诗词，认为有一种‘山大王’的气概，毛听后不禁开怀大笑。”关于“文化人”，张闻天自己就说，“我同沈泽民书生气、文化人气较浓厚。”而且，“从现有资料看，在党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文化人’概念的是张闻天。后来，毛泽东采用了张闻天的提法。”1940年10月10日张闻天起草下发了《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主要精神是尊重文化人、保障写作自由、帮助和团结他们等。继承和发扬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优良传统，如热爱祖国、忠于信仰、忧国忧民、独立思考、喜欢探索、与时俱进、站在时代发展前列、以天下为己任、对敌斗争勇敢顽强，等等，张闻天都是当之无愧的。他入党后不久即断然和他极其喜爱并已有相当成就的文艺决裂。茅盾谈到张写长篇小说之早时曾“自叹不如”。还说，“假如闻天同志不是后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全身心投入了革命斗争的烈火，他很可能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上占一席之地，充分发挥出他在文学上的才华。”然而张闻天，不论是为革命出生入死，还是运筹帷幄，甚至被打倒在地，都是无怨无悔，总是心怀党国，仍然尽可能反映他的看法和意见，希望采纳。其责任心之强，真是少见。我看他确实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否则也许不会在庐山栽得那么惨，被打倒后还提开放市场等建议。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下，他没有写有关自己的片言只语，而是偷偷写了大量总结国家建设经验的文稿。胡乔木就对刘英说，这是他自己做不到的。张闻天也有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鲠直和某种清高，见不得阿谀奉承和溜须拍马。当然，他也因清高而吃亏不小，首先是得罪了要别人“顺着”自己的毛泽东。1941和1958年批他的五个字中就有一个“高”字，不变动他的外交工作也说是由于他骄傲。其实，人们看来他并不骄傲，完全是一个见人还略带腼腆的谦谦君子。这是许多熟人在纪念和回忆他的文章中都写到过的。但是，一般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缺点和短处，有些他也并没有克服掉，最明显的是软弱性。这首先表现为在党内斗争中不够坚强，往往会在压力下作无原则和无限上纲的反省和检讨，给自己戴大帽子、作违心之论。当然也有一定的界限，如决不承认“里通外国”和“推翻毛主席”。对别人的揭发交代则坚持实事求是，更不落井下石。他的过头检讨，实有难言之隐。他的软弱性还表现在说话谨小慎微、与人很少来往。他本来不长于交际，再加上过去运动的教训，就尽量减少同人来往，甚至过去的熟人也逐渐变成了“生人”，如党的许多领导人，以及郭沫若、茅盾、田汉等当年文化界的朋友，解放后都很少见面，见了也是多听少说。他同一些领导人如聂荣臻、王震等散步或游览，给我的印象大多是别人滔滔不绝，他却很少插话。从相互来往看，我一直觉得他同人只有工作关系，好像缺乏知心朋友，和人也少有推心置腹的交谈。这种除工作外，多闭户读书，少交际聊天，在他可说已习以为常。所以延安整风以后，他不但不大和同级以上干部交往，更怕见毛泽东、刘少奇，也就是他后来检讨说的是由于怕毛主席批评。毛泽东批评他的五个字中有一“怯”字，如果指此而言，即怕抓辫子搞无限上纲的批斗，也许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是指在对敌斗争和坚持真理中有“怕”，那就根本不合乎事实了。还有一点，就是建国后，他对毛泽东、党中央一些重要方针和许多政策都有不同意见，但一直不敢提，也很少暴露。这是在他身边工作的人能够察觉得出来的。后来大概是忧国忧民的情操和坚持真理的精神使他实在忍耐不住了，于是才有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爆发。

毛泽东却大不一样。他虽然也出身知识分子，学问很深，见识极广，但却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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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26 16:27:19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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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杂谈] ·何方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关系演变

2008-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