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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关系演变

说成两条路线的斗争。至于谁对谁错，大约不会再有什么争论了。

（三）理论与实际

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张闻天始终热中于钻研理论，“在党内是以理论家闻名的”；毛泽东更重视实践，被称为“实干家”，相对说来对钻研马列兴趣不浓，也没下过功夫。二是两人的发展轨迹有点背道而驰：张闻天从开始的教条主义逐渐变为能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得出较正确的政策思想；而一直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毛泽东，在进入建设时期，却变得“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平心而论，单就马列理论的水平而言，张闻天要比毛泽东高得多，读的马列著作也多得多和熟得多。例如被恩格斯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列宁称为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的《资本论》，据我所知，张闻天就至少精读过四五遍。而“毛大概没有读过《资本论》”，对政治经济学“没有下过大功夫”，“喜欢读古书， ……曾经认为‘马克思可用的东西不多了’，说经典著作读起来没味道”。至于说到“马列主义中国化”，张闻天提的不比毛泽东晚。同样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他的组织工作报告（提纲）中就提到，“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而且整个说来，即使以现在的认识来看，他在1938年六中全会上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提纲）并没大错，既非整风中有人说的主观主义的典型，也不是党八股的代表作（因系提纲，所以被讽为“甲乙丙丁，开中药铺”），水平决不在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之下。在任总书记时期，他开拓和执行了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在解放战争期间做地方工作，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就更深了一层。但是历史地看，张闻天对中国实际的了解和认识的深度确比毛泽东要差些。这是因为照我的理解，所谓“中国实际”，应包括现实中国和传统中国两个方面。这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当然还要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毛泽东由于太熟悉传统，因而多少受其束缚，对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和面向现代化就重视不够。这大约是他晚年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里举个易为人们忽视的例子。号称以农民运动起家和最了解农民的毛泽东，进城后却用斯大林的办法剥夺农民搞工业化，实行城乡二元结构，把农民变成二等公民（梁漱溟因说“农民在九地之下”而遭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用户口制妨碍城市化和消灭城乡差别，致使至今存在严重的“三农问题”。这总不能说合乎中国实际和时代潮流。要说是理论联系实际，那理论也是斯大林的，并非马克思主义。至于迅速完成三大改造，搞穷过渡，制造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发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掀起大跃进和反右倾造成三年困难，没有根据地强调和人为地制造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最后发动“文化大革命”。这都越来越严重地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但却能够行得通、站得住，而且毛主席的威信反而更高，当然都与中国的传统有关，即几千年的皇权和**主义影响，再加上延安整风造成的一套体制、规则和不断加温的造神运动（个人崇拜），也使毛泽东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自诩。毛对中国的封建**传统了解得既深且透，活学活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张闻天无法望其项背的。所以张常说主席对中国历史熟，会用权术。1962年9月17日张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被迫检讨交代时就再次承认，“说了主席的坏话，如说主席整人很厉害，主席对人也使用些‘权术’，要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错误。”庐山会议曾使许多人感到痛心：中国中央的全会（还有所扩大），聚集了当代中国的伟人和精英，可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坚持实事求是、说句真话！连张闻天、彭德怀、黄克诚等也痛斥自己、拥护《决议》。估计多数人是心口不一，是为了“顾全大局”和“维护领袖威信”而这样做的，但也不能忽略党内长期威慑所起的作用。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可见传统影响之大，还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封建思想意识在作怪。传统在“实际”中的地位并不限于此。毛泽东思想之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这“实际”中重要一部分就属于传统。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更多的就不是来源于马列主义，而主要是中国历史中农民起义、占山为王等经验的继承和发展。经过庐山会议，张闻天也更悟出了学中国历史的重要，竟和彭德怀不约而同地读起了《资治通鉴》。总之，除了1935前十年，就整个一生而言，把张闻天目为“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是不公平也不合乎事实的。把毛泽东称为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代表，也只适用于民主革命中的一个时期，建国后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教条主义（自己的和照搬苏联的，还有对马列的片面和机械理解，以及某些曲解如资产阶级法权等），则要比张闻天严重得多。

（四）国际与外交

专门提出讨论这一问题是因为：张闻天做了十年外交工作；这个问题比较重要，过去还没讨论过；由于工作关系这一时期的情况我也有些了解。但这方面问题涉及面太广，我还计划写一本有关新中国头十年外交中若干问题的书，所以这里不拟详细讨论，只择以下几点为例做些简单说明。

1、关于和战问题。张闻天认为，“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是和平而不是战争”，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不能“把战争与和平的可能性看作是半斤八两”，“不仅要争取持久和平，而且要争取永久和平”。促进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有利于我国经济建设。他也从不把战争与革命联系在一起，而是强调和平竞赛，“因此，和平共处原则就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毛泽东同样主张争取世界和平，但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常强调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问题只在于“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而且“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即使“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备打上十年吧”，人类“可能损失一半”，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完了仗再建设”。他后来提出的口号也是：“备战、备荒、为人民”；“保卫祖国，准备打仗”，甚至干脆主张“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观察和估量国际形势，也是认为紧张更不利于帝国主义，因此还要主动制造点紧张，使他们不得安宁。

2、对世界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的看法。张闻天认为，二战后世界出现的是民族民主革命高潮，在相当时期内都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形势，资本主义还有较强的生命力。民族独立运动一般是资产阶级领导，建立的也是民族主义国家，但都具有历史进步性。1955年还明确提出，战后形势已改变了《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民族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和“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的论断。他一再强调“革命决不能输出”，对民族主义国家，“要向它们证明，我们并不想挖它们的墙角”。“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在外援上不能“打肿脸充胖子”。毛泽东则趋向于推进世界革命，要充当世界反帝的头（“要顶住美帝国主义的大肚子”）。1958年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修正，只涉及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在两个阵营中可能采取中间立场的问题，仍坚持这些国家要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向社会主义过渡，把当权的资产阶级列为“帝、修、反”中的“反”，号召和支援（按情况给予政治、经济以至军事援助）各国人民起来推翻它们。进而得出世界范围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成为一些国家所谓“毛派”游击队的理论基础。

3、在对外关系上，张闻天主张面向世界，争取早日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交（曾专门写报告建议同英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发展商贸关系，推进文化交流，引进外国的资金特别是技术。他在建国前所写东北经济构成的报告中即提出六种经济，内包括“秋林经济”（当时苏联在哈尔滨办了个秋林公司。张以此名词代表利用外资）一项，后被毛泽东、刘少奇修改时删去，剩下五种。毛泽东也提倡面向世界，但多半是面向世界革命，实际上执行的是闭关自守政策。先提出 “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后发展为“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认为同美英等西方国家迟点建交好，美国越搞经济封锁对我越有利，也不急于参加联合国（五十年代还曾提出，要参加得满足先决条件：撤销宣布中朝为侵略者的决议，通过美国为侵略者的决议，修改联合国宪章。行不通，就和印尼的苏加诺筹组“新兴力量国家”的联合国）。所以邓小平在谈及对外开放时曾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4、张闻天和毛泽东都提倡勤俭办外交，但张的要求更高，处处强调节俭，并且身体力行。毛却喜欢讲点排场，特别是总想出头，以大国和援助者自居。1953和1955年，张曾先后建议对国家庆典和外交礼宾应根据朴素大方原则和国际惯例进行改革或重新规定。如一年两次（五一和十一）检阅游行、国际和外交事件动辄百万人上街（庆贺、声援、夹道欢迎等）应予精简。外援要量力而行，适当减少。对外关系中的礼宾工作也须改革和简化，反对铺张浪费、弄虚作假、讲排场、摆阔气。但必须照顾国际法、遵守国际惯例，不能为所欲为。他的意见，有些被采纳了如五一庆典等，但礼宾改革却遭到反对，没能行得通。因为毛泽东实际上还是喜欢规模声势大些，特别是以个人好恶任意行事。如对伏罗希洛夫的接待就故意弄得过分盛大（夹道欢迎等），对赫鲁晓夫则很不礼貌，一次在赫刚到北京下榻处，未及休息就被接到中南海游泳池由毛穿着泳衣接见。对一些国家或**，高兴时可以鼎力相助（如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不高兴时不惜断绝关系（如日共）。毛在外交上不愿受约束，认为可以“无法无天”，藐视国际惯例，实行以我划线。例如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凡同苏（“修”）关系好、不接受毛泽东思想的，就一律归到“帝修反”一边。结果只是孤立了自己。为了推行世界革命和打倒“帝修反”特别是苏“修”，对外援助也不断加码。除朝、越、阿、柬等友好国家外，对一些当时人均收入已大大高出我许多的国家如马耳他、叙利亚（还是主动提出）等，也要援助。致使外援达到顶峰的1973年竟占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七以上（二十年后的1993年降为0.36%）。但张闻天在外交礼宾和节俭上也都有很大缺陷。一是对交际活动如接见外宾、送往迎来等有些厌烦，不愿多交际，更少同外国人交朋友，原因除个人性格外，也可能是为了珍惜时间和避（里通外国）嫌。二是过分节俭，影响外交的开展。例如我们在驻苏使馆工作四年，张闻天没有一次派人或组织去外地参观访问，大家几乎都没有离开过使馆。一次几个人去列宁格勒访问，旅程食宿还是自费，实在显得有点寒碜。

下面特别提出两个党内生活问题讨论，是因为它们比较重要，而两人在这上面的差异也显得突出，表现为各执一端，至死不改。

（五）民主和集中

张闻天强调民主，不但理论上提倡，而且身体力行。这也许与他五四运动后接受西方文化较多、而中国传统观念较弱有关。毛泽东更强调集中。延安整风为他的集中领导奠定了基础，建国后更逐渐发展到个人专断、凌驾于党之上、破坏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地步。而且这也是由来者渐，早就可以看出。例如1940年在延安时，张毛两人在同一会上讲中国新文化的方向，张先提为“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毛泽东后提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去掉“民主的”一项，就已显示了原则的区别。从两人对民主的论述中更可看出这种差别。毛泽东明确指出，民主是手段。他在谈到民主时，几乎不提选举权和罢免权，多是强调发扬民主以提高下级和群众的积极性，因此总是讲，要让大家说话，领导者要硬着头皮听，顶多是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以在延安同黄炎培的著名谈话而言，也是笼统提到民主和人民可以监督政府，而没有强调群众当家作主，可以起来罢免和改换政府领导人员。张闻天没见到讲过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的话，但从他一再提“为自由民主奋斗”看，民主不但是手段更重要的还是目的。讲到民主时，他从苏区起就一直强调选举权与召回（罢免）权，在东北做地方工作时更是付诸实践，有时做得还有些超出党章的规定。如在开辟新区和进行土改时，对发展党员时采取过“自报公议党批准”的作法（因那里没党员，想入党的找不到介绍人，于是就用经群众公议认可后报党组织批准并帮其找介绍人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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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26 16:27:19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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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