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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关系演变

等。可惜，毛泽东没有再见过他，他的信也大多没有下文。庐山会议后对他的认罪信，毛有“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的批示，并曾送给他看过，此后他再没得到过任何回信。据《张闻天年谱》记载，仅1960到1962年，张给毛就写了十三封信。毛有批示的七封。其中五封只是批给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传阅和存档。另两封有些内容。一封是参加八届九中全会后致函毛，表示拥护毛的讲话，并恳切申明“里通外国”是“实属莫须有的事情”，但仍决心放下包袱，做好中央分配的调研工作，“无负于一个***员所应尽的责任”。毛1961年1月22日看过批道：“已电话告张闻天同志，信已收到，看过，同意他对问题所取态度。”另一封是参加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给毛的信，表示拥护刘少奇的报告和毛的讲话，并附送《关于苏共危机的感想》一文。毛于2月22日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说，“张闻天同志来信一件，意见一件，请考虑印发常委、书记处各同志，再加陈伯达、康生、定一同志。请他们研究一下。此人是个动摇分子，累犯错误。他说的是否可信，值得研究。”此信也从侧面说明，毛对“七千人大会”和刘少奇报告不尽如意。1962年后，毛对张的来信已很少置理，只有1965年对来信中的两封批示传阅存档。但是毛对张闻天并没有置诸脑后和不再关注，包括紧张混乱的“文革”时期。和一些有意为毛泽东开脱的说法（如胡乔木所说，在“文革”中毛对彭德怀、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人在什么地方、受什么虐待等情况都不知道）相反，毛对以前的中央领导人，包括早己打倒的张闻天，一直都极为关注。

“文革”中批斗和游斗彭德怀和张闻天，在北京大概是无人不晓，何况毛泽东。而且对张闻天的待遇、处理和行止，毛也一直在关注着，无人可擅自作主。例如1968年3月15日“王明、苏修特务专案组”报告：鉴于张闻天的“罪行”和态度，建议将他和刘英送卫戍区“监护”。康生4月12在报告上批示：“张闻天问题要请示主席林副主席。”1968年5月17日谢富治手谕：“中央决定叛党叛国分子张闻天、刘英二人在家实行监护。”1969年10月20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宣布：毛主席批准解除监护，张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为战备疏散，遣送广东中小城市。此后，张一再给毛写信，要求调回北京，恢复组织生活和分配点工作。1974年1月19日，周恩来批示要汪东兴落实毛泽东指示，让张、刘参加地方党的生活和工作。1月20日广东省委组织部即通知恢复张、刘组织生活，享受县（团）级政治待遇。后来张给毛写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10月18日毛答复：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据此，张要求以上海为养老地点，但被驳回。最后获准去无锡安家，住不到一年即病逝于此，他和毛泽东的生前联系也就自然中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张毛二人谈不上有什么私交和个人友谊，也没有多少学术交流和学问磋商，连聊天的共同语言都不多，他们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共同革命理念上的政治上的结合。那么从政治着眼，也就是过去强调的提到路线的高度看，张毛关系的这三大阶段大概可归纳如下：第一阶段，即长征前，基本上是张闻天错误和毛泽东正确。说基本上，是因为张也有正确的地方，如反对文艺界的关门主义和在苏区同博古的斗争等；毛也有错误的地方，如肃反中错杀几千干部战士和逼出“富田事变”又错误处理等。这个时期虽然还不能说毛有一条完整的正确路线，但当时是军事第一，而毛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和战略战术等根本问题上还是正确的。第二阶段，从遵义会议到全国解放。这期间，虽然中间夹了个延安整风，双方地位有极大变化，但政治路线上一致，基本上都正确。第三阶段是建国后的二十多年。在这个长时期里，毛泽东也有一些建树，但就全局看，基本路线是错误的，其根源大多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张闻天基本上是跟着毛泽东走的，但在许多问题上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历史证明，这些看法是正确的。因此总的看来，可以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基本上是错的，张闻天基本上是对的（只是就思想而言，行动上还得执行毛泽东的）。这三个阶段，还可用张闻天自己检讨的话说，就是：遵义会议前，“当时我在中央工作，我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还有点分庭抗礼的味道”，整风后开始信服，只是对审干有过意见；“对主席过去革命时期的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是相信的（革命胜利也已证明），但对这一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办法，是否行，有怀疑。”

最后就相互态度来说，则可分为这样三个阶段：遵义会议前，张对毛是轻视与忽视；毛对张是内心看不起，表面还得应付。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前，张对毛是尊重与崇敬；毛对张是表面尊重，实际上仍看不起。从整风起直到“文革”，张对毛是既有个人崇拜，又有不满和意见，而且天平逐渐后倾；毛对张是不平等相待，政治上压制，人格不尊重，从批评的讽刺挖苦到借口打倒，使张闻天过了三十年的一半失意和一半屈辱生活。但就张闻天来说，他始终忠于毛泽东，如同在庐山和接着的第三次全国外事会议作检讨时所说，他的动机只是想提醒主席和中央注意，尽早认识与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绝无意要反对毛主席，更谈不到打倒了。他说，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就是谁想打也打不倒。这确是他至死未变的想法和态度，因而对他后来的遭遇一直就感到委屈。平心而论，遵义会议后，张闻天确实对毛泽东只有合作、拥戴，而没有一丝一毫对不起的地方。

关于张毛关系就写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张毛的关系悠久而曲折，一本书也说不完，所以只能挂一漏万地做点简单回顾；第二，我是有意识地在这些叙述中尽量排除主观的猜测和设想，甚至连我同张闻天十多年的接触与谈话都不加引用，更不用说主观的估计和判断了。对双方关系力求做到实事求是，“不虚美，不隐恶”。

二、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差异和比较

谈过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就容易联想到他们的差异和比较。但这个题目更大，单是其中的某些部分，例如政策思想和理论问题，都是须有专门研究的大工程。可我原先既无研究，现在又来不及研究，所以只能就个人的了解作点简单叙述。需要说明的是，这样做，正像有的党史专家所说，“把张闻天和毛泽东放在一起比较，并不是要抬谁贬谁”。在我，只是想从各人思想、素质等方面的差异来了解他们关系发展的前因后果，以及这些差异对延安整风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并不同意“因为历史早为他们各自做出最为公正的结论”之说。实际上，即使比较公正的结论，现在还没有做出，看来今后一个相当时期也很难做出。这正是要对他们两人做点比较的原因之一。而这个比较之所以着重讲差异，并不是由于相同点不重要或者不多，而是因为太多太广泛，如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追求、基本相同的政治基础、相当时期的并肩战斗、勤奋好学、知识渊博、有文学天赋（如另走条路，毛可成为多产的大诗人，张可成为著名的作家）等等。这些，人们都较为清楚，也容易理解。而差异的对比，则可以从不同侧面看出各人的素质、特性、优点缺点、发展变化等。只是对此未能找到什么参考材料和立论依据，只好按自己的了解与判断，不分轻重和不讲逻辑地作点举一反三的说明。

（一）领导才能

历史证明张闻天和毛泽东都有高超的领导才能。如上所述，张闻天在做总书记时期就已表现出他善于总结经验、坚持集体领导、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因而主持中央工作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变。后来的三十多年，他在各方面更加成熟，却又失掉机会，无以展才。在工作上，机遇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时人数不到四方面军的三分之一）出了八大元帅。二、四方面军只各出了一个元帅，不能说与此丝毫无关。因为无论你有多大的才能，不给你机会，不让你“锥处囊中”，再大的本领也是无法和无处现露出来的。而张闻天在延安整风后的处境，就大致如此。而且事实证明，在重视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跟上时代潮流、以世界眼光看问题等方面，张闻天要远胜过毛泽东。这也是建国后两人思想以至关系渐行渐远的原因之一。但总的说来，论领导能力，毛泽东终究要比他高出许多。当他还埋头于文学和只注重书本的时候，毛泽东就已领导过工农兵学运动，有了广泛的社会经历和深厚的生活基础，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人物，参与了党的缔造，担任过国共两党的重要领导职务，能够做到多谋善断，随机应变，运筹帷幄，干群用命。他还是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精通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在军队、地方、党内外都有广泛影响。张闻天则没有指挥过军队，在干群中影响小得多，更不用说在全国了。就是在做人处事上，毛泽东也早已深沉老练，张闻天却始终带有书生气。例如徐向前说到西路军失败后他回到延安时的情况：“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张闻天见我则不同，责备了一番，我没吭气。”这可能写的有些过分，但还是可以多少说明毛张在待人上的差异。又如刘英说，张闻天任总书记时，一次关向应有事找他。他正在写东西，请关坐下等一会儿。关等了约半小时，看他连头也不抬，就悄悄走了。刘英告诉他后，他抬头一看，关已去远。所以刘英说，他真是个书呆子。此外，张闻天还显得有点只讲原则，不够灵活，批评人不大讲情面，虽然并不整人，但却得罪人不少。党的八大选举，他得的票数竟在刘晓之下，外交部党组会上就曾议论过。最后应说明的是，建国后毛泽东更进一步登上神坛，张闻天则从不断下滑直到长期沦为阶下囚，两人的领导才能已无法可比了。

（二）政策思想

毛泽东有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政策的毛泽东思想，张闻天却没有一套显示于世的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体系。在民主革命阶段，张闻天确有不少光辉的政策思想，但那都属于对毛泽东思想的部分贡献，被纳入毛泽东思想的范围，何况在1935年以前还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当然，“毛泽东思想是GCD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核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想出来的。在他之前，斯大林就已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通过革命军队来影响农民”。在他提出“上山”和“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同时甚至更早，一些党的领导人和地方干部也都提出过类似的主张。例如湖南省委领导人郭亮在“八七会议”前就已到各地督促执行武装暴动计划，主张上山“当大王”。“八七会议”后，各地的起义、暴动更是遍地开花，而大多数根据地也是在瞿秋白领导时期创建的。但是能够坚持实践和总结出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政策，并取得最后胜利的还是毛泽东。这也是他成为新中国主要缔造者和一代伟人的原因所在。在这方面，张闻天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只是建国后，毛泽东在思想政策上频频失误，犯了一系列严重的“左”倾冒险错误。这就是人们说的，要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晚年（时间很长）错误区别开来。张闻天建国后并无机会提出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但在一些重大的政策思想上同毛泽东却有原则的分歧。这里只举数例以作说明。张闻天主张解放后党的工作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要搞一个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并在取得政权后即开始实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张闻天提倡面向世界，抓和平建设，首先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毛泽东则致力于反帝和搞世界革命，并争着当头。张闻天一贯强调民主，对集体领导身体力行，反对突出个人（自己也不愿意出头露面）和搞个人崇拜；毛泽东一贯强调高度集中，实行独断专行，以对自己的态度划线，大搞个人崇拜。张闻天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倡独立思考和兼容并蓄，总是尽其所能帮助和保护知识分子；毛泽东认为读书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范围，必须经常敲打，摧残了大批专家学者和优秀人才，推行文化**和“舆论一律”，严格限制言论自由。张闻天反对经济建设中搞群众运动，主张按经济规律办事，对历次政治运动持消极态度；毛泽东热中于搞群众运动，用斗争和运动推动各项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失和危害，以及其他等等。以上所举只是开个头，有些问题下面还将进一步展开讨论。其中许多问题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曾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而历史做出结论又是，“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并不是毛泽东说的“是一场阶级斗争”，更准确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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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杂谈] ·何方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关系演变

2008-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