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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关系演变

始，张闻天也就永远退出了中央领导。

（三）延安整风后的张毛关系

从1941年到1945年的整风期间，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完全是一种检讨者和批判者的关系。虽然这时张闻天还保留着政治局委员的名分，但已不起相应的作用，甚至有些意见都没处提（例如他不同意抢救运动，但直到最后才同任弼时私下谈起）。有关这期间的情况，后面将有一章专门谈到，这里暂付阙如。

延安整风以后，张闻天虽然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可是实际分工，只负责一个中央材料室，这是中央各部门中最小的一个单位。一个政治局委员，只管一个只有四五个人的小单位”。正好不久日本投降，中央决定开辟东北工作，他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决定和自己深入实际，就恳切要求去东北做地方工作，并迅速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从此，他就永远结束了同毛泽东一起工作的历史，先是变成一种间接的（即中间隔了几层）领导和被领导关系，1959年后，连这种关系也告中断，完全被毛泽东打倒了。

我是1945年跟张闻天一起到东北的，1949年起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以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大意如下的一段话：在我看来，张闻天的革命生涯中有两段时间显得最为辉煌。首先是他担任总书记那几年，主持中央工作，为实现中国革命的战略转变、开展抗日统一战线新局面，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其次就是在东北先后担任合江和辽东省委书记期间。这两个省，地方都不大，但工作比较全面，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容易发挥他的聪明才智。

在东北工作期间，除参加七届二中全会外，张闻天和毛泽东一直没有见过面，大概也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因为那时毛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指挥解放战争上，而张却是完全从事地方工作的，即使对毛泽东有报告和建议一般也要经过东北局。但张闻天的大体情况和重要意见，毛泽东还是有所了解的。例如关于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盈利分红问题张同刘少奇的争论，后来他就明确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意见。应该说，张闻天在东北的四年地方工作还确实显示出了他的理论水平和领导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后掀起的土改中“左”的偏向就被他顶住了。还有些重大的理论与政策问题意见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吸收采纳，如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构成等。当然也有些好的意见没能引起应有的注意，如解放后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对发展资本主义持积极态度，农业合作化不能操之过急等。对这后一点，薄一波曾叹惜其因未受到“充分重视”而造成农村工作的损失。当然，这些都与张毛关系无直接联系，只是说明延安整风后两人地位的根本变化和张虽仍持积极入世态度但已起不到很大作用了。

正当张闻天兴致盎然和得心应手地从事地方工作之际，1950年他被调去做外交工作，派任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先是刘少奇等提议由章汉夫出任此职，并请示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毛同周恩来商议后复电改派张闻天。这一调动除表明当时对外交工作还不熟悉和对联合国工作的重视外，从张毛关系的角度看，也从工作性质、国际惯例、实际情况看，更不排除有“贬官”、“外放”之意，而不是过去人们说的表现了毛对张的器重。这样考虑的根据是：第一，“外交工作授权有限”、驻外使节只是执行政府指示、承办些国内委托的事务性工作、参加日常交际活动、反映情况等，且毛泽东在张闻天出使前还特别提醒他：“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第二，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多为大使衔的副部长级，当时苏联东欧国家还没有见到有政治局委员出任此职的；第三，因外交工作授权有限，社会主义国家常对一些“特殊人物”派出国工作，含有“外放”、“贬谪”之意，如苏联1933年派反布哈林斗争中被撤去教育部长职务的卢那恰尔斯基任驻西班牙公使，1957年派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的莫洛托夫任驻蒙古大使，1953年维辛斯基由外交部长降为副部长、任驻联合国代表；中国党建国后派定为“教条宗派”并因对整风有点看法等原因在七大中委选举中落选的王稼祥为首任驻苏大使（毛泽东曾一再向斯大林告状，一次还当面指王十年内战时整他）等；第四，张闻天从未做过外事工作，而在延安时就从事外交（外国和国民党）工作的重要领导干部并不少，如叶剑英、杨尚昆、李克农等；第五，联合国去不成，张闻天即被改派为驻苏大使，以代替生病的王稼祥；第六，张闻天在驻苏大使任内曾通过陈云要求改行做经济工作。陈云写信告诉他，毛主席对他有看法，认为他骄傲，表示不拿下他的政治局委员是不好另行安排工作的。第七，1952年苏共十九大，中国党派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团员有中央委员饶漱石、陈毅、王稼祥，候补委员刘长胜，然而却没有时为政治局委员的驻苏大使张闻天。其政治歧视太过明显，即不论党内地位，也不合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惯例，当时一些外国人就觉得奇怪。

改行不成，张闻天就决心搞一辈子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研究了，而且是一心一意，乐此不疲。十年外交工作中，延安整风后所受歧视有增无减，政治局委员的虚位和实际职务间的差距继续拉大。早在东北，非政治局委员的同志如李富春等任东北局副书记时，他就只任常委兼一个小省的省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出任驻外大使的，在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中他也是罕见其匹（据我所知，只有一位保共政治局委员，因系长期流亡苏联的一位老太太留下做了保加利亚驻苏大使，不久即死于任所）。在大使任内，他同毛泽东既无直接工作关系，也无直接个人联系。与其他大使不同的，可能就是他经常积极通过外交部向毛泽东并中央反映情况和提建议，但很少听到有什么回音。后来周恩来感到工作实在太忙，对他做外交工作也还满意，遂建议调他任外交部副部长协助周主持常务。这又开创了***执政国家一个政治局委员当副部长的也许是空前绝后的特例。1956年，时隔十一年（七大党章规定为三年）召开党的八大，张闻天作了充分准备，打算以《论和平共处》为题作个发言。按理，一个政治局委员要求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发一次言实属正常，但却并未获准，说是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有陈毅一篇发言就行了。因为在这之前好久就已内定陈毅代周恩来兼外交部长，所以一直不让张闻天在这方面多出头（从1955年起，许多外事活动，如参加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陪总理出访、接见重要外宾的陪见等，已多由陈毅出面）。

张闻天十年外交期间同毛泽东的关系，一般说来也还是正常的。毛泽东绝不会重用张，张自己也明白，并已安心于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研究的开拓，做到了尽心尽责，而且建树不少。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常有分析和建议报送毛、周；对外交业务和内部建设更做了许多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但他仍然忧国忧民、一直注视和考虑全局问题，有时也向毛写信报告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对毛泽东定下的方针路线以及各项政策与作法，他都贯彻执行，照章办事。他一贯谨言慎行，从未表现出对毛的不满。但也使人感到，他对毛是有意见的，缺乏某些领导人那种“主席不离口”的崇拜感情。帮他起草文章或他自己亲笔写，一般都不用查找和引用毛泽东的语录。（例如他要我起草的在八大二次会上的发言《关于美国经济危机》，在《红旗》创刊号发表时，最后引毛泽东的话作结束，就是陈伯达给加上的。）平时看毛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由于历史关系，夫人刘英过去同毛较熟，过一段时间总是建议一起去看毛，他多以“主席那么忙，又没什么事，打搅人家干什么”为词推托。据我几次目睹，他见到毛除谈正事外（或没正事，如参加跳舞），就只是沉默寡言，倒是刘英在旁可以搭上话。总之，使人感觉到张闻天同毛泽东之间存在着无形的隔阂。

在毛泽东方面，本来就看不起张闻天，延安整风后就更不在话下了。对张闻天喜欢发议论、提意见，他并不以为然。有些他认为正确的意见而加以采纳，也只是视为“从群众中来”，并不认张的帐，如关于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张的一些报告，他至多是批给大家看。如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时，对张报上来的在外交部务虚会上的总结发言《关于若干国际问题的意见》曾批示：“印发各同志，很可以一看。”也就如此而已。实际上，建国后毛对张已越来越厌烦，有时讲到历史问题也是有意褒王稼祥而贬张闻天（如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在毛看来，延安整风后张闻天内心并未服，思想并未通。因为延安整风树起的一个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就是以对毛的态度划线。此后，随着个人崇拜的不断升级，这一标准也越来越严。个人崇拜的天然要求是歌功颂德和少提以至不提缺点与批评。张闻天并不是不了解这点，但他从思想上就反对个人崇拜，既不会歌功颂德和顺着来，又喜欢揭露缺点和提意见，所以使毛越来越反感。下面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张1958年4月到上海、杭州参观访问，26日写信向毛泽东汇报，本想在肯定和赞扬大跃进的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后经一再考虑，定稿时还是删去了要提的缺点和意见，只剩下赞扬。毛看后认为是张的进步，遂于5月8日回信说，“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时曾对你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也对你当面说过。今天看这个报告，引起我对你热情欢迎。”接着说，上述看法，“可能对你估计过高，即书生气，大少爷气，还没有完全去掉，还没有完全实际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紧，你继续进步就是了。但你过去能写出现在的报告吗？能有这样的无产阶级感情吗？能有这样感人的气氛吗？在我看来，没有。现在有了，通了，群众化了，因此向你致贺。”转录这么多，不但是为了说明毛喜欢报喜不报忧，也为了活灵活现地显示出毛的“帝王”气魄，对张闻天这个“臣下”已毫无平等可言，同时还暴露他对搞崇拜自己的人很容易受骗（所以康生“值得信赖”）。因为不久后的事实证明，张闻天并没有“通”，而且真正脱离群众、“不大懂实际”的也不是张闻天，恰巧相反，而是批评者自己。否则中国的生产力和生态环境不会遭到那样严重的破怀，不会有三年困难和饿死三四千万人。从发展轨迹看，进城后两人的思想就渐行渐远，距离越来越大，个人关系也日益变得貌合神离。张对毛是敬而远之，毛对张是厌恶、歧视、以至侮辱。特别是政治路线和思想作风上的分歧，使他们之间的冲突成为不可避免，并终于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爆发了。而其结局又说明，延安整风立下的以毛划线已发展成铁的纪律，个人完全凌驾于一切党规国法之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再经历二十多年的苦难（反右派、大跃进、三年困难、社教四清、“文革”十年），也就没什么奇怪了。

张闻天一直忠于马克思主义。庐山会议后他虽受着屈辱的待遇，不断的批判，不断的检查，还从1962年9月起被“专案”审查，取消参加中央会议和阅读中央文件的资格，但仍孜孜不倦地钻研马列理论和中国的实际问题，写出了大量笔记和文稿，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但由于当时的处境，他不得不采取一些特别的做法，即送请毛泽东审阅指正的文稿，都是较虚的理论问题和反修、颂毛的学习笔记，另外一些确有见解、虽尽量含蓄但仍顾虑有犯忌内容的材料，就没有上报。例如《张闻天文集》收集刊印他在庐山会议后的文稿共三十篇，其中除一篇关于集市贸易问题给毛并中央的报告、一篇谈纯理论的《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外，其余二十八篇都没有报送过毛。其实，就是报送毛的许多读书笔记和报告文稿，毛也基本上不看。据说连那篇谈集市贸易的报告都没看，还是从康生咀里听到的。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康生进谗言说，张闻天现在和孙冶方又在搞利别尔曼一套。毛说，好啊，让他们去上街（指闹事）。那篇建议开放市场的报告也就成了张闻天的翻案活动和一项新的重大“罪行”。

张闻天虽然对庐山会议以来的批判内心并未服气，正像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承认的：1962年1月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使我觉得我在庐山会议上发表的一些观点是没有多大错误的，会上的反右斗争是过火的。但他为了照顾大局和使自己能留在党内，还是不断地检讨，特别是寄希望于毛泽东并经常写信。据《张闻天年谱》主编张培森统计，从庐山会议后到去世前共给毛泽东写了三十二封信（先多后少）。内容主要是顺着毛的恭维的话和提点要求，如：附送报告文稿和《读书笔记》、汇报思想和工作以至被斗情况、对重大政治事件的表态、要求作结论和分配工作以及要求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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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26 16:27:19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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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