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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谎言之为社会常态

以后，分别盛到大缸里等待晾凉，凉了以后由青年突击队排队用水桶担到村西头最肥沃的地里，浇到红薯秧子下面，然后由匍匐在地上的妇女用手掩埋好，就像掩埋下一颗颗巨大的希望的种子。
这件事是不是大张旗鼓上了县报或者省报，县、乡领导是不是因此得到了很大的荣誉，我不得而知，但是在那样一种狂热的社会气氛中，我敢肯定打狗和把狗肉汤作为肥料娇惯到白薯下面，一定是得到鼓励和赞赏的行为。
一种行为当然要导致一种结果，打狗煮汤的结果怎样呢？结果是：被架起来的白薯秧子长到树那么高，而秧子底下的白薯就像小孩子的鸡鸡一样大小。
这就是全村一百多条狗命换回来的东西，这就是全村人家忍受失去几乎相当于家庭成员的痛苦换回来的东西，用社会学术语说，这就是私人生活空间被公权力强行挤占以后换回来的所谓“公共利益”。而这一切都是在“大跃进运动”的政治谎言和亩产达到多少的谎言覆盖下发生的，从显现的意义上说，它是我们社会的一种常态。所谓“常态”，就是无人质疑，无人指责，仿佛一切都是应当发生的——国家意志自然可以消解任何质疑、任何指责，这是谎言之所以大规模存在的保证，没有人能够动摇这个保证，山沟里的老百姓更不能。
失去大黄狗，爷爷总是低垂着眼睛静坐在炕上，眉宇间仿佛凝聚了千古忧愁，成天不说一句话，隔一段时间就发出长长一个“唉”字……这件事如此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其实全部是感性的东西，它所深含的历史意义是后来才被补充进去的。也正因为如此，所有我上面列举的数字就都不是抽象的了，我知道那是国家编造的谎言，这种谎言侵袭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失去本性，失去天真，失去真诚。
经历了这件事，一个孩子的稚嫩心灵也感觉到世界发生了变化，它再也不是那个让我着迷的世界了，我对它充满了恐惧，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情，对于弱小个体来说，尤其如此。

3

结果又发生了所有人都去吃公共食堂的事情。
“大跃进运动”严重的浮夸风造成了粮食多得吃不完的假象。中国***机关报《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2日算账说：一个人“放开肚皮吃饭”一年能吃大约500斤粮食，而当年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每人平均就可以达到550斤，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这又是一个国家级谎言。
不幸的是谎言常常成为我们制定国策的依据和基础。
为了实行更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大跃进运动”后期开始强行在全国农村人口中推行公共食堂。凡是国家意志推行的东西，进展都很快，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统计，全国农村已经先后办起399000个公共食堂，在公共食堂吃饭的人口达到4亿，占人民公社总人口的72.6%，主要产粮区河南、湖南、四川等省吃食堂人口更是达到90%以上。最要命的是，具有勤俭持家美德的人们相信了属于集体所有、实质上等于无主的粮食“放开肚皮吃也吃不完”的谎言，就像下决心不再过日子的人那样，把公共食堂变成了浪费和糟蹋粮食的所在，有的地方不到3个月就把一年的口粮全部挥霍光了。以河北省为例，省委在1958年9月发出文件，兴奋地宣布公共食堂“不限量吃饭”，两个月后，却又由于粮食的无节制消耗而把白薯也作为主粮，再过两个月，即1959年1月，全省农村公共食堂己经普遍出现“断炊”现象，饥饿的阴影不祥地游荡在这块失去理智的大地上……有人指出，“大跃进运动”把农村掏空了，吃光了，农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下降到历史最低点，这才是后来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人的根本原因。
上述信息也被我童年的印象所证实：一开始，人们在公共食堂大吃特吃，几个月以后就“弹尽粮绝”，只能为村民提供蒸生白薯干和清澈见底、简直能够用来养鱼的稀粥度日了。爷爷一辈子没有遭过这种罪，吞咽这些从食堂打来的东西极为艰难，经常端着碗流下眼泪，或者把饭碗推开默默离去。为了保证所有劳动力都去劳动，我和其他孩子一道被放在幼儿园集中看护。公共食堂没有粮食吃的时候，幼儿园还有净面玉米饽饽，我有时候就偷偷藏到衣服底下半块饽饽，给爷爷带回来。爷爷含着眼泪看着我，分明为有这样一个孝顺孙子而高兴，但是他没有鼓励我的偷盗行为，简短地说：“以后别了。”
爷爷异常威严，父母亲和我们这些孙子辈在他面前都不敢大声言语，即使在极为困苦的日子里，他对我的管教也是严厉的，在这些管教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不能说瞎话。爷爷对说瞎话深恶痛绝，他可以原谅你任何缺点，却绝不原谅说瞎话。我唯一一次挨爷爷打就是因为说了瞎话,我已经记不得究竟说了什么瞎话，但是我永远忘不了那件事的严重后果：他用凌厉的目光看着我，只这一看我的瞎话就露馅了，于是他把我拢到大腿上，打我的屁股，打得很重，我也哭得很厉害。
爷爷心情好以后，解释了人为什么不能说谎，现在我用自己的语言把他的话归纳一下：一个人要是能够随便说谎，就能够干出其他任何罪恶的事情；没有谁的谎言能够长久骗人，所有谎言到最后都得露馅；为了害怕露馅，你得不断用新的谎言话遮掩它，这样，不要说被你骗了的人，即使是你自个儿的日子也会过得乱七八糟……人的日常生活取决于这个世界的逻辑关系，逻辑关系正常，日常生活正常；逻辑关系混乱，日常生活混乱。但是，真正置身于日常生活中的人很少能够察觉这种因果关系，他们会以为生活理当如此。尽管爷爷读过私塾有一些文化，我也不能断定这是他对当时社会的观感，我甚至倾向于认为他对我的教诲与“大跃进运动”和“吃食堂”没有什么关系，仅仅是乡村传统生活中传统的道德见解而已。
后来因为老家修水库，国家鼓励移民，我们全家就都离开家乡，投奔在北京工作的大哥，暂时栖身于北京郊区的一个小村子，爷爷在那里去世了。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不能说爷爷死于饥饿，因为我们是居民户口，每个人每月有十几斤供应粮，但是我始终认为极度营养不良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我不知道曾经给家里挖过多少野菜，直到现在我仍旧能够辨认出任何一种吃了可以不死的野菜），否则他会活得更高寿一些。我凝视停放在门板上的爷爷，有一种寂静、恐惧、不知所措的悲哀之情，我第一次意识到有一种叫死亡的东西横亘在广漠的天地之间，人极为渺小，极为渺小。
此时家里更为困窘，没有钱为爷爷置办一副像样的棺材，就用一个柜子改制了一副，草草埋掉了。这一定是一件让爷爷极为伤心的事情，几年以前他是不曾想这样离开这个世界的。
我五六岁的时候还没有实行初级社，还是一家一户个体生产，家里倚靠果树和粮食收入，日子过得很殷实，按照乡俗，父亲很早就为爷爷从县城定制了一副柏木棺材，停放在西厢房。棺材用四寸厚柏木板做成，造型优美，油光锃亮，正面镌刻并用金漆描画出蝙蝠和巨大的“寿”字，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柏木和油漆混合的味道。爷爷很珍爱承载他最后归宿的这副棺材，站在它面前总是很严肃很自信，时不时用小木片堵堵这里，弄弄那里，所以棺材盖总是置放到旁边，给我们提供玩捉迷藏躲到棺材里藏身的机会。我们搬离老家没有钱雇车拉这副重达几百斤的棺材，而搬家又很需要钱，这样，爷爷就忍痛让父亲把这它卖掉了。
爷爷躺在柜子改成的薄板棺材里入土为安，一年以后，人民公社集中平整土地，爷爷的坟包被拖拉机拉平，从此，他就彻底消失在异地那片陌生的土地里面了。爷爷的音容笑貌异常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爷爷对我的教诲，尤其是不要说谎的教诲长久地影响着我，不仅影响着我做人的准则，更影响着我对眼前这个世界的了解和判断，我知道他不希望自己的孙子成为正在大批出现的那种人。

4

本来，我可以避开过于个人化的叙述，选择一个宏阔的角度来论证我的观点，但是我又觉得没有必要——我们生活在谎言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经历和体验，凡是读了这篇文章的人，只要你有一些阅历，只要你认同我的观点，你就能够用你自己的故事来确证我们正在谈论的现实。
这是一种已经不再为人所在意的现实，我们就像标本一样被置放在各自的位置，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在被麻醉，不知道有一种被称之为谎言的液体浸泡着我们，我们的精神和肉体都处在迷醉的状态。
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伟大红旗指引下，社会继续前行，又经历了“四清”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13岁的时候，全家搬到了北京城，在这里读小学最后一个年级，随后就上中学了。我的学习成绩很好，考上了当时最好的中学，我的理想以及家人的期望都是要上大学。万万没有想到，上中学还不到一年，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彻底终结了我的考大学梦想。
这场被称之为民族“浩劫”的政治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今天的人们认识已经很清楚，尽管它仍旧不能被公开讨论。我看到其中一个见解：这是一场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的权力斗争。就是这样一场完全说不上光明更说不上正派的斗争，被说成了“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而“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又似乎与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资本主义复辟了，我们将“吃二茬苦，受二茬罪”。
这当然是谎言，巨大的谎言，然而，正是这种国家意志铸就的谎言经由国家权力蛊惑，把全国人民都激发了起来，社会陷入到被我称之为“**主义无政府状态”的全面混乱之中，毛泽东被树立为宗教意义上的神。当这个唯一的神对红卫兵说“我对你们表示坚定的支持”的时候，幼稚而狂热的中学生怎么能够分辨出这不是上帝的招引而是撒旦的欺骗引诱？当这些被“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坚定支持过的年轻人突然遭到国家唾弃，被作为“5·16分子”和“打砸抢分子”清查并被抓进监狱的时候，他们想到自己被何人欺骗、又是何人将他们置于死地么？那些因为被批斗致死、由于难以忍受折磨而自杀的人假若地下有知，他们会醒悟到是“国家的恶”导致他们最终的结局了么？侥幸活下来的人被“平反”的时候，他们感激涕零，他们知道正是他们感激涕零的那种力量使他们从人变成鬼、又从鬼变成人了么？所有人都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就连制造了那场“浩劫”的力量也戚戚然说那是一场“浩劫”，然而究竟是谁制造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却成为了语焉不详的事情。官方解释是“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但是谁都知道这不过是一种遮挡，没有人相信。没有人相信却又不允许人们研究讨论，结果，那场“浩劫”成为了谁也不用承担历史责任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在很多时候，它甚至连“东西”也不是，是“无”，是没有——由于“国家”对于文化大革命信息的压制和封锁，现在的年轻人知道那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浩劫”吗？不知道。没有人知道。
被掩盖的历史也是历史，我们活该面对这样的历史。
我与千千万万中学毕业生一道，在历史没有得到解释的情况下，又被伟大领袖毛主席另一个伟大号召指引，到陕北插队去了。这次遮蔽我们的谎言是：明明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无力安排几千万人的就业问题，需要农村来消纳这些势必走向社会的劳动力，“国家”却在我们面前勾画了一个幻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我们被教导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毛泽东语），这就是说，不是“国家”有罪，是这些孩子有罪，而且是原罪，必须接受上帝的惩罚，到偏远山村和不毛之地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孟子·告子下》）
到陕北插队使我完成了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正是经由这个“开始”，我的思想和行为才有了“现在”，才有了对“将来”进行思考和创造的能力，在此意义上，我感谢这个并非出自我的选择、无情甚至于无耻的“开始”，它搭建了一个人精神发展的通道，让我成长为人了。
人类个体任何精神状态都是从遥远的过去发展而来的，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动作、产生的每一个想法都是我们过去所说、所做、所想、所感受的结果；我们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生活之间有一个实在的延续线，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总在不断地试图追溯自己精神成长的历史过程，试图探明它之所以产生的原因，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希望，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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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26 10:41:30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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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