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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流氓的盛宴

父本来自《恶之花》的波德莱尔、《地铁车站》的庞德、《荒原》的艾略特、“垮掉的一代”的金斯伯格、“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约瑟夫海勒、《麦田的守望者》的塞林格、《情人》的杜拉斯、帕斯捷尔纳克、曼杰斯塔姆以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米兰昆德拉等等，而它的中国母本则来自唐诗宋词，以及民国时代的诗人穆旦、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以及朦胧诗人食指、多多、北岛、芒克和顾城等等。西方文化精英如弗洛伊德对性的精神分析、尼采的狂人姿态、塞林格的美式粗鄙俚语，不仅是诗人进行检索的隐在的思想库，而且是流氓话语孕生与繁殖的精神雀巢。流氓话语运动一方面充满原创性，一方面也露出了“他者”的显著踪迹。

3、第三代实验诗歌大展

1986年，由徐敬亚、孟浪等人策划，《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破天荒地以几个专版的方式，举办了《第三代实验诗歌大展》，在简陋的版面上云集了几十个诗歌流派，各种“宣言”和“代表作”纷纷出笼，仿佛是一次盛大的纸上先锋话语博览会，但其中许多“流派”都露出了流氓的亲切嘴脸。那些游荡在社会底层的民间知识者，占据了不同的诗学山头，举起了 “PASS北岛”的话语反叛的义旗。这无疑就是流氓主义诗歌抗击主流诗歌和展开江湖角逐的信号。在后朦胧诗人或第三代诗人看来，北岛、舒婷和顾城所运用的其实是国家主义话语的变形。北岛的“国家关怀”仍然建立在传统的“中间价值”的基础之上，而舒婷的“国家－母亲的一体化”倾向也引发了人们的不安。顾城的“童话诗”则沉溺于无法排遣的恋母情结之中。在“第三代人”看来，朦胧诗“三个代表”，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已露出妥协的温存表情。

参加“大展”的诗派中包括“大学生诗派”、“非非主义”、“他们”、“海上诗群”、“莽汉主义”、“圆明园诗群”、“整体主义”、“撒娇派”、“城市诗”、“四川七君”六十多个“流派”和上百位诗人。而这不过是中国各地涌起的诗歌潮流中的一小部分，更大量的诗人、诗作及其主张，被淹没在岁月的洪流之中，但从中却孕生了一代对中国文学乃至整个文化产生微妙影响的诗篇。所有那些流派和宣言结晶成了代偿性的美学身份，并成为诗人们互相辨认的标识。尽管有人对此展开了严厉的话语批判，却收效甚微，因为这些诗人大都没有确定的身份和“单位”，以流浪为生，难以展开行政审查和处罚。真正的打压来自主流文学界。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报刊的话语发布权变得至关重要。官刊对先锋诗歌实施的发布权垄断，就是对它的最有效的扼杀。

地下诗歌

经过长期思想训练的文学编辑们，从大量来稿中甄别着反叛的字词，把它们无情地送进了废纸篓。基于严厉的话语管制，民刊的发展变得势不可挡。先锋诗界仿效《今天》，大步迈入地下出版时代。民间诗刊在各省大量出现，仿佛是一些革命年代的印制粗陋的传单。其中最著名的有《他们》、《非非》、《现代主义同盟》、《中国当代实验诗歌》、《巴蜀现代诗群》、《汉诗》等等，大多出自四川盆地，尤其是巴渝地带，激越的“麻辣文化”鼓舞着造反者的神经。从来没有“出川”经验的内地诗人，居然戏剧性地成了先锋诗歌的中坚。

在网络时代远没有到来的纸媒年代，那些“非法出版物”散发着新话语和油墨的香气。在一个保守的意识形态空间里，那些新奇的思想和语句鼓舞了文化想象力的生长。四川校园的莽汉主义诗歌，发出了反叛而性感的嚎叫；上海校园的“撒娇派”以“反讽性发嗲”的方式，重构了个人与国家的历史关系；而“非非主义”的话语实验，则在努力摧毁旧话语的语法基础。这无疑是一种比离弃故乡更加内在的流走，它要离弃威权主义中心，在权力的边缘获得一个自由的话语空间。

二、“非非主义”和流氓美学

1、语法革命来了

作为先锋主义诗歌中最具实验性和和形而上色彩的非非主义诗派，其成员包括周伦佑、蓝马、杨黎、何小竹等人。这是一个深入到话语内部进行探险的小组，他们的四周是毛语的庞大壁垒，而他们试图从中开辟一条通往“纯粹之诗”的通道。蓝马是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先锋批评家，他对话语体制的敏感以及创造新话语的激情，使之成为八十年代先锋诗学最激进的代表。他更愿意把我们面对的世界看作是“空前绝后的第一大案，第一要案――第一大恶性案，第一大良性案；第一大启蒙案，第一大欺骗案；第一大历史案，第一大跨时空集团案……”，因为它是一个按形容词、动词和名词以及数量词的方式获得方向、等级、次第、秩序的“假场所”。

为了颠覆这个虚假的“世界”，蓝马起草的《非非主义第二号宣言》提出了一系列惊人的“话语革命方案”，其中包括“破坏”形容词、动词、名词、数词、副词和度量词及其整个语言制度的动议，紧随其后的是“退出世界！退出价值！退出语言！退出文化！退出人！”的极端虚无主义口号。然而，由于“取消”和“退出”本身就是动词，用它来“取消”作为名词的语言制度及其人类自身，势必陷入可笑的自我缠绕的逻辑悖论。但诗人出身的蓝马似乎并不在乎这些。他被自己的“虚无主义”所产生的革命性后果所震撼，成为一个逻辑上无所畏惧的战士。

在另一篇题为《反价值∕对已有文化的价值清算》的宣言中，周伦佑则进一步开出了有关价值名词、价值动词和价值形容词的清算清单，它们包括导师、首长、领袖、英雄、权威、权利、正义（以上名词）、奖励、进步、表扬、批评、崇敬、信仰、奋斗、革命、建设、背叛、压迫、胜利、奉献（以上动词）和伟大、崇高、优秀、反动、庄严、英明、恶毒、愚昧（以上形容词）等大批语词。

这种探查触动了就话语的根基，也就是实践哲学的叙事本性。那些“价值语词”无疑就是旧语的核心，也是行政公文“关键词”、基本指令和行为路引。取消这些语词的结果不仅将导致行政通讯的崩溃，而且会迫使威权主义终止一切运作（行动）程序。毫无疑问，这场话语无政府主义的“革命”只能停栖在纸面上，成为一张无法兑现的话语蓝图。它甚至不能成为一种有效的诗学，因为前进中的先锋诗歌完全依赖于语词的力量。在我们看来，非非主义的激进实验方案缺乏“可操作性”，它的意义不在于建构，而是展示了话语颠覆的极端方式。

2、第一个“下半身”

这种游戏式的“文化虚无主义”方案，成为八十年代先锋主义的一种古怪的精神特征，弥漫在各个“诗派”的宣言之中，犹如一种出生标识，暗示着话语反叛者的普遍存在。但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在其完备性、庞大性及其形而上野心方面上企及“非非主义”，只消仔细阅读一下“非非”留下的文献就可以发现，它的维特根斯坦式的批判，几乎指涉了人类精神体系的所有领域：美（和谐、对称、完整）、情态（“定值情感”、“定值情绪”、情结）真实，真理，以及更高层面的文化、价值、形式、感觉等所有精神性活动。正如“非非”这个命名所暗示的那样，双倍的否定（“非”＋“非”）成了这个诗派的不可抗拒的宿命。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流氓先锋主义运动中，“非非主义”可能是最早喊出“下半身”口号的诗派。周伦佑宣称，“反文化是一场以屁股对抗脑袋的运动”。“这是一个非理性符号的动词表达，直指向制度化的理性秩序。”他认为，“脑袋的统治已经太久了”，而“屁股们便反抗起来”。周伦佑宣称，“成千上万精力过剩的屁股扭动过来，是摇滚乐成为一代人的集体宗教，……当 40万青春男女的屁股集聚起来举行他们盛况空前的节日时，这一反抗达到了高潮。 ”周伦佑的“屁股主义”还援引了从法国掀起的达达主义艺术革命，它消灭记忆、消灭考古和消灭未来以及“废墟崇拜”的立场，成为“非非主义”的重要精神起源。

但在“非非主义”与十五年后出现的“下半身”诗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者注重下半身的“后半身”（屁股），而后者则集中于下半身的“前半身”（阳具）。前者归根结底是一种酷语的变形，旨在传达精神反叛的力度，而“下半身”则是一种真正的色语，它的反叛就是生殖器的造反。这个分歧显示了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时代隔阂。面对话语管制，八十年代的流氓主义在处理“生殖器事务”时更加审慎，它们的反叛仅到“屁股”为止。而基于国家伦理的失控，以及情欲话语在市场资本主义时代的盛行，“下半身”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布与炫耀自己的阳具，藉此接受来自大学女生的欢呼。但无论如何，正是“非非”而不是其它诗派，明澈地创建了利用“下半身”反叛“上半身”的传统，并开启了八十年代流氓主义美学的激越道路。（作者：朱大可，原载《花城》 2005年第 3期）

国家话语转型及其美学跃进

毛式美学的盛行呼应了毛语的领袖地位。这场新美学实验从 1950年代开始，在文革中达到其发展的高潮。八个样板戏、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和现代京剧杜鹃山，这十一种样板剧目聚结成了毛式美学的核心，它们中的一些革命先锋戏剧如“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和“杜鹃山”等，经过毛夫人的精心打磨，散发出浓烈的经典化气息。但在外围的民间社会，毛式美学的形态却是粗陋的，它仅仅要求着民众的精神服从。来自纽约和伦敦的记者对中国的最深刻印象，就是大街上人群的那些单调服饰，它汇聚成了一片深蓝色和灰色的海洋，仿佛是大地的呼吸，缓慢流动在北京的广场和上海的外滩，成为严格的精神管制的外在象征。那时，全体中国人民都居住在僵硬的中山装里。

是的，中山装正是旧国家话语硬化的重要例证。这种据说由民主国家主义者孙中山创制的服饰，实际上来自斯大林的红场，在很长时期里充当“思想制服”，“制服”了全体国民的思想和日常生活趣味。中山装以纽扣锁住了身躯，从腹部一直到咽喉为止，传递着过度严肃的表情。而在最高一粒扣子的上端，还有一个附加的叫做“风纪扣”的小钩，能够弥合衣领留下的最后一点缝隙。这是对人的言说进行自律和专政的标志。中山装暗示了话语遭到极权主义管制的状态。但它却是“美观”和“风纪”的表征，表述了国家的统一性和庄严性。它加入了正谕话语体系，并且成为其中最沉默和最有魅力的文本。穿在身上的文本明确显示了政治身份，也表达出一种内在的臣服。它似乎在发出这样的呼告：我是忠诚的，我没有叛逆！

这是被政治忠诚和自我专政的伦理所照亮的美学，它引领着国家美学在所有方面的构形，并且使毛时代的中国成为严肃过度的灰色世界。不仅如此，它还要在这样的文本中塑造一种无产阶级的“粗壮美学”，以表达国家主义的健壮形象。毛夫人江青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她亲自设计了一款没有腰部线条的连衣裙在全国推广，企图扭转国家美学的单调面容，但奇怪的是，这种努力却遭到了底层人民的拒绝。大多数中国女人宁可继续留在中山装或传统对襟罩衫的世界。她们用美学上的坚贞抵制了极权国家的服饰改革，并要在那里等待国家人文主义春天的到来。

1、国家美学的初次转型

舒婷诗歌的优雅话语

然而，最初的国家人文主义的美学文本，并没有起源于民间服饰的改革，而是出现在郭小川 1976年写下的诗歌《团泊洼的秋天》里。这个激情洋溢的毛式诗篇，显示了知识分子对权力变动的高度敏感和对毛死后意识形态变动的极度渴望。而舒婷的情歌和顾城的童话诗，则是国家主义的另一种优美的文学影象。舒婷所建构的母亲影象和顾城营造的童话影象，恰好是同一个母题的两个维度，从不同的方向对新国家主义（母亲或者父亲）发出了天真而痛切的召唤。这些作品开启了新国家主义美学（简称“国家美学”）的时代，它企图用优美的句子去取代“枪杆诗”或“黑板报语体”，也就是用某种优雅话语去替代文革期间流行的粗壮话语。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这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膀；－－祖国呵！

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呵，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呵！

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簇新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呵！

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

舒婷的理想主义诗歌是一个正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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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23 17:48:02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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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荟萃] ·朱大可流氓的盛宴

2008-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