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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流氓的盛宴

下来的爱情、信念和道德操守而感到羞耻，仿佛那是些在光滑的头顶上蠢动的虱子。这种“叙事自闭症”日益吞噬着他的书写，阻断了情感的正常表意。反讽的功能就是对情感叙事进行修辞转换，以便那些“情语”能够在这种似是而非的叙事存留下来。

道德反讽

情感反讽并不能解决“话语的半身不遂”危机，并且注定要进一步扩张到道德领域，在那里引发更大的颠覆事件。王朔的成就在于他把北京街痞的言说转换成了书写文本，并且在小说叙事中完成了对这种街痞话语的全面整合。但他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正谕话语。他的人物大多使用这种话语，却由于语境的滑稽性而变成了似是而非的反讽。

王朔是利用“身份记忆”和正谕体系展开反讽的高手。这也是其作品引发广泛误读的主要原因。他策划和编剧的电视剧《渴望》就是一个范例，那些浮动在表层的正谕话语，引发了观众的大规模误读，以为该剧在放声讴歌女主人公刘慧芳，弘扬一种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的受虐型道德，而事实上它不过是一场机智的反讽游戏，刘慧芳只是他尽情揶揄和施虐的对象而已。他同时也在据此揶揄了沉浸于误读的道德快感中的电视观众。王朔就此玩弄着全体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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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他在这个意义上成了正谕话语体系的最阴险的敌人。

以国家主义为内核的大院话语，无疑就是王朔话语的语法根源，但王朔却反叛了他成长时代的语境。他的颠覆策略不是直接摒弃这种话语，而是利用“身份记忆”在反讽的层面上放肆地使用它，最大限度地榨取它的剩余价值，令其产生滑稽的语效。国家主义话语就这样悄然崩溃了，成了一堆荒谬的日常话语垃圾，在小说的闭抑空间里无力地挣动和喘息。

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学是道德忏悔者的天下。他们是一群中年或即将步入中年以及尚未抵达老年的知识分子作家，曾经遭受毛时代的政治风暴的电击，并由此获得了大量苦难经验。我已经说过，张贤亮的小说是受虐型道德的一个样本。作为王朔小说的支柱，道德反讽成了颠覆知识份子的道德书写的犀利武器。在某种意义上，刘慧芳就是张贤亮人格的一个底层民间翻版。王朔的嘲笑声越过了那个柔弱的女人，回荡在中年知识份子的头顶上，令他们感到了正在逼近的尖锐的道德危机。

叙事性反讽

王朔的流氓主义样板是《顽主》。这部最具争议的电视肥皂剧脚本式的小说，蕴含着大量流氓话语，并且成为九十年代前期文学反讽的最大的集中营。故事缘起于一群“正派的生意人”开了家叫做“‘三Ｔ’的公司”（三Ｔ’是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的简称），目的是在社会服务方面拾遗补缺，例如派个替身去替人谈情说爱，替老公当老婆的出气筒、跟人聊天、替人组织作家颁奖大会以满足其当作家的虚荣，如此等等。但这个超现实主义故事却具有惊人的现世感。借助那些破碎的电视剪辑段落中，他要放肆地展览北京街痞的精神气质和话语魅力――

马青和杨重坐在花房般镶着通体玻璃窗的咖啡厅的临窗座位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听着一位老兄胡砍：

“想想吧，万人大餐厅，多么壮观！多么令人激动！就要在中华大地矗立起来！不要总说外国的月亮圆嘛，我们也有一些世界之最。我豁出来了，工作也辞了，不惜一切要把这件事促成，咱不就为了把事办成吗？不惜糜费！长城当时不也是劳民伤财么，现在怎么样？全指着它抖份了。干就干史诗性的东西！ ”

“可能骗来那么多老外么？”

“能，官能！你以为老外们一天到晚在干吗？不就憋着到咱们中国来大快朵颐嘛。 ”

这是利用正谕话语进行多重反讽的范例，同时也是叙事的精神分裂的样本。其中第一重反讽指涉了北京侃爷的劣习，而第二重反讽则指涉了国家主义的政治谎言。这是发生在叙事层面上的精神分裂。王朔和北京街痞的关系是暧昧的，他一方面借助反讽与之保持距离，一方面又要利用这种流行的痞子叙事游戏来完成文学书写；他在流氓话语和对流氓话语的反省中出出进进，他们在侦探游戏的现场贫嘴，纵论国家大事，与警察们爱恨交织地周旋，不停地打牌和搓麻将，展开天桥式的话语杂耍，模仿并激赏着流氓的骇世警句，同时又企图保持一种超然的“间离”语效。

这其实就是对上述痞子式反讽的第二度反讽。王朔在叙事上的不动声色导致了二度反讽的透明化。它是一种几乎无法察觉的存在。这种第二度反讽的透明性引发一个灾难性后果，那就是它招致来自知识界的激烈批评，认为王朔就是痞子的化身，也就是流氓的代言人。在知识份子的视域里，流氓的影像和王朔的身影发生了戏剧性的叠合。

王朔的叙事本身是“洁净的”，他的所有街痞话语仅仅出现在他的人物对话之中。这是一种机智的叙事策略。街痞话语被限定在一个对话框里，拥有一条清晰可辨的界线。它从那里大声嘲讽（自嘲与互嘲）着威权主义的世界。

王朔的精神分裂还在于，他时而也加入到知识分子作家的书写游戏中去。小说《玩的就是心跳》 5，就是一个“警察抓强盗”儿童游戏的话语再现。在谋杀、死亡、和逃亡的诡异气氛，出现了一个类似于马原、北村和余华式的结构迷宫：反复、重叠、回旋，精神恍惚，颠三倒四，像一场没有出路的梦魇。但越过凶杀的危机四伏的表面，它逐渐露出了虚构的游戏本性。

这部“玩的小说”是王朔试图“自我超越”的一种尝试，尽管他的人物对话继续保持痞子特征，但其结构却不可思议地散发出他所憎恨的知识份子气味。他的反知识份子写作出现了戏剧性的动摇。尽管如此，王朔的语言姿态还是激怒了正谕体系的支持者（政府官员和经院知识分子），使他在受民间欢迎的同时也成为最富争议的人物。

王朔利用北京市井口语来颠覆毛语的权威。由于王朔的缘故，民间的流氓话语大规模涌入文学，成为推进俚语叙事和修筑胡同美学的基石。王朔的“顽主”主要不是道德的叛徒，而是话语的叛徒，利用反讽瓦解了道貌岸然的毛语，并且宣判了国家主义威权的死亡。从此，在中国的街头巷尾，到处走动着王朔式的反讽性人物，言说着王朔式的反讽性话语。“痞子”成为最流行的公共形象。这是流氓美学对国家美学的一次重大胜利。痞子精神经过作家的界定和弘扬，最终成了普适的流氓话语。这是流氓主义弹冠相庆的时刻。

知识界对王朔主义保持了长期的沉默，直到王朔涉入文坛十年后的 1995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发起者们才开始撰文弹劾流氓。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的朱学勤发表文章，尖锐批评王朔主义，指责其本质是“大院父辈消灭的市民社会，大院子弟再来冒充平民。”朱学勤的抨击显然指涉了王朔主义的某种要害：“不能因为虚假说教与虚伪崇高曾经结伴而行，就有理由从此躲避一切崇高，粉碎一切信念。”朱学勤为此提供了“第三出路”：“在虚假于真实粗鄙之外，还有第三种精神状态值得追求，那就是：既不虚伪，也不痞子，维护人的起码尊严；既不受横暴侵犯，也不受伪君子的欺骗，同时也不与真小人同流合污。”朱学勤的批评代表了知识分子对王朔的基本判断，它同时也意味着知识界和王朔主义的道德决裂。

但我们已经看到，知识界对王朔文本的读解存在着严重误读，它夸大了王朔主义的对文化、信仰、道德理念等古典价值系统的颠覆作用，并且无视其在反讽话语方面所获得的创造性成果。朱学勤所倡导的“第三出路”，就是企图表明除了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还有启蒙主义、人文精神等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缔造的各种知识信仰的存在，而这是比前两种都远为正确的出路。在中年知识分子的传统信仰和新生流氓的价值反叛之间，爆发了经久不息的话语冷战。（作者：朱大可，选自《流氓的夜宴》， 2003年）

流氓话语的诗歌摇篮

一、先锋诗人：流氓话语的先驱

正如《一无所有》所描述的那样，在八十年代，鉴于“四人帮”极权主义统治的终结，长期被禁锢在“精神岗位”上的灵魂被解放出来。国家定义的“身份”崩溃了。置身于社会底层的思想者与反叛者，不约而同地开始了灵魂和身体的双重流走，流浪风潮遍袭中国的大小城镇。文学青年和美术青年离开了破旧的家园老宅，神色迷惘地踏上了寻找新身份的未来――

一颗棋子流落外乡
一只手流落外乡，另一只跋山涉水……
一匹马流落外乡……
一只黄蛾飞过流落外乡（张小波）

1、他们流浪在校园

所有这些“棋子”、“手”、“马”和“黄蛾”之类的“物件”，无非是那些盲目“行走”的流氓的借喻，它宣示了流氓话语在脚足上的一次广泛的启动。在一个没有数码网络的时代，这种波西米亚式的流浪带动了反叛精神的全面交流。而在更早的时刻，被各个大学录取的学生们背着简陋的行囊，奔赴他们将要在那里谱写青春梦想的地点。

与此同时，学校的乡村（小镇）诗人搭乘着肮脏而拥挤的班车走向省城，而外省的诗人则奔赴京城和上海、广州等超级城市。作为新知识分子摇篮与堡垒的大学校园，成为诗人觊觎和混饭吃的目标。校园里到处是浑身脏兮兮的流浪诗人的身影，他们混迹于学生中间（抑或其本身就是到处流窜、进行“话语作案”的学生），蓬头垢面，浑身散发着臭气，笑纳着学生们的饭票和床铺。诗歌是他们的身份、通行证、个人尊严和价值的表述，也是换取钱粮的唯一信物。校园在孕生国家主义接班人的同时，也成为滋养文化流氓的主要温床。

1984年，在北京圆明园废墟上的福缘门村和挂甲屯一带，开始聚集了一些零星的流浪画家、诗人和摇滚乐手，随后逐渐形成先锋美术的地下据点。它是精神流浪者的栖息地，接纳了大批自我放逐的艺术家，并且要从废墟的角度支持他们的文化反叛。这是几乎是八十年代的唯一的例外——一个流氓先锋主义的混合摇篮，却遗世独立地置身于校园之外，但它距离北大很近，仍然可以从那里获得校园精神的输血。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我们会发现，八十年代的所有先锋主义运动都环绕着校园的支点，云集着中国最优秀的话语反叛者。无论是从那里皈依还是逃亡。它像一个牛顿力学式的引力中心，为流氓叙事以及整个文化颠覆运动提供资源与能量。

“反叛”这个灵魂的母题，已经像碑铭一样被深刻地嵌入了邓时代青年的头骨。出生四川的抒情诗人柏桦，事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宣称，“那时我并不顾影自怜也无实用主义，像毛泽东时代所有青年一样心里充满稀奇古怪的‘斗争情结’以及‘表达’式的‘细胞的反叛、莫名的激动和怒气’。”柏桦的“青年记忆”强调了毛泽东时代的影响，但必须看到，在后毛主义时代，反叛的“基因”并不单纯来自毛的时代，而是由毛时代的叛逆风格、邓时代的个性解冻的呼声、以及大学生青春期反叛这三个方面汇聚成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童年的过分压抑，几乎成为所有八十年代青年的精神病历。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文革时代的集权主义记忆，欲望和梦想都曾遭到严酷的扼杀。这是反叛的源泉，它从一个弗洛伊德式的角度，推动了新流氓主义的诞生。

2、校园先锋主义

八十年代流氓主义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在先锋和前卫的襁褓里里长大的。 1983－1986年间，在流浪诗人的推动下，校园先锋诗歌迅速崛起，原创性的话语实验遍及各大学的中文系，学院话语革命爆发，各种油印的校园诗刊大量涌现。越过模仿“朦胧诗”的早期校园诗歌的甜蜜句子，一些风格更加粗鄙混乱的“后朦胧诗”闪现在诗歌现场。诗歌话语成为青年玩具，在大学生的稿纸上变换着各种形式，从阶梯式、宝塔式到无标点，从流畅的小资抒情到破碎的神经质呓语。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曾经试着当一名诗人，从事过短暂的精神涂鸦的事业。他们在这种游戏中尝到了话语造反的快感。

在以实验和原创为主要目标的先锋主义和以反叛和颠覆为主要目标流氓主义之间，出现了密切的精神互动，流氓主义与先锋话语混合成了“流氓先锋主义”，先锋实验与流氓反叛、先锋原创与流氓颠覆、先锋反讽与流氓酷语（也许包含某些知识分子话语），这些不同的语法融合起来，构成一个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织体。它们不是三明治式的切片组合，而是彼此完全消融在对方的领域里，犹如鸡尾酒式的话语调制。“第三代诗歌”由此迅速崛起。

面对针对“毛语”的一次全国范围的纸上叛乱，学校当局没有及时予以镇压，他们误以为那仅仅是学生青春期的嚎叫。诗人在校园中获得了类似明星的崇高地位。女学生们狂热地追逐着男性诗人，在他们的诗歌朗诵会上涨红着脸，拍手，跺脚，为她们心仪的诗人高声喝采。她们的梦游般的眼神掠过了诗歌，久久地停栖在那些不修边幅的流氓式的脸庞上。

这是一些不同地点和志趣的实验，却拥有共同的话语起源。它们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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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23 17:48:02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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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荟萃] ·朱大可流氓的盛宴

2008-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