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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流氓的盛宴

说服、愿意随之浪迹江湖的女人。其中“走”成为灵魂性动作，它被言说了九次之多，另一个关键语词“流”则被言说了三次。这是流氓话语的隐秘印记，隐藏在“一无所有”的自白后面，仿佛是自由呼吸的节律，诉说着流浪和行走的生活方式的梦想。

这是针对国家主义的一次政治地理学反叛。摇滚歌手在嘶哑的唱诉中展开了内在的流亡。数年之后，也即 1989年，崔健又推出他的第二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延续了这种流浪叙事，并且强化了崔健作为首席流氓歌手的地位。与《一无所有》不同的是，这是一次以意识形态名义所进行的二度书写，用正谕话语展开令人难以察觉的反讽。它的流氓性被机智地包装在国家主义的“长征”记忆里――

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有的说，没的做，怎知不容易／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问问天，问问地，还有多少里／求求风，求求雨，快离我远去／山也多，水也多，分不清东西／人也多，嘴也多，讲不清道理／一边走，一边想，雪山和草地／一边走，一边唱，领袖毛主席……噢－－，一、二、三、四、五、六、七！

在这里，有关长征的集体记忆成了现实个人流浪的隐喻，或是歌手从事精神性逃亡的一个历史镜像。它们的同构性遭到了歌手的夸大。长征与摇滚、向北方大逃亡的红军和自由歌唱的思想叛逆者，两种表面上完全不同的事物的界限突然消失了。我们看到了一次微妙的意识形态颠覆：由于语义和时空的错乱，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发生了价值融合。行走的节奏（一、二、三、四……）掩蔽了这场政变，令它看起来就像是一曲有关“长征精神”的新时期颂歌。它从另一个向度证实了国家主义与流氓主义的亲缘关系，它企图表明，流氓主义就是国家主义的光荣前身。

而就在同一个专辑里，还出现了另一首名叫《假行僧》的流氓歌曲，它密切呼应着“长征”母题，唱出了一个流浪者的爱情独白――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假如你看我有点累／就请你给我倒碗水／假如你已经爱上我／就请你吻我的嘴／我有这双脚我有这双腿／我有这千山和万水／我要所有的所有／但不要恨和悔／要爱上我你就别怕后悔／总有一天我要远走高飞／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也不愿有人跟随／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

这里再度出现了崔健由“一无所有”开始的话语模式：利用八十年代最流行的爱情叙事去展开流浪叙事，以“走”为核心，聚结着山和水、风和雨、南和北（东与西）、白昼与黑夜等诸多与行走时空有关的地理元素，它们被纳入韵文化的口语里，旋即演变成了行走的风暴。这些被嘶哑地吼叫出来的流氓歌谣，就是八十年代城市愤青的“主旋律”。

红布叙事

《一无所有》作为中国流氓摇滚的重大开端，不仅揭开了流浪叙事的序幕，而且打开了意识形态的反讽之门。“红布叙事”对眼睛的反讽，制造出一种视觉的黑夜，或者说，制造了身份和灵魂的双重盲目。红布是集权主义的鲜明象征，它是制作旗帜、领巾、袖标等各种政治标识的素材。在思想和资讯的严密控制下，人民精神的纯洁性遭到了捍卫。红布的象征主义造型曾经令无数大学生感到震撼，因为它是如此的“反动”，却又洋溢着意识形态反讽的光辉。演唱者的嘴逾越了红布的限定，在它的下方说出某种令人惊讶的流走“真相”。

但这组象征还暗示了另一种语义，那就是要表明“流走”和“寻找”始终处于“盲目”之中，也就是说，“走”的行动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信仰性黑暗之中。这无疑是流氓主义的一个意识形态特征。“走”就是对黑暗、零度身份以及零度信仰的肢体性赞美。在意识形态的“黑暗之行”之中，脚足的意义上升了，它超越了头颅，成为诗歌的盛大母题和八十年代流氓精神的伟大旗帜。

就在红布叙事的现场，狂热的听众模仿西方听众点燃蜡烛的习俗，打开蒙上红布的手电筒，表达出照亮黑夜的企图。这是全球摇滚自由主义者的共用语法。这种照亮表面上是对崔健的响应，但他们之间却横亘着一种巨大的差异：歌者沉浸于并赞美着黑暗，而听众要逾越这种流氓式的黑暗，去寻求那些散布在红光四周的真理。但无论如何，崔健摇滚都意味着中国流氓话语的复兴：它在这种现代音乐媒体中找到了本土的叙事方式。（作者：朱大可，摘自《流氓的夜宴》，２００３年）

“王朔主义”的诞生

作为流氓小说的先驱者的徐星在 89年以后基本终止了写作。他唯一的小说集《无主题变奏》在喧嚣了一阵之后逐渐被人淡忘。取代他的是王朔的大红大紫。似乎只有王朔的小说才真正支配了民众的流行趣味。他的第一部小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居然发表在以宣传国家法制为目标的公安部所属文学杂志《啄木鸟》上，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一次耐人寻味的反讽。小说中一半是流氓主义的反叛，而另一半则在为此作道德忏悔。尽管主题相当暧昧，但北京流氓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主题更加明确的流氓小说，完成了流氓主义形象的文学塑造：精神分裂、行为恍惚无力，言语粗鄙而又聒噪，戏谑与反讽层出不穷，充满自虐和他虐倾向；玩世不恭和扭曲的道德痛苦互相交织在一起。王朔笔下的流氓就是那个畸形年代的生物。

1、“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王朔主义无非就是北京街痞文化的一种文学表述。我已经说过，它是破落的满清没落贵族传统、大杂院的街痞流氓习气和“军队大院”痞子风格和这三种不同亚文化类型互相堆叠而成的文化构形。满清贵族破落后的终日无所事事的慵懒气息、大杂院出身的街痞的油滑的贫嘴、军区大院干部子弟的政治优越感，所有这些都成为王朔主义的基本元素。它们奇妙地聚结起来，向现存的话语制度发出嚣张的挑战。

大院身份及其瓦解

但在上述因素中，只有大院文化才是王朔的真正的精神源泉。“大院”是一些外地进京的军队干部的聚居地，其间弥漫着无尽的“阳光”。在王朔们成长的时代，军人在中国政治权力结构中拥有至尊的地位。身份的优越感、地位的傲慢、家族的自负、对政治权力游戏的敏感和洞悉，所有这些元素都滋养着大院少年。在色调灰暗的大街上，军装显著地标定了他们的显赫身份，令这些“动物”显示了“凶猛”的表情，并在人民中散发出鹤立鸡群的气息。

但这种良辰美景似乎过于短暂。八十年代以来，邓小平进行了军队大裁减和军官大换班，老干部纷纷离休，交出手中的权力。军队大院迅速失去了毛时代的活力，军人宿舍的灰砖建筑风雨飘摇，逐渐散发出陈旧和腐烂的气味。它们不是变得腐朽，就是早已在推土机下化废墟，继而成了新权贵的华丽庭院。往昔的光荣已经烟消云散。这种国家武官阶层的身份丧失，正是王朔主义的痛苦根源。

对于大院少年而言，他们因为家族优势而获得参军的机会，这在毛时代是一种何等的荣耀，但邓时代修正了这种状态。知识神话和学历崇拜卷土重来，大学的校门重新对全体平民开放，军人子弟作为社会中坚份子的时代一去不返。身份的优势崩溃了，军人子弟在社会变迁中遭受了重创。他们的敌手是学院、大学生和知识份子，这个新兴群体从大院青年手中夺走了最好的职业、薪金、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升迁的机会。而旧军官子弟则在节节败退，弄得遍体鳞伤。他们完全没有可以匹敌的武器。最终，除了一身军用大衣，来自大院的旧军人子弟跟大杂院子弟已经没有多少差别。

在八十年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是一个语义互相缠绕的对偶命题。这组来自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命题，成了描述中国红色贵族“身份创伤”的最好的语句。大院子弟突然在政治上失重了，像一介草叶那样被“改革开放”的风吹向了时代的边缘。这种身份归零令他们感到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轻”就是对身份真空状态的借喻，而只有“重”才真正触及了由此产生的内在痛苦。这由“身份创伤”引发的苦痛是何等沉重，它沉积了半个世纪的灾难和伤害，并且要在这代人的灵魂中留下深刻而久远的压痕。

2、话语的复仇

王朔的履历正是八十年代社会转型过程的一个写照：他从一个骄傲的士兵，复员后成了国营公司的职员，继而辞职成为小贩，游荡在中国这个庞大的交易市场，他的身份在不断转移与变换，正是这种大院的败落、身份创伤和尊严的流走，诱发“身份过敏－焦虑综合症”，并点燃了王朔们的焦虑、怒气和仇恨。

身份性仇恨是流氓赖以生存的首席秘密。没有这种内在的仇恨，流氓一天都活不下去。但仇恨的种子却意外地长出了一棵小树，那就是痞子小说。耐人寻味的是，只有像王朔和徐星这样的少数人才投身于他们所“憎恨”的事业――文学（因为它原本是传统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并利用写作来展开话语复仇。

学院敌视者

这种话语复仇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得到证实。王朔和徐星都是学院的仇视者，他们的主人公不是被学院开除，就是勾引学院女生并玩弄她们的高手。王朔在这种刻意的作践中尝到了复仇的快感。他那种咬牙切齿的笑声，回荡在了那些小说的缝隙里，以后又不断闪现在他嘲笑和抨击“知识分子”的现场。王朔的话语复仇源泉来自他的“身份仇恨”，它成了文学和影视写作的内在动力。这是一个奇怪的事实，它改变了正谕文学体系的色彩，令其散发出反讽的刻毒气息。它带着全部的“大院情结”和“身份仇恨”，像一群破落户流氓的生活纪事，却又洋溢着反叛、戏谑、互相作践又自我作践的病态光辉。这是“大院综合症”在新时代的悠久回音。他们最终成了一群“痞子”和“顽主”，挥动着反讽的武器，一脸坏笑地向传统社会发出宣战。从大院的废墟上卷起了黑色修辞的风暴。

3、王朔式反讽

是的，反讽就是痞子的灵魂，或者就是痞子话语的核心秘密。我们习惯上说一个人很“痞”，这意味着在指陈这个对象具有强烈的反讽特征。这种特征融解在他的全部言说和行为里，仿佛是一种令人不快的胎记。但痞子的反讽与知识份子截然不同，它是建立在对正谕话语体系的践踏上的。它像一个大院父辈那样言说着正谕话语，却又像不肖子弟那样对这种官方用语大肆嘲弄。痞子的事业就是挥霍并颠覆着他的话语祖业，并且要在这种颠覆中获得复仇的快感。

情感反讽

“过把瘾就死”是王朔“大院纪事”的样板，也展示了王朔式的精神分裂。男主人公石岜和女主人公杜梅的婚恋喜剧，一方面嬉笑怒骂、玩世不恭，一方面又满含着被反讽话语精心掩饰起来的感伤和爱欲。男女双方的游戏性贫嘴，戏剧性地反讽了各自的心灵苦痛，也就是令这种苦痛获得了一个貌似快乐的话语面具 ――

27

那之后不久，我去外地为政府办点事。在长江边一个旅馆的小房间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她。那梦境不堪人目，她躺在我上司的怀里，似乎比那天躺在我怀里还心甘情愿，看见我出现在床边上也无动于衷。在梦里我就很心酸，醒来仍在流泪。

我们看到，在王朔的小说里，更大的苦痛总是埋伏在话语狂欢的终点，伺机给主人公以致命的一击。尽管面临“犬儒主义”的指责，王朔并未逃脱痛苦的追击。恰恰相反，就其本质而言，他最终只能是一个伪犬儒主义者，在痛苦里辗转反侧，并且竭力要从眼角皱纹的缝隙里挤出欢笑。然而，这种环绕着哭泣和眼泪的孤独、渴望和激情，却要被掩藏在冷漠、潇洒、漫不经心的彼此调侃之中，仿佛是一些街头和卧室里的日常演剧――

她（杜梅）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走走停停，东张西望，像是一只鹤小心翼翼地涉水过河。

她一看见我就笑了。当时天凉了，我穿着一身扣子指到脖颈的深色中山装，挟着个皮包，活像一个道貌岸然的国民党市党都委员。“本来就是小职员么。”我笑说，“办公室我还戴套神呢！ ”

她仍是笑：“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副嘴脸。 ”

街头剧的主角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一对坠入情网的恋人，倒像是两个邂逅的路人，在一脸坏笑中开始了爱情的话语嬉戏。这种把嘲弄、揶揄、反讽之类的话语推进到生活的深处，甚至推进到情感的最深处，成为构筑婚姻生涯的基本作料。在一个人本主义匮乏、生命营养不良的时代，这种自虐和他虐的病态爱情成了常态。正如小说所昭示的那样，它最终只能导致婚姻的破裂。知识份子对王朔的误读完全来自他的这种情感反讽，也即来自他对于情语的技术掩蔽。

基于现代犬儒主义的大规模入侵，在王朔的流利的贫嘴背后，正是他的情感失语。王朔日益陷入当代社会的话语叙事的病态。他和所有当代人一样，为自己身上的那些在“信仰危机”之后残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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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23 17:48:02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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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荟萃] ·朱大可流氓的盛宴

2008-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