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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流氓的盛宴

处是家属与留洋者热烈道别的动人场景。

随着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几乎所有城市都卷入了空间扩张的浪潮，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延伸到新世纪，至今没有消退的迹象。这种城市化引发了两个互相关联的重大后果：一方面城市基本建设需要大量民工，而城市居民本身无法应对这种职业需求，另一方面，圈地运动使那些临近城市的优质土地遭到了地方政府强制和廉价的征用，从而导致大批农民的破产、转业和流离失所。与此同时，为了增加劳力，大部分农业家庭都罔顾“计划生育”的限制，竭力繁殖后代，制造大量无法纳入户籍的隐形人口，进一步加剧了土地资源危机。这是对中国农业社会根基的严重摧毁。数亿农民的土地身份正在不可遏制地走向崩溃。

正是城市的扩张和乡村土地的匮乏，从两个不同的向度逼迫农业人口向沿海城市（深圳、广州、上海和北京等）迁徙，出现了与现行户籍制度冲突的大规模“盲流”，成千上万的内地（主要是安徽、四川和江西等省份）农民，放弃了传统的田地耕作，利用火车和轮船等廉价交通工具，大批涌入沿海城市，自此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农民与土地的分离运动。

由农民发起的浩大的土地离弃运动，以及知青的回城运动、学生的出国留学运动、新兴城市（如深圳和珠海等）的崛起引发的城市人口迁徙运动，社会政治角色的转换引发的婚姻变故等等，不仅显示中国社会正在从一个坚固的身份板块秩序中松动出来，变得混乱和富有活力，而且引发了大规模的游民运动。这是国家身份地理学的壮观的图景：被家庭、土地、户籍和祖国所束缚的人民，现在终于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他们流走和泛滥在大地的表面，仿佛是一些被解冻的河流。它们最终凝结成了新流氓社会的辽阔版图。

身份焦虑

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流走导致了中国社会普遍的“身份焦虑”。我是谁？我从那里来？我到那里去？这些问题突然间成为生存的首要问题。人丧失了原先的身份，同时又没有及时获得新的身份，这种身份缺失就是流氓社会的基本症候。

由此导致的身份确认随即变得异常迫切起来，仿佛是一场个人及其群体命运的紧张角逐。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在身份、角色和话语的全面转型中，也就是在一个身份（角色、话语）向另一个身份（角色、话语）过渡的进程里，基于某种内在的不确定性，人的流氓性不可阻挡地显现了出来。毫无疑问，人首先是他自己的灵魂的流氓，而后才是他的“在所”的流氓。

在人性解放的黎明，随着乌托邦信仰的瓦解，流氓精神和各种边缘意识形态一起悄然复苏了。它起初是一种空间反叛（土地、单位、家庭、祖国等等）的愿望，继而泛化和推进为时间（历史）的反叛。这种内在的欲望需要一种表述的话语。从 1977年到 1980 年，裸露的流氓精神一直在四处寻找着它的外衣。旧的流氓话语被历史腐蚀了，变得臭气熏天，而新的话语始终下落不明。

1981年中国与朝鲜队的角逐，引发了最初的足球暴乱。而同年第 12届世界杯亚太区预选赛上中国与科威特的足球之战，更是在沿海城市引爆大规模骚乱。大学生先是在校园里焚烧棉被、床板和砸暖水瓶庆贺，继而上街游行，拦截过往车辆，堵截交通，演变成一场街头骚乱 1。1985年 5月 19日，中国足球队负于香港队，再度引发了被记者称之为“黑色星期五”的骚乱事件，大批失望的球迷当天夜晚簇拥在球场的周围，堵住大门，继而冲上街头寻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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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袭击西方使馆区并毁坏车辆，引发了严重的外交事件 2。从此，足球流氓正式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

“足球民族主义”的涌现，是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进行民族主义自我测定的一种古怪方式。八十年代开始，刚刚开始现代化的中国面临新的全球定位，也就是重新研判它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并指望中国能够迅速上升为亚洲第一强国。上述种族焦虑是个人身份焦虑的外化和延伸，它在与其它亚洲国家的足球竞赛中获得了投射。球赛已超越了体育领域，成为民族国家之间力量角逐的阔大象征。这种“足球民族主义”后来固化为中国新文化的坚硬传统。

流氓主义在此重新招回了传统的肢体暴力。在新流氓话语缺席的情形下，旧的暴力话语卷土重来，成为人民进行民族主义书写的基本方式。不仅如此，它还被笼罩在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的光辉之中。这无疑是暴力与道德传统亲密结合的一个最新动向。

黑夜流氓主义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流氓化运动总是在黑夜里趋于激烈。那些涌入都市的成千上万的民工，以非法居民的身份建造每一片楼宇，却无法成为这个城市的主人。严厉的户籍制度注定了他们是永久的“盲流”，甚至无法成为都市的草根阶层。为了谋生，他们漂浮在城市各个街区或各个城市之间，一方面为城市“添砖加瓦”，一方面充满着难以言喻的仇恨。他们白天是城市的建设者，而在夜晚则成了它的破坏者，许多人大肆拆卸和偷盗各种可以倒卖的“废铜烂铁”，从电缆、铁栅栏门到阴沟盖子，这不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且也是一种蓄意的挑战

3。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终止这种漂泊的苦难，相反，它加剧了前农夫的身份绝望。民工们这种工匠和盗贼的双重脸孔，以及白昼和黑夜的精神分裂，暗示了一种“黑夜流氓社会”的涌现。这种流氓社会属于夜晚，也就是属于未能被希望照耀的国度。

“黑夜流氓社会”不仅侵占了城市，而且蔓延到了广大乡村地区。那些留下来继续与土地为伍的农民，在白昼里辛勤地耕作，俨然良民模样，保持着用体力换取口粮的传统信念，而在夜晚集体出动，到公路上挖坑设陷、拦路抢劫。省级公路和国家级公路上到处是这样的夜袭队，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流氓地图上留下了无数个肮脏的印记

4。这种景象是以往的毛式集权主义时代所无法想象的。黑夜不仅掩蔽了流氓的面容，而且捍卫了他们向国家主义复仇的权利。

人民和流氓的同一性，无疑是一个值得争论的命题。在某种意义上，人民就是流氓的一个侧面，或者反过来说，流氓就是人民的那个隐藏起来的背面。白昼和黑夜瓜分了这两种人格。黑夜是流氓主义滋生的摇篮，在八十年代，黑夜语境不仅庇护了司法意义上的流氓，也在秘密滋养一种文化学意义上的流氓精神和话语。（作者：朱大可，摘自《流氓的夜宴》， 2003年））

缅怀
80年代之二：酷语和色语的文化寻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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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酷语的租借

墨镜和“黑化病”：黑夜流氓在城市的复活

八十年代的流氓话语风暴起源于墨镜，一种小小的物件，它曾经如此地深入人心，成为中国男性的普遍饰物。这似乎是一种眼部的黑化过程，使用者的目光被掩藏了起来，仿佛变得深不可测，但它显然不是要对耀眼的阳光说“不”，而仅仅是一种舶来品的炫耀，甚至镜片上的假冒商标都被保留了下来，像白内障一样覆盖在黑色的镜片上，和喇叭裤一起，成为身份的虚荣性标识。这意味着长期受到压抑的金钱欲望正在苏醒，并且已经融入时尚商品，发出了塑料般的轻浮的喧嚣。

纵观八十年代新流氓话语的建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它最终来自某种“话语租借”，也就是从香港和台湾的文化产品中获得基本语法和语汇。墨镜是一个流氓的道具，蹊跷地闪现在了电视屏幕的现场。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瓦解和文化的解冻，中国各地电视台开始播映通过严格审查的香港爱国武侠剧《霍元甲》（ 1981）、黑帮流氓剧《上海滩》（ 1982）和日本武士片《姿三四郎》（ 1983）。在那些激动人心的夜晚，几乎所有的中国观众都聚集在 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前，围观着那些戴着墨镜的流氓英雄，被他们的传奇故事所震撼。每当播放时刻到来，大街上空寂无人。流氓话语在黑夜里迅疾奔行，像高蹈狂欢的闪电，而那些流氓的情仇爱恨则如文化蒙汗药，迅疾麻翻了全体中国人民。墨镜作为一个标记性物件，成了流氓社会诞生的微妙信号。那些在大街上戴着墨镜行走的人，仿佛是那个隐形社会的神秘成员。

酷语的租借：霍元甲和上海滩神话

文革后西方文化解冻的最初信号，是印度电影《流浪者》的广泛放映。这是有关社会弃儿的贫困、偷窃和跨阶级爱情的廉价神话，却遭到了文化饥渴的中国观众的狂热追捧，其中的插曲《拉兹之歌》成为 1977年间家喻户晓、全民哼唱的第一首外国歌曲。它是关于一个有道德的街头流氓的赞歌，显示出为流氓主义作道德平反的普遍愿望。借助一个与中国有着相似地位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视觉文本，民众找到了映射着自我命运的镜像。但它毕竟只是一种“他者”的浪漫叙事，还不能完全吸纳与整合中国人的更为复杂的愿望。在原创话语尚未诞生之前，话语租借的对象，最终只能移向同属华人文化圈的港台电视。

以民国初年上海著名拳师霍元甲为原型的《霍元甲》，成功组合了古典的武功神话与近代爱国主义，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互相融合，构成新的意识形态神话。流氓精神不仅找到了一个“武侠”的酷语范式，而且获得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主义的道义外框。这是大众文化所经历的一个重大变更，从此，流氓精神从南方殖民地文化或大陆边缘文化中获取了新的言说方式。与《霍元甲》相比，《上海滩》则是一部更加完整的流氓话语“辞典”，在上海黑帮的残酷厮杀之中，浮华、时尚、暴力、仇恨、阴谋、欺诈、温情、感伤和抒情的死亡，所有这些包括酷语在内的流氓话语都已俱备。它为中国作家的流氓叙事提供了最初的参照范本。

更重要的是，《上海滩》第一次让中国观众窥见了一个人性的秘密，那就是流氓（如周润发饰演的主人公许文强）不仅是杀人越货的匪徒，而且也是一个在爱欲的漩涡里浮沉而难以自拔的寻常男人。义与爱的英雄“许文强”扭转了国家主义塑造的流氓的丑恶形象。这是流氓在道义和美学上的一次双重翻身。流氓叙事学获得了新叙事伦理的有力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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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这场全民动员的租借运动，中国流氓话语发生了戏剧性的突变。几乎在同一时期，金庸的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1981）在中国内地刊印发行。它的第一个大陆版本被印刷在粗糙的再生纸上，仿佛是一种廉价而庸俗的地摊读物。尽管其影响当时还无法与上述电视剧媲美，但它却是一种更加纯粹的平面叙事，受到那些无法享受电视大餐的大学生的热烈拥戴。此后，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和梁羽生的《萍踪侠影》陆续在各地出现，它们和香港电视剧一起，促成了政治酷语向文化酷语的转型。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是武侠小说的一个典范，它进一步确立了流氓英雄的美学地位。如果说梁羽生的小说是流氓主义包装下的国家主义，那么金庸的小说就是国家主义包装下的流氓主义。他的爱国主义完全取决于江湖法则，那其实就是流氓的信念与道德。在八十年代，武侠作为成人神话，已经成为国家主义的隐秘敌人。

白化病：白色流氓对黑夜流氓的颠覆

与酷语遥相呼应的是“阿飞话语”的复辟。这其实就是色语在近代中国的一种特殊称谓。当它逐渐苏醒时，作为最初始的时装，皮肤率先受到了青睐。八十年代初期，上海郊区的一家以残疾人名义注册的乡镇企业，向市场推出了一种名叫“霞飞美容增白霜”的护肤品，它在中国北方大面积流行，成为“白色意识形态”的复辟信号。它是对白色皮肤的梦想，完全违反了国家主义美学的基本原则――黧黑的肤色和健壮的肌肉，恰恰相反，它是西方资产阶级美学的一种卷土重来。

这场白色脂粉运动不久也扩大到了整个北方，并在 1986年前后达到了高潮。中国东北的女孩们不仅大量涂抹增白霜，而且还要在脸上涂抹厚层脂粉。几乎所有的青年女子都卷入了抢购脂粉的热潮之中。但由于她们忽略了颈部的延续性，因而总是在脸与颈之间的形成鲜明的色彩分野。以下颌骨为边界，其下是黯黄的本色，而其上则是惨白的面容，仿佛戴着可笑的羊皮面具。这种妆式是具有戏剧性等，它令东北城市的大街小巷成了演剧的舞台。

白色对黄原色的覆盖，无疑是皮肤美学苏醒之后的第一工程。在过度的白色欲望的背后，以皮肤的颜色为起点，色语启动了它对灵魂的改造。而就在北方“白化病”泛滥的同时，上海女人的脸部装修工程也全面展开。到处是耳朵打孔（为耳环之用）的广告和纹眉的面孔。女人们烫着卷发，把眉毛弄成细细的月形，嘴唇上涂着色泽鲜红的劣质唇膏，穿着紧身“踏脚裤”、超短皮裤和半高跟的皮鞋，仿佛是一些艳俗的流莺，把街市弄得花团锦簇。这些低级的趣味、欲望和扮相的美学源头来自香港与台湾，它经过大陆的市民化改造，在都市的大街上瘟疫般流行开来，为初级开放的中国提供了最粗俗的时尚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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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23 17:48:02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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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荟萃] ·朱大可流氓的盛宴

2008-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