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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流氓的盛宴

舞高蹈起来，要对所有非正义的事物进行血腥判决。板斧和民间的正义诉求之间从一开始就已建立了紧密的语义关联。这种成功的叙事伦理学策略，令酷语得以毫无阻力地生长。这与色语饱受打压的历史命运，形成了戏剧性的对照。

酷语的雅化

尽管酷语是一种不受政治伦理限定的通用话语，但雅化仍然是知识份子（士大夫）内在的美学欲望。它在漫长的岁月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早在宋代，岳飞的诗词《满江红》就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这种强烈的嗜血性不仅和民族主义的凛然大义一起进行了组装，而且被压入对仗的精巧模式，呈现为更加优雅的面貌。甚至民间话本《忠义水浒传》都要由说书人亲自予以雅化。武松谋杀张都监一家十五人，其中包括无辜的女眷、随从、厨师、丫鬟，但这简洁的喋血事件却被投放在月光普照的空间，从而点亮了一种连金圣叹都大加赞叹的残忍诗意。《水浒》利用月光开辟了一条轻度雅化的道路，从此，明清话本小说（包括“三言两拍”）都要面对雅化的淬火处理。所有那些雅化的酷语堆积在历史里，散发着经久不息的芬芳，并在二十世纪的红色文艺里发生大爆炸，成为政治革命的话语先锋。

3、秽语（脏词）：父权对母权的政变

秽语（脏词）是色语和酷语的混合物，它拥有一个色语的外貌，同时又具备了酷语的暴力性。它是肮脏和粗鄙的，同时又散发出亲切而恶毒的气息，代表着民间社会的美学立场，并且常常渗透进了国家上层份子的话语词典。每个时代都拥有自己特有的脏词系统。北京建政的初级阶段，公共话语经过严厉清洗，长期保持了洁净的状态，直到毛泽东亲手将其“弄脏”了为止。 1974年，毛泽东发表了他的著名诗词《水调歌头》，其中出现了“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的句子。这是粗鄙的脏词首次以国家主义话语的面目亮相。这枚小小的毛式脏词犹如一个细小而勇猛的战士，经过数十年的埋伏，突然闪现在了国家意识形态革命的前线。像一次出乎意料的宣告，引发了来自新官僚集团和全体人民的惊叹。这是粗俗美学正在走向其顶峰的标志。如果不是毛的逝世和文革的终结，这种美学无疑演变为国家主义话语中最惊心动魄的部分。

在所有的秽语中，被誉为“国骂”的“***”和“操（你妈） ”，是简单有力的短语，它们直指着血缘关联的深部，也就是血缘身份的本质。这种“国骂”显然拥有令人吃惊的漫长历史。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我认为，这种充满性暴力的口号，必定起源于母系社会向男系社会转型的时代。它要借助一种强大的咒语来瓦解母亲的威权，把她下降到性受虐的卑微地位，并为父权的确立开辟道路。寻根，就是要在话语的层面上展开父权对母权的战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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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是曾经发生过强烈话语政变的证据，记录了当年母权败落的杳远踪迹。

“骂的寻根学”至今仍然扮演着古怪的角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忠实伴音，却在２１世纪零年代里被逐渐雅化为近音词“靠”。在省略了宾词“你妈”之后，它萎缩成了一个简洁的叹词，并且逐渐远离原有的色情意味，在“小资”手中变得日益纯净起来。与此同时，“傻逼”却在平民阶层中古怪地盛行起来，变成了第二代“国骂”的代表。

在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各地的足球俱乐部的球赛上，人们总是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上万观众一起冲着输球的队员高喊――“傻逼 !”声势惊天动地，仿佛是平地一声春雷。“傻逼”是一个集体魔法中的文化咒语，解构着那些令人痛心的景象，为它们盖上话语的羞辱标记。“傻”和女性生殖器“逼”的组合产生了一种令人惊异的语效。它是高度男权化的，粗鄙而有力，和赞美性脏词“牛逼”彼此呼应，成为革命修辞的最新范例。这是流氓话语渗入日常话语的一个证据。声势浩大的脏词运动修改了平铺直叙的世界秩序。但与犀利的动词“操”相比，形容词“傻”的革命性无疑已经遭到削弱。它需要在一种集体呐喊中才能重新聚起批判的能量。（作者：朱大可，摘自无法出版的专著《流氓的夜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原载《天涯》、《南方文坛》）

当代流氓叙事的文学先驱

不仅在八十年代，而且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始终被文学批评家视为八十年代最具反叛性的作品之一，这种误读已经蔓延为文学教材的一个可笑的“共识”。刘索拉从反叛的叙事开始，却最终站回到了秩序一边，她对优雅趣味的内在爱好，无疑代表着一种普遍的欲求。八十年代的文化精英恪守着一个共同的文化秘密，那就是指望在国家主义的美学框架内获得身份、荣誉和尊严。

来自清洁工的初级反讽

与刘索拉式的学院主义梦想截然不同的是，一个叫做徐星的全聚德烤鸭店清洁工，在其处女作小说《无主题变奏》中，以前所未有的流氓姿态，说出了对学院和知识的深切敌意。由于拥有类似《麦田的守望者》的嬉皮面貌，这部小说时常被人拿来与《你别无选择》相提并论，而它实际上不过是前者的一个逻辑反题，而且比刘索拉的处女作更逼近反叛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徐星是当代流氓小说的真正先驱，而《无主题变奏》则是八十年代第一部被公开发表的流氓小说，它为王朔主义的流行开辟了道路。

徐星的主人公是个退学者，一个从大学校园逃走的“流氓”。他的音乐学院女友 Q期待他成为“国家栋梁”，或者至少成为一个“有身份的人”，这其实就是八十年代广泛的身份呼吁的一种个人回声。她鼓励他报考戏剧学院，甚至在名人的关怀下从事“文学写作”，但最终都以破产告终。 Q大失所望，泪流满面地绝尘而去。而主角则继续过他的恍恍惚惚的“没出息”日子。这部写于 1981年、发表于 1985年的自传性小说，率先使用了包括“***”在内的大量脏词，并且第一次以北京混混儿的玩世不恭的眼神打量了世界。它所摆出的流氓话语姿态，令主流文学界感到震惊。它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把学院及其知识份子当作精神死敌。这个立场以后成为王朔主义的核心秘密武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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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仅仅是他所有小说中最初的和最弱的一部。在此后的数年里，这个业余小说家继续推进着他的流氓叙事，并且企及了包括脏词和色语在内的流氓主义文学的所有特征：街头无业游民的痞子形象、流浪无羁的生涯、无聊和零度信仰的趣味、饶舌与贫嘴、犀利的嘲讽与自嘲、反讽式的叙事，如此等等。基于徐星和王朔的小说互动（他们的互相阅读、抚摸和影响），流氓小说日益成熟，并且大步走向它的高潮。

《帮忙》（ 1987年）演示了一场街头混混与知识份子的小酒馆话语战争，《无为在歧路》是对一群疯人院里的“病人”的灵魂解读；《饥饿的老鼠》（ 1987）的主人公李泗 7是个城市浪子，除了站在十字路口给人指路，便无所事事。他是城市的游魂，白天在大街上闲逛，夜晚则与天花板上的老鼠和蜘蛛结伴，轻微得几乎不被人感觉到其存在。同所有的流氓一样，徐星笔下的流氓自己选择成为没有“身份”（“单位”、“户籍”和“家庭”等等）的人，继而又由于“身份”丢失而成为没有国家主义“价值”（“社会贡献”）的“行尸走肉”。

流氓色语的觉醒

徐星小说的真正代表是《剩下的都属于你》（ 1988年），一部完全被那些主流批评家忽略的“秘密”杰作，尽管它汲汲无名，几乎没有什么读者，但它无疑是八十年代流氓叙事的范本，为王小波们的日后书写指引了方向。它讲述两个没有“身份”和钱财的浪子，混遍中国各大城市的经历：欺诈，演戏、赌博，斗殴，与街头的流莺们调情，并且要在这种放肆的猥亵中获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慰藉――

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大腿，心里感动极了。女人，我是那么地爱你们，我曾一次又一次逃命似地奔向你们的怀抱，在那里把一切都忘掉，就像一个无力自拔的鸦片鬼，在那里让自己感觉到生命，从生命的另一个方面吮吸着生命，除此以外一切都让我感到茫然、无力……

我吃惊地发现她的/腿/光滑细润，和一切淑女贵妇们一样，这个感觉让我震动，既然一个婊 /子的大/腿也如此美好，那你从懂事起就一次用生命爱过的女人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你？我觉得就在这一刹那我在宏观的意义上懂得了爱情！

妓女的大/腿就这样启发了流氓的全部感受。这肉身的肢体是反道德的符码，被色语无耻地推向了美学的前台，接受着流氓的检阅。在审视、抚摸和感叹之间，流氓的历史愿望悄然浮现了。在任何时候，流氓总是渴望取消社会等级制度。

相似的大/腿消解了妓/女和淑女之间的差异，事实上也消解了流氓和绅士的身份差别，妓 /女是流氓的一个跨性别的镜像。而这就是流氓的信念和哲学，它从比较身体学的角度吁请着对妓/女的赞美。此外，这种独白方式里所蕴含的近乎天真的无耻，正是当时生活美学的一个逼真的图影。在八十年代北京，这种无耻的抚摸就是最高的“潇洒”。

身份创伤和潇洒主义

然而，流氓并不能从自由游荡中获得。甚至街头妓
/女都对这样穷困潦倒的流氓表示了轻蔑。
这是十分严重的事端，因为妓
/女的肉体是流氓自以为可以征服的最后一种事物。《剩下的都属于你》的色语化叙事里浸润着一种罕见的忧伤调子。经过无数次的挫败和一次被人暴打而昏迷之后，流氓在浓烈的忧伤里结束了他的游荡和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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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纸醉金迷的黄昏时分，我感到一种由衷的悲伤。

你到了这个大陆的灯红酒绿的尽头，在这么一个醉熏熏的黄昏里，你心里充满了寂寥。你不能再前往，你以为你总会有无限的什么，会鼓舞你无刨根问底，鼓舞着你心府里残存的对神秘的一丝渴望。现在你知道一切都是可知的，剩下的就是这些，用不着你费尽心思，剩下的就是这些，这些都属于你……

我深深地思念那二十二岁的心爱的婊/子。

这似乎已经走了流氓道路的尽头：轻贱、贫困、孤独、悲凉、被灯红酒绿的世界所永久地遗弃。他的全部境遇似乎都在喊出一个昆德拉式的短语――“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潇洒的美学最终展现出其内在的悲痛。这其实就是身份和价值尽丧的创伤性苦痛。流氓一方面选择成为没有身份与价值的人，一方面又为这种选择所导致的后果而绝望。他只能怀念一个对他表示轻蔑的妓/女，但正是这个女人埋葬了流氓仅剩的梦想。

流氓的这种“身份创伤”无疑引发了阅读者深切的同情。这是把流氓叙事道德化的重要策略之一。徐星和他的同事王朔都是擅长在流氓话语（色语和酷语）中掺入道德话语的高手。城市流浪者被送进了一个与国家主义截然不同的语境，在那样的语境中，所有的“罪恶”（欺诈、偷窃、斗殴和猥 /亵）不仅在反叛的逻辑上是合理的，而且拥有了一个适度的美学轮廓，这就是“潇洒主义”以及隐藏在潇洒背后的无尽的悲伤。

在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前期，新秩序尚在建设之中，社会的整体性过渡旷日持久，许多人长期置身于身份缺失的状态。“身份创伤”引发的痛楚笼罩了整个中国，令它散发出一种混乱的精神分裂的气息。必须深切地注意到“潇洒”这个词的意义，它是八十年代日常美学的最高尺度，用以描述一种东方化的痛苦消解精神模式。它是处理“身份悲伤”的重要文化机制。它来自渴望进入新秩序的知识精英，而最终却被全体人民所熟练地掌握，成为八十年代的一个“超级关键词”。流氓作家同时使用这两个貌似对抗的事物，用它们共同编织着流氓的迷人面容。潇洒从流氓的无耻行径的深处，散发出了人类情感的芬芳。作家企图告诉我们，基于社会逼迫的原因，流氓其实就是那种需要特别加以关切的事物。（本文作者：朱大可，原载《新 /京/报》）

（作者声明，本文中的“流氓”一词，完全是一个中性语词，指陈那些转型社会中的身份丧失者。中国官方关于流氓的政治定义，与本文没有任何关系）

缅怀
80年代之一：政治解冻下的身份焦虑

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前期的社会组织的剧烈变化，构成了当代流氓话语诞生的重大语境。鉴于政治结构的全面调整，旧的婚姻结构率先发生剧变。中国现代史上第二次离婚大潮，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全面爆发，都市家庭被这种身份变更所深刻摇撼。在文革中丧失了城市户籍身份的知识青年，开始踏上返回故里的感伤旅途，他们像洪水一样重新涌入城市，并触发了关于住房、就业和再教育等一系列尖锐的身份冲突。而那些在文革间作了良好英语储备的学生，则在海外亲友资助下纷纷留学欧美，西方使领馆的门前，每天都簇拥着等待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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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表情焦急的人群。北京上海和广州的机场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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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23 17:48:02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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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荟萃] ·朱大可流氓的盛宴

2008-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