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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流氓的盛宴

春蚕”和“蜡炬”暗喻男性生殖器，“丝”与“泪”暗喻精液。李商隐的另一诗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也充满了床帷性爱的暗示。其中“巴山夜雨”就是“巫山云雨”的二度转喻。但这些精妙隐喻却由于其多义性和歧义性而遭到长期误读。这是知识份子隐语体系所带来的问题。尽管整个宋词体系基本上是妓院里的产品，但古典色语最终只能成为少数人的书房－卧房游戏。它的机智阻挡了与人民的通俗对话。

明代的孔子第 64代后裔孔尚任的作品《桃花扇》，对色语作了进一步“人文”改造：女主人公李香君为了政治贞操以头颅撞墙，鲜血溅落在团扇上，被改绘成一株艳丽的桃花，成为民族－国家主义操守的象征。但这其实是一个微妙的性行为转喻。“香君之血”的真正来源并非头颅而是生殖器，它起源于对处女破瓜初夜的床帷记忆。颅血是对“初夜之血”的一种镜像式仿写，它不仅暗示着对头颅（灵魂与精神）的处女权（气节）的自卫，而且也暗示对肉体贞操的捍卫。儒学家就这样成利用被彻底雅化的色语，成功地题写了“爱国主义”和“爱身主义”的凛然大义。甚至康熙皇帝本人也无法对这个汉人怀旧的政治文本有所物议。古典色语终于随着文人戏曲的胜利而征服了 15～16世纪的中国。

知识份子（士大夫）对民间话语的围剿与征用是一个历史传统。明代士大夫夺走了戏曲的话语权，把它变成知识份子话语的专用容器。民间话语直到清代才开始复兴，并挑战文人戏曲，形成激烈的“花雅之争”。徽班进京显示了民间话语的力量，但“花部”戏曲最终还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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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所征用，经过再度雅化，成为极权国家主义的内廷艺术。被誉为“四大名著”的小说《红楼梦》，无疑是知识分子色语的最大库房，其间充满着各种有节制的情色叙写以及机智的隐语，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妓女云儿关于男女交合的打油诗：

豆蔻开花三月三，一个虫儿往里钻。钻了半日不得进去，爬到花儿上打秋千。肉儿小心肝 ,我不开了你怎么钻？

――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这无疑是《红楼梦》里最粗俗的诗歌，却遵守了雅化的基本原则――用隐喻来描述男女床帷调情的情色场面。而作为当代色语作家，毛泽东写给夫人江青的诗歌《题庐山仙人洞》，提供了雅化的最新范例――“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官方学者企图掩蔽它的真实语义，郭沫若宣称，这首诗隐喻了北京与苏共交恶之后的险峻政局和当局的豪迈无惧的气慨。作为一种权威性释义，这一解说在文革期间曾经大肆流行。但文革后期，某些北京高级知识份子举行新婚大典（主要是二度婚姻），其婚房多悬挂毛的这首诗的书法作品，作为对圆房者的一次亲密而高雅的祝福。这不仅表达了对官方释义的蔑视，也体现了还原毛诗本义的反讽性努力。

民间色语

只有民间色语才真正解放了情欲叙事。从元代开始，基于古典知识份子话语的衰败，说书人、戏子和下层知识份子（落第文人）建立起话语联盟，企图从一个全新的方向拯救汉文化，并寻求话语的民间出路。城市戏剧（杂剧）开始迅速繁荣起来。元朝政府下级官员王德信撰写的《西厢记》剧本，无疑就是这种合谋妥协的结果。一对男女在丫鬟的安排下翻墙幽会，上床做爱，随后又大胆私奔。其唱词融合了传统的古典知识份子话语和民间口语，成为一个爱情的浪漫样板，照亮了此后七百年的中国舞台。尽管它仅仅是一种美学反叛的开端，却遭到国家主义的严厉追杀。明清两代都把它当作“淫词”而列为禁书，乾隆甚至亲自主持了对《西厢记》的批判，向民众颁发训诫，严禁该剧的刊印、演出和传播。

《西厢记》是利用唱词进行虚拟做爱表演的范本，崔莺莺的独唱细致描述了整个性爱过程，从“绣鞋半拆”，“将纽扣儿松，把缕带儿解”，经过“软玉温香抱满怀”，直到“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鱼水得和谐，嫩蕊娇香蝶恣采”，其中“花心”、“牡丹”、“嫩蕊”、（暗喻女阴）“露”、“水” (暗喻女阴之水)和“鱼”（暗喻阳具）等都是有关性器的公共隐语，这是古典色语在经过民间改造之后的一种全新语体，在中世纪城市的街巷中散发着半俗半雅的古怪光芒。

在汤显祖的《牡丹亭》里，传统的性符码经过强化，构成了少女怀春传奇的话语核心。故事叙述少女杜丽娘游园时做了一个春梦，梦见在柳树下与一位青年调情和性交，醒来后郁郁寡欢，思念成疾，竟然伤春而死，葬在梅树下，其鬼魂说服阴曹判官放回阳世，继而找到那位名叫柳梦梅的青年，教他开坟救人，少女还魂而起，与柳梦梅结为秦晋之好。整部戏剧充满了有关各种性隐喻的符码，其中花卉（牡丹、梅花、芍药、杜鹃等）多是女性生殖器的隐喻，而柳枝、毛笔、箫管和雨伞则是男性生殖器的隐喻。“柳梦梅”这个名字，无非就是男根梦想女阴的意思。为了强化情欲的语义，剧中还出现了一个有性交障碍症的“石女”石道姑，藉此作为杜丽娘的反转镜像。在开棺之后，石道姑用壮男的内裤烧成灰烬，调和热酒，灌入杜丽娘口中，使她得以重生。这种被称之为“烧裆散”的还魂药，就是男性精液的转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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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看到，在《牡丹亭》里，导致女人的死亡和重生的原因都只有一个，那就是男人的性器和性爱。

色语的粗鄙化

隐喻是士大夫从事情欲书写的一个基本策略，它推动了文人和市民在淫趣上的妥协。但在另一面，但王实甫和汤显祖唤起的不仅仅是一种叙事伦理学的妥协，而且是色语公开走向粗俗化的重大开端。除了色语，《西厢记》和《牡丹亭》中还出现了大量粗鄙的口语，俚语和市井之语，并且满含着酷语的暴力趣味。这种风气由说书人和戏子推波助澜，在明清渐次达到高潮，出现了大批以《金瓶梅》、《玉蒲团》等为代表的淫艳小说，而在民国期间仍然可以窥见它的俗丽风采。而在中国东北，“二人转”至今仍然保留着以民间色语为主体的传统，粗鄙、淫荡、幽默、刻毒地针砭弊政，其叙事和表演都已趋于完美。这是民间色语在中共建政后五十年的重大复活，并且以一种放浪的方式，汇入了现代流氓话语的洪流。叙事伦理学的让步

我们无法在这里详尽地历数色语的历史进程。民间色语在知识份子（国家）叙事伦理的包围中涨落，为人们提供了一条危机四伏的线索。经过毛时代的禁欲主义的清洗，色语几乎已经荡然无存。但九十年代却成为色语全面复辟的时代。在市场资本主义的赞助下，色语卷土重来，成为流行话语的中坚。它在文学和时尚两个向度上茁壮生长，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这是公共叙事伦理发生全面“厚黑”的信号。作家开始日益放肆地使用色语来传递意识形态转换的消息，或者利用情欲叙事来谋求图书市场的大宗份额。叙事伦理学最终向不可遏制的情欲做出了重大让步。

身体符码的扩展

刺青(纹身)、鹰犬、鸟笼和铁球，这些更为古老的语码显示了流氓百科全书的另一些特色。刺青是书写在皮肤上的魔法，它不仅是一种痛苦耐受力的炫示，而且是一种神秘的谜样的言说体系，紧密地分布在某个人的肌肤上，像一种难以辨识的地图，或是一些正在爬行的欲望的动词，闪烁着暧昧而性感的语义。而架在手臂上的猎鹰和奔行在地的獒犬，则更倾向于一种酷语，也就是倾向于暴力的表述。鹰－人－狗这三个运动着的“名词”，构成了空间的多层面的征服。它们是中世纪霸权的活的标记。

清代的北京满族贵族男人，更喜欢左手托着鸟笼，右手在掌心把玩旋转着一对铁球。其中“鸟”和男性生殖器“吊”谐音，成为后者的一种借喻，而铁球则暗示睾丸的坚硬性，它们在掌心中发出金属般清脆的摩擦声，以及一种微弱的闪光。有的铁球内部安装金属簧片，甚至能够在旋转把玩中发出悦耳的声音。它们不仅是一种身体符码的外延和扩展，而且是一种奇妙的文化发明。晚清以来，满族贵族日益没落和退化之后，色语开始粗俗地浮现在世俗生活的表层。“鸟－球”色语起初要暗示一种闲适的生活，而且还要传达一种贵族所独有的性主权。但随着贵族子弟的普遍流氓化，这种交际性色语逐渐转向江湖，进入中国流氓话语体系，成为市霸、街痞和混混儿的浮夸标记，提示着城市流氓的“身份”和性霸权。

色语的意识形态

色语在当代中国正在日益政治化，变作民间进行政治讽喻的利器。我们看到，大量用色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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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起来的政治笑话迅速传播，成为八十年～九十年代中国民间色语的隐形主流。政治幽默和色语的结盟，构筑了一种轻松的“酒桌话语”，它们的主人公通常是一些前革命领袖，他们遭到了民众放肆的嘲笑。在一个后集权主义的语境中，这种政治色语成了精神压力的缓释剂。九十年代末第五媒体“手机短信”出现后，色语又以“短信话语”的方式甚嚣尘上，继续维系着一个针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解构态势。

但色语不仅只是一种颠覆行性力量，而且也与国家主义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它时常闪现在城市“现代性建筑”的现场，并借助立面的阳具化来表达国家主义的权力欲望。这种文化象征主义，几乎成了支配新建筑的唯一理念：在东方明珠电视塔和金茂大厦之类的阳具化造型之上，追加政治霸权的语义。这是对传统国家主义建筑话语的严重反叛。古典国家主义建筑是一种女阴式的书写，它被限定在圆形的穹隆式框架之中，或者环状地匍匐在大地上，仿佛是一种对“上天”（阳性事物）的谦卑的响应。但西方工业化幻象改变了中国建筑的语法，并促成了一场都市建筑高度的狂热竞赛。在现代性和全球化语境中，地方国家主义征用了勃起的阴茎图式（同时也是西方男权主义政治的色语符码），令其散发出自我政治夸耀的摩登气息。无论如何，色情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高的政治意识。

2、酷语：风行数千年的公共话语

酷语就是暴力话语的一种简写，它与色语一起构成了流氓话语的主体。中国文学的四大名著，除了《红楼梦》属于色语世界，其它三部却都是酷语的范本。由于酷语是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的共用话语，它最终成了中国流氓话语中唯一能够风行两千年而没有遭到围剿的部分。它最初产生于民间，而后就被国家所征用，成为集权国家主义主要叙事工具。但流氓拒绝放弃酷语的话语权，这导致了酷语成为一种逾越了“阶级”界限的超级话语。这是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进行对话的唯一话语。由于共用同一种话语，对话完全无须进行转译，也不会产生歧义和误读。另一方面，流氓和流氓之间的对抗也变得简洁而明快起来，仿佛是一场轻松愉快的恳谈。

酷语的恳谈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酷语恳谈，发生在刘邦和项羽之间。根据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刘邦率大军兵临城下，项羽派人痛斥刘邦不义，并以刘邦的父亲为人质，威胁要将其烹煮。刘邦回应说：“我们是结拜兄弟，我的爹就是你爹，你要是烹了他，请不要忘记分我一碗羹汤。”这段经典性对话似乎显示了流氓的话语风格：残忍、血腥、无情无义，对亲人被置于危机完全无动于衷。依据传统伦理学的立场，这应当就是流氓的无耻化的话语风格。

另一个令人震惊的酷语公案，是传说中的关羽和张飞互杀家眷案。六十年代出土的明代刊印的《花关索出身传》叙述了一个被《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忽略”的细节，该段落记载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人一见如故，在姜子牙庙王塑像前对天盟誓，决定共举大事。但刘备担忧关、张二人有家庭牵挂。关羽当即宣称要杀掉自己全家。张飞说，你怎下得手杀自自己家小，不如我杀你的，你杀我的。结果关羽杀死了张飞全家，而张飞则前往关羽老家蒲州解县，杀死了关家全家 18 人，只放走了关羽的怀孕妻子胡金定。

有关刘邦和花关索的叙事，都指涉了血腥的亲属残杀。流氓的暴力延伸到了家族的内部，展示了“酷语”所能企及的令人震骇的深度。尽管第二个故事不是一个确切的史实，或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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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散发着野史和“小说”的“传奇”气味，却准确地表述了流氓的逻辑。它是所有酷语中最
惊心动魄的一种。

以“梁山泊叙事”为核心的民间酷语，在元代就已经进入了剧作家和戏子们的视野。与王实甫的色语改革风潮遥相呼应。一些以李逵、鲁智深和宋江为主角的话本开始上演，这种话语变革为明清说书人提供了素材和美学方向。李逵作为流氓暴力的化身，从一开始就具有正义代言人的鲜明特征，他把杀戮和流血当作日常起居生活的一部分。在元杂剧《梁山泊李逵负荆》中，出于一场戏剧式的误会，李逵甚至要对宋江和鲁智深用斧头进行正义审判 15。在这里，正义是至高无上的，它无情超越了兄弟和帮会的情谊。板斧成了两个凶猛的正义符码，它们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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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23 17:48:02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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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荟萃] ·朱大可流氓的盛宴

2008-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