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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流氓的盛宴

是属于游客，也即那些外来的“文化异己份子”。后者的嬉笑回荡在用贫民历史构筑的布景里。

“新天地”同时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反讽。它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旧址连接成一个整体，仿佛就是后者在空间上的一种戏剧性延展。但参观者还是会发现，在严肃的共产主义史迹和情欲化的资本主义商铺之间，出现了一种尖锐的语义对抗。是的，“新天地”创造了多重反讽的范例，这种反讽甚至显示在“新天地”的命名上：它和“中共一大会址”形成了古怪的语词反讽，以显示建筑语义的“一国两制”。

然而，反讽并非晚期资本主义的建筑专利。我们看到，早在毛泽东时代，北京就已出现了与“门”有关的最大的反讽性建筑――天安门。这是与巴黎的凯旋门截然相反的建筑，它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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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穿越的，它不过是墙垣的变形而已，但它却拥有着一个“门”的外在语义。“门”要表达的语义，正是它自身的反面。这就是“门”的反讽。它在意识形态上反对了自己的功能。天安门其实就是一个冻结在建筑物里的宣言，它把对“门”的政治释义推广成了威权主义的基础。

从天安门到石库门的变迁，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建筑哲学发生了剧变。门的故事被不断改写，拼贴、歧义和反讽正在成为都市建筑叙事的内在逻辑。我已经说过，上海衡山路的酒吧群落也是文化反讽的例证。它的建筑及装饰风格的高度欧化，与它内部播放的音乐（邓丽君歌曲）和电视节目（功夫片）形成了可笑的反讽。或者说，它的“硬体”遭到了“软体”的颠覆。没有什么比这种语法混乱的自我叙事更能显示“第三世界文化”的特点了。在我看来，反讽不仅是后现代的叙事方式，而且也刻画着西方符号资本支配下中国都市文化的特性：混乱而有生气，充满了意外的话语效果，仿佛是一些层出不穷和令人发笑的喜剧。

刘邦反讽与姜尚反讽

反讽并非“现代性”和“后殖民时代”的独有产物。东方反讽拥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已经在刘邦和项羽的对话中发现了它的历史踪迹。在那场著名的对话之中，项羽和刘邦置身于一个不同级位的话语世界：项羽的空间是绝对性和充分主权性的，语义整合在一个完整的层面上，形成一个单纯的语义构造。但刘邦洞悉了项羽的道德弱点，并利用这种弱点展开反讽，把项羽投置于智力受挫的一面。刘邦无疑是历史记载中最早拥有反讽力的流氓之一，这场对话已经预设了项羽在日后战争中的失败。刘邦成功地展示了他的智力，并因此获得了话语政治的强大优势。这是一种重叠在一起的二度反讽，对它的细读可以显露出三个完全不同的层面：

第 1层：你杀了我爹罢！

第 2层：因为你是我兄弟，我爹就是你爹，按你“义人”的身份，料你也未必敢杀。（第一度反讽）

第 3层：就是杀了，老子也不在乎！（第二度反讽）

这是所有反讽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种。其中第二度反讽就是对反讽的反讽，或者说是对解构的解构，并且凸现了新的流氓主义建构，因为它明确指涉着流氓伦理学的本质。在丧失了身份之后，刘邦完整地捍卫了这种新的流氓伦理，他没有让自己陷入人格分裂的格局，而项羽则是精神分裂的。由于项羽顾及“廉耻”和“义气”，也顾及语义的内在统一性，他丧失了作为一个真正和纯粹的流氓的资格。他被刘邦击败的命运在话语的领域里已经确定。

二度反讽的出现是中国流氓话语诞生的重大标志。检索历史文献我们会发现，最早出现的二度反讽是一个关于姜尚的传说。该传说的出现年代最迟不会晚于明代。这个后来成为殷朝大员的名士，早年穷困，长期处于身份丧失的焦虑之中。为了从国家那里获得新的身份，他采用了在渭河上垂钓的策略，以耐心等待国王的录用。由于鱼钩是笔直的，这个年迈的渔翁没有钓起过任何鱼虾。他的目的不过是要在向那些隐蔽的政治观察者们作出必要的暗示。对这个叙事文本进行解码，可以获得以下三个叙事层面：

第 1层：钓鱼（对钓鱼行为的一种戏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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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层：使用直钩钓鱼，实际上是非钓。（一度反讽）

第 3层：还是在钓鱼，却是在钓另一条大鱼，那就是国王本人（二度反讽）

姜尚传说的反讽还显示了一个特征，那就是反讽和戏仿（戏拟）的秘密联盟。反讽的表层叙述是戏仿性的，它在滑稽地模仿一种人们熟知的事物或句式（如渔夫、钓者或垂钓行为）。它和反讽的组合构成了叙事的戏仿式反讽。

然而，二度反讽同时也是流氓向国家主义转换的标志。二度反讽通过对反讽的反讽，完成了一种权力话语的秘密构形。刘邦和姜尚的反讽拥有一个流氓话语的表皮，但它已经实现了内在的转换，也就是从解构的立场悄然转向了国家话语，或者说，进入了一个威权主义的空间。二度反讽的这种特性，使它成为一个隐在的辨认标识，用以搜寻那些混迹于流氓群体中的国家主义者的伟岸身影。

所有上述关于反讽的讨论旨在表明，流氓话语和反讽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流氓话语必须在反讽中实现其反叛的目标。反讽就是流氓在言说中颠覆世界的道路，它使流氓话语得以呼吸，也就是得以在世界的废墟前面发出恶毒的笑声。反讽使流氓话语获得了一种古怪的拆卸的力量。它要在传统的语句中粉碎意义，并且赋予它新的价值向度。而在另一方面，流氓话语使反讽走出了古典主义的限定性，并为它提供了一个无限阔大的空间。我们以后的分析可以证明，在中国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意识形态和话语变革中，反讽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它解构了表情严厉的国家主义，并塑造出一个富有话语活力的开放时代。

然而，现代中国出现的最深刻的反讽却来自国家意识形态本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外部对抗，最后转换成了话语的内在反讽。在社会主义叙事和资本主义行为之间出现了似是而非的反语：即所谓的“社会主义”能指，指向了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所指。这是话语策略的迫切需要。在完成市场资本主义的构形之后，必须在其话语层面上继续维系社会主义样式，以捍卫既定的总体性权力格局。这无疑是所有反讽中最具张力的一种。它同时也是临时的结构性反讽，令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激烈冲突在话语表层上趋于平息。但这种反讽是内部紧张的，它无法真正化解意识形态的危机。相反，它聚集着更大的对抗性风暴。此外，国家主义为自身设定的巨大反讽，也鼓舞和推促了民间反讽的繁殖与扩张。无论从哪个向度观看，反讽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迷人的精神标志。（作者：朱大可，原载：《花城》 2005年第 2期）

色语、酷语和秽语：流氓叙事的三大元素

在历史学家看来，统计学意义上的流氓永远是社会的少数者，但在我们看来，流氓社会的成员就是流氓话语的言说者，他们永远是全社会的大多数。这个话语空间远远溢出了统计表格、语言辞典和语文教科书的边界。流氓的秘密决不是它对于道德和权力的公开颠覆，而是对于话语的秘密征服。丧失了身份的人们与前意识形态发生了广泛的断裂。言说的属性被悄然改变了。

一种与秩序话语截然不同的语法开始启动，试图喊出一种离经叛道的声音。流氓话语就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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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诞生的，它们在大地上滚动，像雪球一样无限地增长着。经过漫长的角逐，终于坚硬地屹立在世纪末的中国大地上。它是一个庞大的话语织体，它包含着色语、酷语、秽语以及各种形式的文本。所有的流氓社会及其流氓主义都是在话语的温床中诞生和发育的，并且还要在各种话语喧嚣中发出自己的犀利声音。

吴承恩魔幻小说《西游记》里的猴子，是一个灵巧的动词、也是暴力之神，代表着流氓的剧烈的反叛。他的棍子“金箍棒”像阳具一样可以自由伸缩，喻指着所有那些粗暴的阳性事物：怨嗔、暴戾和仇恨。不可思议的是，孙悟空仇视女人，尤其仇视那些企图引诱和染指唐三藏的女人（如占据“盘丝洞”的女妖“蜘蛛精”），他的妒忌的激情使他的行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同性恋者。而皮肤白皙和性情温和的圣徒唐僧，则扮演了一个 B角同志的角色，他的使命就是管束性情暴躁的情人，并要让一个天庭反叛者和江湖流氓跟他一起成为圣人。猴子和唐僧的组合，构成了一种奇妙的文化对偶关系，在他们背后，掩藏着流氓和圣徒之间的秘密的灵肉亲昵。

而在猴子的身影以外，一头猪，一个肥胖而慵懒的动词，和他的钉耙一起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并且触发了我们的笑声。这就是猪八戒，一个负责管理天蓬的武官和异性恋者，因为对仙女嫦娥进行性骚扰而遭到贬窜，投胎成为小猪，又被唐僧收伏，成为取经四人帮中的成员，从而开始了一场被天帝逼迫的游走。这是中国特有的喜剧，也是唯一的土地喜剧，据此他受到了长达 500年的奚落与嘲笑。他和猴子的古怪对抗是反讽与正谕的较量，但他却是无限可爱的，跨越数百年的话语时空，成了 500年后女孩子们追逐的对象。这究竟是为什么？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我们又是如何面对这一变化的？

我们看到，毛时代受宠的造反猴子遭到了冷遇，而慵懒的猪却越过经文里沉重的教义，甚至越过他自己管辖的领域，成了新时代的话语宠物。

猪八戒是对土地和农民的身份反讽。他的钉耙示意他是个纯粹的农民，但他却拒绝耕作，懒惰和贪欲（贪色和贪财），与农民的美德（勤劳、节俭、以及欲望的有限性）形成讽刺性的对比。他的“猪性格”反讽了他的农民身份。他是乡村欲望（永无止境的食欲、贪欲和情欲等各种欲望的复合体）的一个反讽性寓言。另一方面，他对嫦娥的侵犯，则暗示着他与女色的暧昧关系。嫦娥是情欲的象征，同时也意味着一种难以和解的永久性孤独，并且因此而成为一个不朽的女神，与尘世间性苦闷的农民们彼此守望，但猪八戒的染指瓦解了这种纯洁性，猪就这样破坏了农民的信念和操守，沦为土地伦理的叛徒。

猪八戒就是农民和流氓的关系的寓言。他是一个天庭的武官，在性侵犯女人的意义上成为流氓，或者说是流氓和农夫身份的混合物，国家主义（玉皇大帝）藉此嘲笑了他，并判决它拥有一个猪的形貌。这责罚是奇妙的，它不仅意味着他应当是丑陋的，而且应当接受行走（取经）的苦难。这行走就是流氓的特征。猪八戒首先在性行为方面出现了流氓的征兆，而后又在前往“西天”的行走中获得了流氓的更多特征（这就是他是一个“动词”而非“名词”的原因）。他注定要在在历经磨难的行走中成为一个纯粹的流氓，被各种身体的欲望所纠缠和支配。这正是他可爱的方面。他没有像唐僧那样自我压抑，也没有像猴子那样沉浸在同志式的嫉恨之中，而是坦然言说着他的全部欲望，并且为这种细琐的欲望而不懈地奋斗。

《西游记》对我们而言是如此重要，因为它几乎成了两种话语的象征。猪是欲望解放的代表，他不仅标定了由农夫向近代市民变形的历程，而且成为小说的情色叙事的化身；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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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子则开启了近代暴力叙事的先河。这两个半人半神的生灵像两座雕像，分别代表着色语和酷语，喜剧性地屹立在了我们展开话语探险的入口。

1、色语：密室生涯的终结

色语即情色话语的一种简称，它是所有话语中比较隐秘的那种，它从一开始就是身体欲望和密室生涯的组成部分，无论在民间还是宫廷，它的私密性都是无可置疑的。但由于流氓的介入，它最终被转换成普遍的公共事件。它把所有的读者（观众）都变成了床帷偷窥者。国家主义的道德禁忌并不能阻止它在公共话语领域的这种蔓延。《金瓶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表明流氓文人是如何利用话语权来实施“文化泄密”的。这场叙事政变更改了色语的命运，令它最终成为流氓话语的主要专利。如今，散布在手机短信和网络笑话中的民间色语（此外还应加上政治幽默），已经成为中国民间智慧的最高代表。

古典色语

古典色语是宫廷色语和士大夫色语的混合物、皇帝、贵族和士大夫的话语专利。在唐宋诗歌和明清小说里，它们始终以诗歌、隐语和谜语的方式出现，狎妓的风情被知识分子的典雅话语所掩盖，拥有一个由纱窗、珠帘、画屏、红烛、鸾镜、绮帐、玉钩、香衫、罗带、锦衾、玉枕等大量床帷物事构的香艳语境，但它又是如此的优雅，与梦幻、愁苦、相思与恨泣等灵魂情语互相缠绕，弥漫着忧伤的诗意。

基于知识份子的积极参与，中国古典色语充满了语词的机智，并且总是被包裹在一些微妙的谜语之中，成为一个散布着各种隐喻、讽喻和象征的话语织体。“吹箫”和“弄玉”是一个范例，它的广泛存在证实了经过隐喻处理的色语是如何大肆流行的。李商隐的诗歌则是另一个范例，它用大量隐喻堆积成一个中级官僚的情欲叙事。在《无题》中，他的著名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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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23 17:48:02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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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荟萃] ·朱大可流氓的盛宴

2008-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