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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流氓的盛宴

话语的范本，具备了新国家美学的各种基本元素：首先把国家（祖国）幻化为“母亲”，然后以排比修辞的手法展开“宏大抒情”，其中充满了“我”（诗人的自我镜象与人民镜象的叠合）的诸多隐喻：“老水车”、“疲惫的歌”、“熏黑的矿灯”、“干瘪的稻穗”、“失修的路基”，以及“花朵”、“胚芽”、“笑窝”等等。所有这些细小而优美的农业时代意象，都是被用来反衬祖国的伟大性的。同时，这其间隐含着一种炽热的期待，那就是来自“母亲”的犒劳和奖励。这是一个“文化儿童”所梦寐以求的身份理想。

舒婷的诗歌是一个优美的先导，其后，在“反思文学”的叙事中，“父亲”和“母亲”的形象开始大量涌现，他们的“死亡”与再生（如电影《生活的颤音》），构筑了语义微妙的寓言，暗示着“新国家”的复兴。文学上的“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的三步曲蜕变进程，正好是一个新国家主义发展的逻辑序列：从个人的创伤记忆和撒娇性自慰，经过充满苦难的“放逐与回归”（知青），最后形而上地升华为对“国家－民族－人民”的三位一体（寻根）的探求，其间的每一个环节都昭示出新国家主义的生长印迹，同时也显示了身份重设的清晰意图。

张贤亮小说的精神自虐

在“伤痕文学”的旗帜下，流氓形象开始悄然跃出纸面，成为新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反衬。在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和李克威的电影文学剧本《女贼》里，流氓被归咎于极权国家主义（“四人帮”政治）；流氓诞生的原因在于国家关怀和“母爱”的丧失，而这正是铁幕政治的冷漠特征。但这些数量有限的流氓并不能瓦解正谕话语，恰恰相反，他们是旧时代留下的道德伤疤，并因而成为新国家主义的一种反证，高声颂扬着“新时期”的天鹅绒化的精神生活。而另一方面，它们也隐含着一种含蓄的呼吁，也即请求对流氓实施新国家主义的精神疗法。

但这复苏的“人性”却以一种畸形而非健康的方式返回了人间。张贤亮小说《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牧马人》是新国家美学的范本，它们旨在确立有新国家主义道德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绿化树》是《男人一半是的女人》一个被迫害得死去活来的知识分子，却始终保持着对祖国“母亲”的热爱和“政治坚贞”。这正是当时最动人的道德母题：你弄疼了我，可我依然爱你。这种政治受虐的集权国家主义伦理，在八十年代初期仍然被视作衡量“真善美”的重要尺度。随后，著名导演谢晋改编并拍摄了《牧马人》，对这种受虐型道德作了更加彻底的视觉诠释。谢晋是国家主义电影的主要代表，他的作品反映出从刘少奇主义－毛泽东主义－邓小平主义的完整的变化序列。谢晋的另一特征是不断自我调整，始终呼应着每一类型的国家主义，使它们看起来像是永不凋谢的蜜月。

春节电视晚会和国家形象代言人

然而，张贤亮的小说读者是有限的。国家话语痛切地需要一种这样的样板，它能够对民众产生持续而广泛的精神指导。随着电视技术及其购买市场的成熟，电视媒体逐步取代了平面媒体的主流地位。

1983年开始的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最终从文学那里接过了这一使命之棒。它是国家主义展示其全新造型的窗口和舞台。它以后塑造的主持人赵忠祥和倪萍，以敦厚、温柔和煽情为表征，成为“新时期”最杰出的国家对偶形象代言人，分别代表着“温存的父亲”和“充满爱心的母亲”。他们运用国家主义美学技巧，在各种电视场合展开政治抒情，将日常生活细节上升到国家关怀的宏大层面。这种混合着国家伦理的电视美学，对八十年代直至九十年代的中国农民阶层，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李谷一、董文华、彭丽媛、殷秀梅和宋祖英等所高唱的国家主义大歌，也成为国家美学建构的一个重要部分。新国家主义建立起了自己的讴歌机制，国家夜莺在电视上此起彼伏地涌现，而人民在欢欣鼓舞地倾听。

2、国家美学的二度转型

1989那年，整个世界都听到了中国的哭泣。 3月 16日，天才诗人海子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坚硬的火车铁轮无情地碾过那个弱小的身躯，推动了诗人（作家）自杀的多米诺骨牌。

他的“革命性亡故”宣喻着终极关怀的终结、以及精英主义和文化浪漫主义的死亡；随后，诗人戈麦在焚毁了诗稿之后自尽于北京永定河； 1994年 3月的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上海文艺批评家胡河清从阴郁的枕流公寓上奋然跃下，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这些系列死亡事件引致了知识界的震撼，它显示出知识分子对个人生活和国家事务的绝望。

从海子之死到胡河清的自杀，其间相隔了五年之久，犹如同一个“死亡的五年计划”的链条的开端和结束。在胡河清身后，自杀行动突然终止了，仿佛噩梦突然被晨曦打断。随着时光的流逝，原初的愤怒和绝望逐渐消散，知识分子对文化管制语境已经渐趋适应，而 1992年以后逐步形成的市场化浪潮，似乎为知识分子打开了另外一条生存的光明坦途。向国家主义的妥协和向市场经济的逃亡，成为九十年代知识界的两大主题。“人文精神大讨论”就文化的市场化发出了痛切的质疑。但那些肤浅的提问大都没有击中社会的内在时弊。

王朔主义的转调

值得注意的是，“王朔主义”在九十年代初期达到了其影响力的顶峰，王朔继四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之后，所策划编剧的电视剧（《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又开始风靡中国。这以后成为“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一个主要批判主题。知识份子严重误读了“王朔电影”和“王朔电视”，指责他一方面是流氓的玩世不恭的反叛故事，而另一方面却是国家主义的道德寓言。有人甚至抨击他的流氓主义的叛逆伦理：为了达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

作为“国家主义伦理”电视杰作的《渴望》， 1990年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放，创下收视率的历史记录。该剧最初的叙事“动机”是进行道德反讽，而在普遍的正谕性读解下却被转换为一曲迷人的人性赞歌。逆来顺受的刘慧芳原本是个饱受讽刺的对象，结果竟成了国家主义重构道德理想的光辉样板。“渴望”播出的夜晚，中国的大街小巷空寂无人，几乎全体民众都聚集到电视机前，享用着国家主义的道德大餐。这种罕见情景显示出民众重建国家伦理的强烈愿望。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集体文化误读，卷入这个事件的人数竟然多达八亿，这真是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数字。导致这个事件的原因在于，长期置身于正谕话语规范之中的中国观众，完全不具备对反讽话语进行解码的基本能力。他们欢天喜地地接受了这个反面的道德课程。这种文化“正解”所导致的误读，使此后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对流氓主义的高调批判丧失了意义。

当然，知识分子的犬儒化，倒是成了所有“渴望”中最值得玩味的一种“渴望”。话语的异议和反抗都销声匿迹。王朔的《我是你爸爸》，是这方面的一个精彩的寓言。它在展示了儿子与父亲的激烈冲突之后，通过儿子的嘴，无可奈何地发出“你是我爸爸”的哀叹。这是现代犬儒主义真正诞生的时刻。反叛的流氓终于无力地垂下了头颅。“父亲”的统治随着妥协的黄昏，静静地降临在中国大地上。（作者：朱大可，摘自《流氓的夜宴》， 2003年）

帝国话语的历史复兴

民间毛泽东崇拜

正是在 1990年前后，除了知识分子群体，人民也发生了重大的价值转向。越过对新国家主义的失望，他们开始了对旧国家主义的缅怀，也就是说，开始了对已故领袖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这场毛泽东崇拜最初起源于一些长途汽车司机。他们把毛的画像放在驾驶室里，据说有很灵验的庇佑功能。这个传说以后迅速蔓延，令毛成为真正属于民间的新神明。他的地位上升到类似财神和观音的高度，并汇入到中国神谱的庞大阵营之中。摇滚歌手崔健的红布，又一次出现在了失望的人民的脸上。

这是人民记忆复苏和膨胀的重大信号。政治怀旧的思潮席卷了整个中国。这主要是底层的产业工人和农民的思念。在市场主义的语境中，他们缅怀起了作为毛时代“领导阶级”的美好岁月：“平等”（平均）、“公平”（正义）和“健康”（纯洁的红色意识形态）。在动乱和道德崩溃的开放年代，集权主义的公平（均衡）的社会道德秩序变得炙手可热，而那个时代是以政治强人形象为主要标记的。

在湖南，一座神庙被党的基层干部修造起来，其中供奉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四位神祗，并且引来了四周地区的农民的朝拜和进香。人民以毛泽东为核心，对旧国家主义领袖进行了组合式的重塑。这无非是在模仿民间道教和佛教的偶像群塑的传统模式——在一个主神四周，必须环绕着若干不同的副神。毛泽东被重新送上了神坛，但这次他并不属于国家主义，而是属于语义暧昧的民间，也就是戏剧性地返回了流氓诞生的地点。

红太阳纪事和革命怀旧思潮

1993年，正值毛泽东诞辰 100周年，一盘被讥为“红歌黄唱”的革命歌曲磁带《红太阳》，风靡了整个中国。在众多女歌手的“香艳诠释”下，昔日威仪堂堂的“红太阳”，亲切地返照了中国。这个经过软化处理的太阳语像，隐喻了公众对黑暗的厌倦。耐人寻味的是，这和八十年代的天体语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八十年代，最流行的是“星星”和“月亮”，它们是黑夜天体的代表。但九十年代却成了白昼天体复兴的时代。太阳作为文革的核心语像，再度支配了人民变得衰弱的视线。

与太阳语像密切呼应的是文革的阳光记忆。这种历史记忆由被称为“成长电影”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所完成。这部根据王朔小说《动物凶猛》改编的影片，叙述文革中一群生活在北京部队大院里的孩子，在耀眼的阳光与遍地的红旗中度过自己的青春。在革命的残暴的涌流底下，出乎意料地闪烁出了温情脉脉的阳光，令其成为一代人生长的欢乐摇篮。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苦难叙事之后，“文革记忆”第一次以非创伤性的欢乐叙事的面目出现。它对暴力年代的这种暧昧的颂扬，触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革怀旧思潮。这种怀旧只有一个功能，那就是激活一种早已在历史中湮灭的阳光语像，并重构一个白昼天体的语像体系。

上述语像体系的另一个元素就是它的色彩谱系。太阳和阳光的色彩是变幻不定的，但无论如何，红色似乎永远是它最具意识形态意味的色相。红色的复兴变得势不可挡。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大批文革话语在所谓“红色经典”的口号中复苏。这种红色谱系与八十年代的红色思潮完全不同，它与粗鄙的肉体性的自我张扬无关，而是灵魂向旧国家主义的盛大皈依。各种红色话语开始涌动和繁殖。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那些文革年代的幽灵文本开始全面复活，在它的冗长的名单里出现了八个样板戏的亲切影像。前苏联的政治乌托邦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仅再版，而且被改编拍摄成电视连续剧。一个斯大林时代的道德谎言，竟然在世纪末的中国焕发出了明亮的红色诗意。

这场包括毛泽东崇拜、文革崇拜和红色经典崇拜在内的革命性怀旧风潮，经历十载，至今仍然在继续延伸。那些“红色文本”还包括文革电影《闪闪的红星》在全国各大电视台的播映、建国初期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的重排，以及革命京剧《红灯记》和《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复出以及以《红岩》为代表的革命小说的再版，等等。所有这些被解冻的文本都来自“红色语像”或“阳光（红灯）语像”的家族。它们汇聚成了红色话语复兴的宏大潮流。

张广天的红色波普戏剧

2000－2001年间，张广天上演了一系列的红色波普戏剧，将延安和文革的街头活报剧改头换面后搬上舞台。自称“人民音乐家”的张广天，利用青年观众的历史无知，把红卫兵话语、以及毛时代流行的滥俗的政治口号转换成戏剧对白，在舞台上煽动后毛主义崇拜（小剧场诗剧《红星美女》）、鲁迅崇拜（“民谣清唱史诗剧”《鲁迅先生》）和格瓦拉崇拜（“革命话剧”《切－格瓦拉》）。而这三种崇拜都只有一种目的，那就是在伪先锋的面具下肆无忌惮地展开红色媚俗，以迎合激进的青年学生的“革命趣味”和“暴力嗜好”。张广天高擎的“红星”，成了无数趋红小飞蛾的欢喜目标。

在《红星美女》中最值得留意的是八十年代的黑夜天体的复活：月亮、星星、士兵帽檐上的五角红星。其中，红五星用以照亮被废弃的“矿区”，而月亮则成了“梦游症患者”的信仰中心。在全剧结尾，女主人公因担心“贴着头顶的山峰慢慢爬行”的月亮“会被山上锐利的岩石挫伤”，便爬上峭壁，用红漆写了“保持距离”四个大字，以提醒它回避尖锐的山体。女人是月亮（梦幻的隐喻）和山体（严峻现实的隐喻）之间的斡旋者，而红星帽徽则成了女人和信念之间的斡旋者。所有这些平庸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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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23 17:48:02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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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荟萃] ·朱大可流氓的盛宴

2008-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