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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是非非说周扬

　　李：周扬对此是什么态度？
　　陈：这个文件是在我们的要求下拟定的。我们向组织部提出，宣传部通过，送到书记处，乔木批了。然后，送几个当年的当事人征求意见。林默涵写的是：完全同意。刘白羽写的是：同意，在这个问题上我有错误，应该检讨。
　　李：我听说当年丁玲的专案就是刘白羽负责的。
　　陈：文件发布之后，他到家里来专门向丁玲道歉，在丁玲去世后，他写文章承认自己要负历史重责。林默涵在一次会议上，专门跑到丁玲面前，承认自己当年的错误。周扬却不一样。当把文件送到他那里时，他居然说：“这件事情为什么事先不和我商量一下，我还是宣传部的顾问嘛。”这就是他的态度。陆定一的批示是：没有意见，由他们搞吧。张光年把文件压了一个多月，后来在中组部的催促下才退回，他说当时南京大后方的情况很复杂，我们不了解。但他把特务头子徐思曾的回忆录片段复印附在一起。文件发下来，光年同志主持的作协党组，一直不按中组部的指示和丁玲本人的一再要求办，没有在作协机关向全体工作人员传达，也没有向知名作家非党人士通报。
　　李：夏衍的态度怎样？
　　陈：1985年丁玲在西安的一个座谈会上讲创作自由问题，新华社发了内参，习仲勋作了批示，说丁玲讲得好，批给曹禹，因为当时剧协正在开会。但夏衍反对传达，说丁玲是搞文学的，不是搞戏剧的，而且历史上还有问题。
　　李：你们对人们所说的周扬“文革”后的忏悔怎么看呢？
　　陈：我听过他的道歉。我总结为四句话：我左过，也右过，我整过人，也挨过整。在文代会上，周扬道歉，说特别对不起陈企霞。刘白羽提示说还有罗烽、舒群、白朗。周扬问舒群是什么问题。舒群在台下应声喊道：“反党分子！”周扬说得很轻松，我心想，这也叫忏悔？
　　李：一文革”后你们和周扬的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陈：大概是在1979年初，我们刚从山西回来，住在友谊宾馆。听说他要去日本访问，我们想肯定会有些日本朋友要问丁玲为什么没有平反，就去看他。他当时住在北京医院做出国前的例行检查。和我们一起去的还有甘露。这是1963年以来丁玲和他的第一次见面，也可以说九死一生后的重逢。可是见面后他一句也没有问丁玲的身体和生活，以及平反的事情。只讲自己耳朵怎么被打聋了，苏灵扬被剃阴阳头。等我们告别要走时，我听见他坐在沙发上小声说：“过去的事情我认为也不能推到一个人身上。”当时，我坐在沙发中间，丁玲在左边，他在右边所以我听得非常清楚。他靠在沙发上，仰着头说。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一个人指的是谁。是毛主席，还是他？他又说：“默涵也有责任。”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的情况，那个情景我至今仍然记得非常清晰。甘露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记述这次见面，文章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三期。
　　李：谢谢你为我提供了这么多历史细节。我想，这可以帮助我，乃至帮助别人了解复杂的历史。
　　　　　　　　　　　　　　　　　　（根据谈话记录整理，经本人审定）

与温济泽谈周扬

　时间：1993年8月13日
　　温济泽——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

　　李：我听说你被打成右派与周扬有直接原因，“文革”后也有不少交往，像你这样的情况还不多。我想你有这样的经历，这里面你一定有不少感受。你最初接触到周扬是什么时候？
　　温：我认识周扬是在延安。我1930年在扬州中学因为参加政治斗争受到通缉，就逃到上海。1931年上半年，星期天我常到四马路逛书店，在那里认识了丁玲和夏衍，但不认识周扬。下半年我被捕坐牢，在牢里看杂志，了解到鲁迅批判“四条汉子”，知道了他的名字。
　　李：那时你倾向于哪一方面？
　　温：我那时没有可能了解整个情况，也就说不上倾向于哪一方面。到延安后，我从陕北公学调到中宣部，对他了解就多起来。我知道他学问大，不过没有打什么交道。
　　李：直接有交往是什么时候？
　　温：是在建国之后。1949年进城之后，我在广播事业处工作，廖承志任处长，我在联络部任部长。后来改为广播事业局，我当副局长，局长是梅益。从这个时候起，开始和周扬打交道。“文革”后，我们的关系就更多了。1977年周扬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胡乔木当时任院长，在1978年把我调到科研局任副局长。成立研究生院时，周扬任院长，我兼任副院长。
　　李：反右时你被打成右派到底是怎么回事？周扬起多少作用？
　　温：我被打成右派，与他有关系。鸣放开始时，我在广播事业局负责对外广播工作。那年五六月间，宣传上有两件重要事情。第一是周扬在文艺界座谈会上，周扬发表谈话，谈贯彻双百方针，说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可以写，毒草也要等放出来再批评。我当时不同意这个观点，联想到裴多芬俱乐部，我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
　　李：看来你还真够革命的，真够正统的。
　　温：第二件事是李维汉在统战部的讲话，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觉得应该在前面加上一句“在社会主义方向下”。你看我并不右吧！
　　李：当然不右。
　　温：我把对这两件事情的意见，在中央联络部会议上提出过，因为对外宣传工作归中宣部和中联部共同领导。这样的会两周开一次，由熊复主持，王力是宣传处长。熊复在会上说中央已经批评了周扬的讲话是错误的。但他讲不要往下传达。我回到局里之后，考虑到工作的需要，在编委会上就传达了会议精神。编委会中有一个人正好是周扬的秘书的丈夫，他回去就问是否周扬犯了错误。这话传到周扬那里，他就火了，报告了陆定一。
　　李：这大概埋下了矛盾。
　　温：两个月后，反右已经开始，梅益来找我，说是我讲过周扬、李维汉犯过错误。我说记不得了。他从抽屉里翻出一个笔记本，说：“我查过大家的笔记本，当时的这个笔记本上有。”我看他手上的本子上的那些话是后加上的。他让我去给周扬解释一下。我对他们的做法非常不满，说：“他不直接问我，我也不必去，你替我说一下。”
　　李：看来你这个人的个性还挺强的。
　　温：中宣部召开会议，周扬做形势报告。我也去听，并且有意识去得早，坐在讲坛跟前，正对着周扬。中间休息时，我站起来去同他打招呼，对他解释那件事。他抽着烟，头一昂，不听我说话，他说：“我不在乎，你说我犯错误就犯错误了？倒是你应该想一想这会引起什么后果？”态度傲慢得很，当众训我一顿，下台走了。为此我不满。
　　李：这可能与他当时已经在领导反右有关。
　　温：第二年3月，梅益找我，说中宣部又在查，我说不是说过了吗，怎么还查？我就要求梅益和我一起去。到中宣部后，我们见到周扬，我又解释一遍当时的情况。等我基本说完，周扬就说：“现在不在于你当时怎样说这件事的。问题是，在右派向党进攻时候，你为什么要说两个中央委员犯错误？”
　　李：这个问题问得很尖锐。
　　温：我说：“我与右派没有联系，只是维护毛泽东思想。”周扬说：“你不要以为我很小气，不，并不是我要追查，是陆部长要追究。”谈得不投机，我没多说话，就散了。3月之后，开始整我了，由中宣部派人到局里来，在党组会议上要我做检查。5月份我还到莫斯科开会，回来后继续整，一点儿不讲理。他们收集我的稿子，最后归到一点：反党反社会主义，根本没有我申辩的余地。譬如在广播稿上，我删过“党的领导”这样的字眼，主要考虑到对外宣传应该特殊些。这就成了我的罪状。还说我在反右上不积极，保护一些人。
　　李：当时你认为是整个反右运动有问题呢，还是认为完全是个别人在报复你？
　　温：我当时想中央怎么可能会错呢？到10月份，要划右派分子，我被定为第三类右派分子，留用察看，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行政级别从9级降到15级。后来听说，在中宣部领导会议上，广播局党组汇报时说：按照周扬同志意见把温济泽定为右派。不过后来听说，周扬打电话否认有过这个指示。
　　李：那么到底是不是他的指示呢？
　　温：现在没有确切的材料。但我亲眼见到的场面是清楚的。“文革”中说中宣部时阎王殿，我相信周扬他是个阎王。陆定一当时也很左。到70年代“文革”后期，廖承志告诉我：“你划右派我是从胡乔木那里听说的。”当时胡乔木到廖承志家里，说：你知道温济泽被打成右派吗？又冤枉了一个好同志。第二天，他们两人相约找到中宣部询问，回答说：上面已经批了，是彭真同志批的。廖承志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还建议我给周总理写报告。几天后，他又告诉我：现在不能找周总理，周本身也遇到麻烦。
　　李：你平反是什么时候？
　　温：我平反比较早。1978年，廖承志、乔木、熊复、吴冷西联名为我呼吁平反，把信送到胡耀邦那里，这是他收到的第一份右派平反的呼吁。他指示下面去办，下面人说中央还没有关于平反的精神，毛主席只说过可以改正。胡耀邦说那就改正吧。这样，我就成了中央机关第一个平反的右派。
　　李：现在你个人对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怎样看呢？就是说，对周扬本人与你个人的遭遇怎么看？
　　温：我觉得我们不要把责任归于个人。我恨周扬、梅益吗？当然，各个人也有个人的动机，如向上爬等动机。
　　李：还记得“文革”后你和周扬的见面吗？
　　温：当然记得。1978年大批老干部获得解放，许多人住在中组部招待所。我常去那里看一个老朋友，一次在招待所食堂吃饭时，我遇到了周扬，这是好多年后的第一次相逢。我们互相打招呼，但我开始并不情愿同他讲话。一天，他吃完后，搬一个凳子坐到我的旁边，问我现在还在写科学小品吗？我说打右派多少年了，不写了。他要我到他房间去玩。我的朋友对我说，周扬还是敌我矛盾，我不相信，还是去看他。大概去了两三次。
　　李：请再详细谈谈当时和他在一起的情况。
　　温：每次我去看他，发现他都在读马恩全集，他说有好多心得要好好学习。我看他的态度还不错，不像从前了。在要求平反右派时，我也找到他，想让他写证明。但他忘记我是右派。他说：“我们这些老同志，右倾思想可能有，但怎么可能是右派呢？”他一说，就哭了。我不怀疑他是真忘了。那次我们谈了许多，还谈到冯雪峰。有次他病了，我去看他，他身旁就放着一封给中央的信，要求给冯雪峰恢复党籍。他让我看，给我的印象很深。
　　李：我一直听说他就冯雪峰的事情写过一封信，但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听说谁见到过，你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要是能找到这封信就好了。
　　温：可惜具体内容我记不住了。后来我们都在研究生院，日常工作中他也很尊重我，放手让我工作。
　　李：“文革”后你对他的总体印象如何？
　　温：这时我有这样一个感觉，过去他左得莫名其妙，后来又说他右，我不承认，我看是他真正成熟了，掌握了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死的时候，对他也不公平。
　　李：他因为异化问题受到批评，你对此怎么看，他和你谈过这个问题没有？
　　温：1983年异化问题后，周扬受到刺激，从此一病不起。他对我说过：“稿子是我的思想，是别人写的，但我负责。没有什么错误。乔木来谈了三次，我拍了三次桌子。薄一波找我谈，要我承认错误，我说我只是作为学术问题。不过，我也承认考虑不周。”后来新华社记者去，他谈了一些想法，这就作为他的检讨发表了。
　　李：他的情绪好像就是这之后变坏了。
　　温：他心里埋下心病。我去看他，他说想不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不能研究？周扬看书多，谈异化问题，谈马克思主义讲得有道理，否定之否定，老是讲不行。我劝他挺过去，心情要愉快，我们这辈子遇到的事情太多了。我要他到中山公园多做几次气功。最后一次我去医院看他，他伸出两只手抓住我，不让我走，流泪满面。苏灵扬说周扬是气死的。我认为，一个人最后改变了。
　　　　　　　　　　　　　　　　　（根据谈话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定）

与骆文谈周扬

　时间：1991年9月21日
　　骆文——作家、延安鲁艺教员

　　李：你在鲁艺当过教员，1941年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讲话”，在这件事情上周扬起的作用你是否清楚？
　　骆：就我所知，文艺座谈会的筹备召开，周扬在这之前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说有很大功绩。他给毛主席提供了上海的情况，国统区的资料，和鲁迅往来的资料。“讲话”的初稿是周扬搞的。
　　李：听胡乔木说主要是他写的。
　　骆：这我就不清楚了。座谈会是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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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21 22:18:20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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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杂谈] ·是是非非说周扬

2008-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