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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是非非说周扬

　我放弃了最初的想法。但自那之后，“宗派斗争”这一问题从来没有走出我的思绪。我不能舍此不顾。研究20世纪中国的文人，研究这个世纪的文化现象，这个课题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回避的。
　　一直困扰左翼文化界的宗派斗争，不管与之有关的人们是否承认，它始终客观存在着。我们的目光大可不必停留在小小的人际纠纷，有的也许不再值得提及，因为那毕竟更大程度上属于个人性情所至，是任何时代都不可避免发生的生活现象。但对于具有代表意义的宗派纠纷，因为它们与政治和文化的兴衰起落、与人的命运沧桑有着密切关系，便包容了巨大的历史分量，所以，纵然难以归纳梳理，也值得花费气力去认识，去解剖。
　　问题是它实在太难以把握。这是一个巨大的漩涡，我所熟悉的或者陌生的，我所敬重的或者厌恶的，许多人都在这一漩涡里被动地或主动地滚动着。它还是一个巨大的迷宫，一旦走进，人们便在无休止的曲折小径上行走，陷人一个似乎永远走不出的窘境。拐来拐去，忽东忽西，如此循环反复，如此起伏跌宕。有的人渐渐失去人格的方向，有的人渐渐不能确定自己的位置与动机，一种巨大而无形的力量，驱动着人们不断做出自己也无法解释的选择，走向不可知的彼岸和终点。或者说，根本没有彼岸，没有终点。
　　不仅仅如此。宗派斗争意外地成为一帖兴奋剂，在政治口号的背后，激发出所有卷入者的激情和创造性。它仿佛具备一种特殊功能，既毁灭人却也造就人。有的人因它而才华消磨，有的人却因它而具备了才能；有的人因它而命运坎坷，有的人又因它而声名显赫。有的人不能不咒骂它，却在咒骂的同时又不能不陷入其中；有的人希望尽快摆脱它，却又最终只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价值……
　　我迟迟不能动笔。我担心一管无力而虚弱的笔，不能承受如此分量如此复杂的内容。我更担心，尚未思考透彻就匆匆描述，会让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变得更加含混不清，更加不可思议。
　　回首历史时往往就是如此，愈有探讨价值的现象，愈加难以把握。
　　但不管怎样，人们总是要面对它，迟早要解剖它。迟早。
　　一个早上醒来，我决定还是写写这个题目。

　　周扬、冯雪峰、丁玲、胡风，萧军……我们视野中的这些人物，幅他们构成的左翼文化界特有的“宗派斗争”现象，其实已经超出了通常对于宗派和宗派主义的定义。一般来说，宗派是指政治、学术、思想、宗教方面自成一派而和别派对立的集团，而宗派主力，则被简单界定为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特点是思想狭隘，只顾小集团的利益，好闹独立性和作无原则的派系斗争。从表现形态上看，半个世纪以来此起彼伏的宗派斗争，当然具备这样一些特征，并因不同环境不同场合而有所不同。然而，这种普遍意义的概括，并不能说明我们面对的特殊现象。就是说，它的色调过于单一，笔触过于规范，绝对不足以勾画我们面对的迷宫，不足以描绘那些漫卷的烟云。
　　一切因权力的参与而显示出特殊性。
　　按照原有的理解，宗派并非一个贬义的现象，它和“派别”应该是通用的。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需要思想、学术、文学诸方面形成各领风骚的派别，或者说宗派。在一个平等的尺度面前，宗派之争本应是思想的冲撞，观念的交相辉映，而不必借助其他。由此，人类的精神领域，才变得丰富起来，才呈现出千姿百态。好几年前，谈到刊物的个性时，我曾对所谓“兼容并蓄”的方针发表过意见。我认为，一个刊物其实就应该高扬自己的旗帜，明明白白而不是羞羞答答地宣布自己与别的刊物的不同，甚至明白无误地具备排他性。只有这样真正具备个性风格的刊物，才能独树一帜，不至于淹没在洪水一样的刊物中。几十年来，多少省多少城市，有多少个《××文学》、《××文艺》，多少大学，又有多少个《××大学学报》，可是，谁能分得清各自的容貌，记得住各自的特征？一样的“兼容并蓄”，一样的分门别类，一样的文风、学风。没有相互之间风格的竞争，思想的交锋，更谈不上以刊物而形成不同的派别，去进行富有意义的赛跑。
　　于是，呈现在历史面前的，是雷同，是单调。雷同、单调，也就意味着风格、思想与精神的苍白。不仅仅刊物，其他很多领域同样如此。
　　公开的光明正大的派别之争消失了，与权力相结合的宗派斗争，却以不同方式不同面貌有声有色地进行着。我所熟悉的文化界，正是如此。权力闪耀着美丽的光环，但一旦与无法明说的宗派情绪嫁接，便长成为一棵弯弯曲曲的怪树。树上没有鲜花，却结下了苦果，涩果。
　　周扬在更多时候拥有别人没有的权力，他自然成为一个中心。当勾画他的一生时，他的暮年会是重要的，是值得用浓彩的。但我们又必须还原一个完整的真实的他。不管承认与否，在以往那些日子里，他心中的宗派情绪，不断蚕食着感情。思想与理智。他拥有胡风、丁玲、冯雪峰他们所没有的权力，他便有了战胜他们的可能。事实就是如此。当一个个运动突兀而至时，有意无意之间，周扬把个人情绪同政治斗争捆在一起，从而导致与胡风、丁玲等人矛盾的激化，并借助于革命的名义，借助别人没有的权力，把长久的纠纷，画上了一个圆圆的句号。
　　没有他那种权力的人们，希望自己也能拥有它，借助它。于是，他们无一例外地把期求的目光投向他们所崇拜和敬重的领袖们。最终，他们失败了。因为，宗派斗争并不是决定事情变化的一切，特别在领袖们那里。可惜卷入其中的人们，无法摆脱个人纠纷的困扰，把思路转到另外的角度。
　　开始思考宗派斗争这一问题时，我常常想，为什么它偏偏在左翼文艺界内部最为严重。从鲁迅时代的两个口号论争开始，一直到丁玲与周扬最终的互不原谅，几乎长达半年多世纪。卷入其中的许多人，本应是战友，因为他们从事着同一事业，拥有同一理想。可实际上他们却成为无法和解的对手，其矛盾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其他。
　　也许是历史给予他们一个误会。在他们心中，总有这样的自信，自己拥抱了革命和理想，也就拥有了真理，因而只有自己是正确的。时光匆匆，凤云匆匆，他们的词汇中段少“宽容”的字样。过分的自信，产生强烈的排他性，而且以一种鄙视的目光，打量与自己相左的人。
　　具备这样自信的人，是没有权威概念的。正是如此，当年年轻的周扬，和一些年轻的左翼作家，才敢于向鲁迅挑战，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掌握着真理，代表着新生的时代。不然，我们无法解释发生的一切。
　　这是一个重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开端。由此，政治热情、理想追求、宗派情绪，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体。在权力还没有成为决定思想之争、学派之争命运的时候，与鲁迅的矛盾，仅仅限于文字交锋思想交锋，而且是极有意义的交锋。但是，即使这样，一种被扭曲的情绪，给后来的宗派斗争埋下了隐患。鲁迅派——冯雪峰派——胡风派，名称的变换意味着宿怨的加深和矛盾的复杂化。50年代“胡风反革命集团”、“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等，几乎囊括了所有曾与周扬等人在不同时期有过冲突的文人。丁玲与冯雪峰曾有过热烈的爱情，周扬与她矛盾激化，也许有相应的个人因素参与其中，但我认为彼此之间性格的冲突起着决定作用。
　　不管怎样，一旦权力的介人成为现实，以往的种种矛盾冲突，便发生了质的变化，各自的命运也从而改变。

　　十年前那个喧闹场景，在冬日的萧瑟中显得离周扬那么遥远。
　　周扬躺在病榻上。白色裹着的世界，沉寂无声。
　　突兀其来的变故，已经使他无力再继续人生的旅途了。他的思维一日日接近于死亡。类似的场景里，不再可能出现他过去威严的身影。他也不可能再有青年或者中年那样的活力，与丁玲一样感受创造的激情。
　　他默默地接近死亡，却永远不会无声无息地消失。他注定成为这个世纪的显赫角色，活着或者死去，都赫然存在着。
　　周扬在“文革”后以不同于过去的面貌出现于历史舞台，使一个可能会被人们用单一笔调单一色彩勾画的历史人物，变得复杂起来丰富起来。更容易被人理解，也更难被人理解。历史与现实中巨大的差别，使对他的描述增添许多意味，也增加许多难度。透过外在的形态，人们能看见背后隐匿的世界吗？情况就是如此。不仅他晚年所表现的一切，引起不同的议论和结论，他整个的人生，也从而更具解剖价值，其性格、思想、生平的叙说，更具历史感。
　　我一直设想写一本周扬传，可准备好几年，至今也没有动笔。这实在是难以描述的人物。他的性格，他经历的一切，他所活动的背景，似乎远没有到可以洒脱地勾画的时候。和我写过的那些人物不同，我无法深入到他的内心，无法透过他外在的形态，揣摩其每一时刻每一举动的动机。但惟其如此，他才更值得探讨，值得描述。人们要了解历史，或者认识人物性格，他都算得上一个颇具诱惑力的对象。
　　在谈论他时，我曾用过“仕途上摇荡的秋千”这样一个比喻（参见《摇荡的秋千》，《读书》1993年10期）。我知道，对于周扬，这种比喻显得简单，但我暂时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概括。对我的比喻，一些我所尊重的前辈表示不能接受。他们认为我没有理解他们和周扬这样一代人投身革命的初衷。那时，是以热血和生命为代价，来追求理想的实现。做官、权力等，并不是花园中美丽的花朵，平静地等待着他们摘取。
　　起初听到这样的意见，我觉得自己可能显得偏颇。对于曾经充满理想充满英雄主义精神的那代人，我怎么能用“仕途”这种传统术语来概括其人生旅途呢？为了表述的方便，为了对某一方面的侧重，却掩映了曾经闪光的生命。由此可见，在历史面前，年轻人的笔常常会显得单薄、肤浅、无力。而年龄差异环境差异，几乎是无法跨越的，这样，对过去的认识，如何才能准确、才能真切？我无法确信。
　　随后我又感到困惑。
　　人都生活在现实之中（人们习惯说，现实是历史的延续）。而现实，无论何时何地都存在仕途、权力，而地位的不同能带来人的分量的不同。这是无须回避的存在。理想的最初闪耀，未必就能取代一切，涵盖一切。一个恢宏事业的进展过程，也并不一定让个人性格全然消亡。我们所看到的恰恰相反。在历史的大合唱中，个人总是以不同方式发出自己的声立曰。
　　周扬正是强烈地表现出个性的一个。我觉得，一方面，“仕途”还是能概括他五六十年代所曲折走过的路程，另一方面，与“仕途”紧紧相连的领导欲、权力欲（这里并非是贬义上的理解），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他。他热情拥抱理想，勇于为事业而献身，同时，又把个性的完成，同理想的实现融合在一起。于是，当历史给予机遇，只有20几岁的他成为左联的领导人，这样的性格就得以展示，并决定他成为是是非非的中心，成为一面属于自己的旗帜。从那一时候起，与鲁迅、与冯雪峰、与胡风、与丁玲……无休止的争论，不同程度的斗争，不同结局的命运，成为周扬一生极为重要的人生内容。而这一切，不会因为他生命的结束而被时间消解。
　　当他躺在病榻上度过最后时光时，他可能已无法想起这些。而我，在十年前的那个日子，只是关注着他能否出现在以丁玲为中心的场景，至于其他，无暇去想。

　　丁玲与周扬，本不该成为无法和解的对手。
　　他们有那么多可以成为朋友的因素。同是湖南人，且家乡常德与益阳相邻；从事同样的文化创造，同被视为左翼文学的代表人物；拥有共同的理想，同属一个**；一度同为所崇拜的领袖赏识……然而，他们几乎从来没有亲密地合作过，相反却壁垒分明地成为两派（也有例外的时候，譬如延安时期批判萧军时，他们曾采取过相同的态度。50年代初对待胡风的问题上，也曾站在一起，胡风的一些信件中，便流露出对丁玲的不满）。我试图弄明白他们两个结怨的原因，也试图把他们互不相让而形成的宗派斗争的背景梳理清楚，然而，谈何容易。
　　那是一片片浑浊的云烟，因时间与环境的差异，不断地变幻着形态。浓厚的云烟，笼罩着一切，掩映着一切。于是，当我们局外人回望它们时，常常只能看到朦胧的云块，而无法走进去，看一看许多熟悉或陌生的场景。我很愿意在这样一些场景中，拥有一种平静的心境，去和那些熟悉或陌生的人相遇。同他们握手，同他们交谈，同他们一道抚摸历史留在心中的痕迹。或者，径自一人在其中漫步，用一种新的年轻的感觉，来触摸苍老的往事，来猜想云烟。
　　虽然许多猜想可能属于空穴来风的虚妄，但我觉得在认识历史过程中，也许需要这样一些猜想。于是，尽管知道实际未必尽然如此，我依然乐于随着自己的思绪去追寻。

　　丁玲与周扬，两个人不同的个性，注定他们无法走在一起。性格，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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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21 22:18:20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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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