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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当年华国锋辞职缘由

示的态度有问题而被办班、批判的。

　　(二)在思想上，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是要阻止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两个凡是”，在思想路线上，是林彪的“句句照办”和“四人帮”的“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继续，在政治上是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华国锋是“两个凡是”的创始人，并且长期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1976年10月26日，他听了中央宣传口的汇报后说：目前主要是批“四人帮”，也要“批邓”，一定要注意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不能批。这就是他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的雏形。

　　Ⅱ977年1月，华国锋授意写作班子写一篇社论，要求把对天安门事件、对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扭转开去。还说，现在的矛头对着谁呀?意思是说，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矛头是对着党中央的。要引导大家学文件，不谈这些问题。在起草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时，华国锋亲自召集起草人开过一次会议，很系统地讲了起草这篇讲话的想法。后来，他在会上的讲话稿，就是按照他的意见加以整理修饰而成的。

　　2月3日，汪东兴说讲话要推迟，先发表社论，要写作班子把华国锋讲话稿中说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段话，移到社论里去。这篇社论经汪东兴审定，报送华国锋批准。匆匆忙忙于2月7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名义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这样，“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就公开抛出了。由此可见，不仅“两个凡是”的发明权属于华国锋，而且搞“两个凡是”的目的和用意也是他提出的，就是为了阻挠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阻挡邓小平出来工作。

　　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同胡耀邦等谈话时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实质，他说：“‘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1980年12月5日通过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指出：“提出‘两个凡是，，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同志晚年‘左’的一套继续照搬下去。”这同“四人帮”宣扬的所谓“按既定方针办”，从思想上来讲是一脉相承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

　　1978年12月23日，华国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时说，提出“两个凡是”，是“从当时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运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仿佛他是真心实意地“坚决捍卫毛泽东的伟大旗帜”。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

　　胡耀邦1980年11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华国锋时指出，现在全党绝大多数同志也是主张继承、捍卫毛泽东的旗帜，维护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是如何继承、如何捍卫。在这个问题上，国锋同志继承、捍卫的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东西，而且做得过火。

　　这就和党内外广大群众的要求不同，大家讲的是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过去正确的东西，特别是他提出的一整套正确的思想作风。而华国锋主要是继承、捍卫毛泽东晚期的错误思想、路线、政策、作风。胡耀邦深刻地指出，华国锋在对待毛泽东的问题上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

　　压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明显地表现了华国锋对待毛泽东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众所周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是毛泽东一再强调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如果华国锋真的是要“坚决维护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始终不渝地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那么，理所当然地就应当坚决支持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事实恰好相反。当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在全国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广大党内外同志用实践去辨别“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是非，强烈要求用正确的思想路线去处理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认真进行拨乱反正时，华国锋、汪东兴竟出来对这场讨论横加责难和压制。

　　5月17日，汪东兴在一次会上点名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泽东思想的。他还提出了三句话，叫做：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华国锋还指示《红旗》杂志不要表态，并且找人谈话，向一些省、市和中央部门打招呼，要他们不要表态，还批评了一些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表了态。在他的影响下，湖南在全国是最后表态的。他用各种办法，企图扼杀这场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事实表明，他们是搞实用主义，有利于他们的就“凡是”，不利的就不“凡是”。

　　(三)在组织上，阻挠平反冤假错案，组织小班底。

　　华国锋拖延和阻挠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是很突出的。例如，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叛徒集团案”，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就已提出这是错案，应予平反。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央政治局会上，邓小平又提出多次，华国锋就是顶着不办，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平反。

　　华国锋长期依靠一个小班底发号施令，他主要靠汪东兴、纪登奎、吴德、苏振华，还有李鑫、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和李鑫，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纪登奎和郭玉峰。这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今天晚上连中央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飙也不知道。这种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帮”以前那种方法。

　　(四)在作风上，华国锋热衷于搞双重的个人崇拜，一是维护旧的个人崇拜，二是树立对他自己的新的个人崇拜。

　　他以毛泽东的“当然继承人”自居，被称为“英明领袖”，把自己的像和毛泽东的像并排挂，接受种种出格的歌颂，觉得心安理得。甚至在中央公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作出“少宣传个人”的决定以后，1980年6月还在继续搞对他的个人崇拜。

　　他访问日本归来，从上海到江苏竟兴师动众，搞夹道欢迎、专场演出，把江苏全省一百多个县委书记集中到南京，既不研究工作，也不讲话，就是为了同他一起合影留念。他在南京街头出现，还要清道，禁止行人通行，弄得中小学生放学后不能回家吃饭，饿得哇哇叫，影响极坏。中央纪委认为，这是“明知故犯，阳奉阴违”。

　　6月30日至7月4日，他到大连5天，不仅报纸天天套红大肆宣传，而且刊登大量照片、题字。5天之内，他题字7次、题词2次。关于照相，报道说：

　　“华主席很理解大家的心情，只要服务人员、警卫人员一提出来，华主席总是有求必应，和大家一起欢快地拍下难忘的镜头。”

　　在搞个人崇拜问题上，华国锋确实要负主要责任。第一是不制止，第二是不降温，第三是还有迷恋。例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办公厅陆续收到党内外一些同志的来信，建议在各种场合，凡是有华国锋同毛泽东的像片并列挂的，把华国锋的取下来。胡耀邦把原信转给华国锋，华只画圈，不表态。有些同志不了解情况，似乎华国锋也讲过要少宣传个人的话，还以为他很谦虚，其实不然，少宣传个人是胡乔木提出来的。由于对华国锋个人的宣传太突出，胡乔木在大庆就看到许多地方钉了铜牌子，上面写着华国锋某年某月到此视察，到处唱“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山里有华政委”。胡乔木感到太不像话，才向中央建议要少宣传个人。胡耀邦从爱护他的立场出发，劝他自己讲讲少宣传个人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讲了那么几句，但实际行动上并没有改正。三中全会提出“少宣传个人”后，中央党校学员王立本(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写信给华国锋，说红星养猪场把你用过的东西陈列出来，这不好，应当取下来。

　　这封信是1978年12月29日写的，华国锋在1979年1月16日回信，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领导同志对红星养猪实验场的同志们做了思想工作，将陈列物品撤去，以后如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

　　这表明华国锋没有制止对自己搞个人崇拜的决心和诚意。当时王立本是中央党校的学员，他在学习期间怎么“照此办理”呢?应该写一封信请中央转发照办。

　　胡耀邦接到这封信以后，用了一番心思，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大讲一番，指出要结合这件事认真考虑一下，看我们党内还有哪些封建做法、封建办法，需要改过来的。

　　(五)在经济上，对1977年、1978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负有重要的责任。

　　在经济上，华国锋不切实际地提出“大干快上”的口号，搞“特大跃进”。他把未经论证、平衡、反复研究的发展国民经济十年(1976-1985年)规划纲要草案，贸然提交]978年2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讨论通过，要求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金属基地，8个大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和五个重点港口；1980年要实现农业机械化；1985年粮食总产量要达到8000亿斤，钢产量6000万吨，还要搞2000万吨化纤，盲目引进22个大项目。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指标大得吓人，根本办不到。”

　　这种不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冒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进一步失调，使我们处于骑虎难下的局面，他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鉴于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失调，党中央于1979年4月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并确定以“调整”为关键贯彻八字方针。而华国锋对调整部署采取消极抵制态度，以致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未能改变。1979年国家财政出现大量赤字。同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还不赞成集市贸易，不赞成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后，他授意《人民日报》搞了一个编者按语，批评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

　　总之，正如《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所指出的：“这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和困难。这主要是一个经验不足的问题，不能由华国锋同志一个人负责，但是他确有重要的责任。”以上情况表明，华国锋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上都不正确，集中到一点，就是全盘继承毛泽东晚年“左”的一套错误，而又缺乏自我批评精神，没有接受批评的自觉性。例如，1980年9月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谈及渤海二号石油钻井船沉没事件，不承担责任，不作自我批评；不同意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上写上粉碎“四人帮”后头两年工作中的失误；1981年元旦茶话会，拒不到会主持，有意暴露矛盾，给我国在国际上带来不良影响；等等。“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这就说明，他已成为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严重阻力。

　　变动华国锋的领导职务

　　关于变动华国锋的领导职务，是经过长期酝酿的。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前，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之间，曾多次酝酿、交换意见，提出要把年富力强、坚决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同志选拔到中央领导核心中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考虑成立中央书记处，在常委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同时，也多次商量过，要改变我们党领导体制中党政不分的状况，以便克服党不管党的现象，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党政分工，首先从中央做起。

　　这样，就议论到华国锋身兼数职，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权力过分集中不合适。常委经过多次讨论，一致认为应把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进行调整。这个问题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决定补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华国锋辞去总理兼职，而由赵紫阳接任。

　　经过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提议，解除了华国锋的总理兼职，决定改由赵紫阳接替：

　　同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问题。与会同志认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恰中我们弊端的要害，必须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这个制度不改，我们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我们很多问题的毛病都是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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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21 16:32:04 作者：出处：凤凰卫视腾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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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