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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所谓“革命委员会”

编制和工作人员，弄虚作假现象严重。

关于军队在“革委会”中的作用：各省“革委会”大都是由军管会演化而来，有些省级“革委会”又是由军队先组织“革委会”筹备小组，而后建立起来的，在各级“革委会”建立后，按照“三结合”原则，军队领导人普遍参加了各地“革委会”领导机构，参与了领导工作，而且有些“革委会”本身就是由大军区、军区、军等军队单位审查批准的，所以军队在各级“革委会”建立及存在期间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一些省级单位尚未建立“革委会”时，中央命令军队对部分省级单位实行了军事管制，并随后以军管会为主组建了“革委会”筹备小组，在“革委会”建立后，这些军队高级将领基本担任了“革委会”主要领导职务。如1967年3月15日，根据中央指示，广东省组建了由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上将为主任的军管会，对广东省实行军事管制，11月12日成立了以黄永胜为首的广东省“革委会”筹备小组，1968年2月21日成立了由黄永胜担任主任的广东省“革委会”；1967年3月24日，中央决定成立由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少将担任主任的军管会，对青海省实行军事管制，8月12日，成立了由刘贤权担任主任的青海省“革委会”；1967年5月7日，中央决定建立由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为组长、司令员梁兴初等为副组长的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1968年5月31日成立了以张国华、梁兴初等为首的四川省“革委会”；1967年5月12日中央决定成立由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中将为主任的军管会，对甘肃省实行军事管制，1968年1月24日成立由冼恒汉担任主任的甘肃省“革委会”；1967年8月10日中央决定成立以陆军第47军军长黎原等为首的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1968年4月8日成立了以黎原等为首的湖南省“革委会”；1967年8月10日中央决定成立由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程世清少将担任主任的江西省“革委会”筹备小组，1968年1月5日成立由程世清担任主任的江西省“革委会”；1967年11月18日中央决定成立以广州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上将为首的广西“革委会”筹备小组，1968年8月26日成立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革委会”等等。

其次，成立各级“革委会”的审查批准权限大都控制在军队手里，军队对“革委会”有相当大的决定权。根据中央规定，在尚未建立省市“革委会”的地区，军队有审查批准成立地专级和县级“革委会”筹备小组、县级正式“革委会”的权力。随后，中央又决定地专级成立“革委会”的审批权也下放给军队。怎样一来，各级“革委会”的审批权几乎完全被军队控制。

再次，军队领导人在成立后的“革委会”中大都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控制了各级“革委会”的领导权。在全国29个省、市、区中由军队领导人担任“革委会”主任的有20个省、市、区，占全部“革委会”主任的近70%，而其余9省的“革委会”主任也全部被任命兼任了军队高级领导职务，如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即被任命为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兼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另有5193名军队干部担任了县以上各级“革委会”主任或副主任职务，在县以上“革委会”担任主任职务的军队干部占全部“革委会”干部的比例，在北京达到了78%，广东省为81%，辽宁省为84%，山西省为95%，云南省为97%，湖北省为98%。可见，军队在“革委会”这一政治领导机构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能够左右“革委会”所有事务。

关于“革委会”的职能：1968年3月30日由“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社论《革命委员会好》提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这里所说的一元化领导，指的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行政、司法、党务等各方面权力统一于“革委会”，过去的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公安机关、审判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群众工作组织等各项权力一律由“革委会”掌握，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大权独揽，集权专政，所以“革委会”这一时期包揽各机关的职责，这是新中国政治领导体制发展史上最特殊的一个时期。由于“左”的思想影响，这一时期给“革委会”部署的主要任务就是阶级斗争，正像“两报一刊”社论《革命委员会好》提出的：革命委员会要真正成为有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革命司令部，就必须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把矛头指向中国赫鲁晓夫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代理人，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许多地方的革命委员会，正是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不断地巩固起来的。由于“革委会”掌握着各项大权，为了保持社会运转，又必须进行一部分社会管理工作，但与搞阶级斗争、整走资派这个首要工作来说，社会管理工作只能让位并服务于阶级斗争等项工作，“革委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要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三、评价

“革委会”作为我国建立新型政治领导体制的尝试是失败的，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而只能是伴随着迫害老干部的夺权斗争的产物，是一个权力怪胎，而且无限放大了集权政治的弊端，是对民主和法制的反动，阻碍了中国民主政治现代化进程，是应该予以否定的。

1、“革委会”是在对中国***领导下的地方政权性质做出完全错误的评价的基础上，伴随着以迫害老干部为主要内容的夺权斗争而产生的。

“文革”之所以发动，正像《五一六通知》所指出的那样，就是要对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批判，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必须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也正是毛泽东错误发动“文革”的基本判断。

正是由于做出了大批地方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错误判断，所以在上海的张春桥、王洪文等率领造反派打倒了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陈丕显、曹荻秋等领导干部，篡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各项权力的时候，造反派们不但没有受到处理，反而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来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当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除台湾省外，其余29个省、市、区的领导权全部被造反派夺走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祝贺全国各地的领导权全部被造反派夺走。正是在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夺权的过程中，作为被砸烂的各地党委、政府的替代品，“革委会”产生了。

由于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得到支持，那么被打倒的全国各地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就注定了只能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是野蛮迫害，无情打击了。各省级单位被造反派宣布打倒的主要领导人就有：黑龙江省欧阳钦，山东省谭启龙，上海市陈丕显，贵州省贾启允，山西省陶鲁笳，北京市彭真，青海省王昭，内蒙古乌兰夫，天津市万晓塘，江西省方志纯，甘肃省汪锋，河南省文敏生，河北省林铁，湖北省王任重，广东省陶铸，吉林省赵林，江苏省江渭清，浙江省江华，湖南省王延春，宁夏杨静仁，安徽省李葆华，陕西省刘澜涛、赵守一，辽宁省马明方，四川省李井泉，云南省闫红彦，福建省叶飞，广西吴希明，西藏周仁山，新疆武光等。这些领导人大都是经过革命战争年代考验的忠诚的革命战士，但却受到迫害和打击，有些领导人还被迫害致死或被逼自杀，不仅使他们自身受到不公正对待，党的事业也蒙受重大损失，摧残了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浪费了宝贵的干部资源。在各省级干部中，先后有60多人被作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在各省级单位代理人而受到中央文件或中央报刊点名批判，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闫红彦上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等被迫害致死。

而造反派却受到了重用，象以造反起家的工人造反派司令王洪文后来居然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这些造反派领袖以打砸抢烧杀为己任，乱揪乱斗各级领导干部和社会名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在“革委会”中也不断制造事端，挑起派系争斗，是社会不稳定因素。

2、“革委会”实行高度集权的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一元化领导，集党、政、军、公、检、法、工、学、商、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各项大权于一身，没有丝毫民主政治气息，是对中国民主和法制的严重破坏，严重迟滞了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

革委会将“文革”前已经存在的但正在设法解决的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等政治弊端无限放大，干脆将党、政、军等各机构合一，实行所谓一元化领导，这是对中国政治领导体制的严重破坏和倒退，它使中国集权政治走向了极端化。实行党的领导的党委被取代了，实行行政管理的政府被取代了，代表人民管理国家的人民代表大会被“革委会”取代了，实行统一战线政策的政治协商会议被取代了等等，“革委会”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管的全能机构，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人民据以实现对国家管理的方式和途径没有了，已经翻身做了国家主人的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管理国家的权力都变成了一句空话，当然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也就自然而然地被迫停止了，比较典型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竟然被迫停止工作长达8年之久。

“革委会”带有的浓厚军事色彩也强化了它的集权化倾向。“革委会”的前身是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建立“革委会”后，在全国29个省、市、区“革委会”中，由人民解放军将军担任主任的达到20个，其余主任也全部被任命为军区政委或警备区政委，仍然够得上将军级别，所以中国省级“革委会”的一大特色是将军执政。其余各级“革委会”主任也大都由军队领导担任。另外军队还绝对控制着各级“革委会”审查批准权，作为中国新的政治领导体制的“革委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说就是一个军事性组织。

“革委会”的所谓“革命委员”一般也不通过民主产生，没有丝毫民主性可言。1968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居然认为迷信选举是一种保守思想，经过反复的争论、酝酿、协商、审查，才推举出来的“革命委员”比以前单纯用选举产生的更合于无产阶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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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20 0:21:33 作者：黎津平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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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杂谈] ·“文革”中的所谓“革命委员会”

2008-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