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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所谓“革命委员会”

内容摘要：文章认为，所谓革命委员会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应该坚决予以否定。

关键词：革命委员会建立结构评价

随着上海的造反派通过所谓“一月革命”夺取了上海市的领导权，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纷纷效仿，冲击各地党委和政府，夺取各地领导权成为造反派的重要目标，致使全国各地社会秩序大乱。建立什么样的政治领导体制，以取代被砸碎的所谓“旧的国家机器”，以维持和稳定正常的社会秩序，已经成为全国全面夺权后摆在中央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在毛泽东的直接部署下，全国所有的被造反派夺权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普遍建立了以“三结合”为主要特征的所谓“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以取代原有的各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这是在原有政治领导体制被打破的情况下，进行的建立新的政治体制的尝试和努力。随后，上到国务院各部委，下到各基层企事业单位，也都普遍建立了“革委会”这种政治领导体制。而且”革委会”这种造反派夺权的产物，在“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中还两次被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加以肯定。直至“八二宪法”才剥去了“革委会”的神圣外衣，还其历史本来面目。

一、建立

在“革命委员会”这一正式名称出现以前，《十六条》中已经提出了“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一提法，认为这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最好的新型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它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长设的群众组织。可以说毛泽东在准备发动“文革”以前，对政治领导体制或者说权力机构是做过系统思考的，不过这时还仅限于将其作为群众组织，而没有把它看作政府领导机构。在这个文件精神引导下，有些群众组织确实也使用了“革命委员会”这一名称，如“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等等，但这些机构正像《十六条》规定的那样，是自发建立的群众组织。

在正式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前，一些生产单位还自发建立了“革命生产委员会”。最早建立这一机构的是上海玻璃机械厂。该厂为了稳定生产秩序并结束被造反派带来的无政府状态，于是在小组、车间、科室都建立了革命生产委员会，在客观上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由于上海《文汇报》于1967年1月20日发表《革命生产委员会显示强大生命力》等文章，报道并赞扬革命生产委员会这一形式：上海玻璃机械厂第三车间工人成立革命生产委员会以来，把革命和生产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生产面貌焕然一新。这就使北京光华木材厂等全国各地的厂矿企业纷纷效仿，但由于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这一组织形式也只能算做群众自发建立新的领导机构的尝试。

革命委员会作为一级权力机构还是在所谓“一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1967年1月，在张春桥、王洪文直接操纵下，上海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领导权，对此，张春桥狂妄地认为，这是可以与“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相提并论的伟大政治事件，所以他将上海造反派组织夺权行动称为“一月革命”，将造反派建立的新的政权形式称为“上海人民公社”。而各地造反派夺权后建立的临时性政权组织名称并不相同，如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山东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等。

张春桥将上海临时权力机构称为“上海人民公社”，是因为陈伯达提前向他透露了毛泽东的看法，毛泽东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而且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名单。显然毛泽东对新的权力机构有所考虑，并且可以看出，他对“人民公社”这个名称是有好感的。善于察言观色、投领导人所好的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急于在毛泽东面前立功，于是才迫不及待地将上海临时权力机构称为“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王洪文等在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刚刚成立时，便立即发出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非常肉麻地表功说：我们捧着红彤彤的语录向您老人家报喜来了，我们把旧上海市委、市人委彻底砸烂了，上海人民公社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了，是您亲自支持了上海革命造反派的首创精神——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上海人民公社。在张春桥等人把持下的上海《文汇报》也于2月6日发表了社论《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创举——欢呼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认为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重新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社论还吹嘘它丰富和发展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苏维埃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实所谓上海人民公社不过是由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些“四人帮”骨干成员把持的造反派政权而已。

但是，张春桥等人等到的却是毛泽东亲自否定了所谓“人民公社”的提法。1967年2月12日—18日，毛泽东三次找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谈话，批评了他们建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做法：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来，一系列的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这样就发生了改变政体问题，国号问题，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否叫中华人民公社主任或者叫社长？紧跟着还出了一个问题，那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如果都叫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终究还要有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还是叫革命委员会。虽然毛泽东的话是客气的、温和的，但在“文革”年代，这显然就是“最高指示”，没有商量的余地，只有执行的的义务。2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明确指示各地在建立新的政权组织时，不要使用人民公社名称。

张春桥等人被迫于2月23日将“上海人民公社”改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随后被造反派夺权的各省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到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最后建立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除台湾省外，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而全国各地的基层党政机关、学校、工厂、医院、农村等也都无一例外地建立了革命委员会。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庆祝全国29个省、市、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至此，全国各地几乎全部建立了新的政权组织形式——革命委员会。

二、结构

作为新建立的政治领导体制，革命委员会有一套独特的结构。

关于“革委会”的组成人员：1967年第五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透露了毛泽东的看法：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所谓“三结合”是指革命委员会应该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负责人”、“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三部分人组成。在具体做法上，《人民日报》发表《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文章指出：在夺权斗争的过程中，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经过酝酿和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负责领导夺权斗争。这里所谓群众组织负责人，其实就是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在“革委会”中可以占到一定比例，并在其中兴风作浪，不断挑起武斗，对领导干部和社会名人则乱揪乱斗，破坏社会秩序；军队领导人大都担任革委会主任，掌握“革委会”实权；领导干部大都是被打倒的旧领导班子成员，刚刚获得解放，仍然心有余悸，基本属于配角。

关于建立“革委会”的审批权限：1967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做出《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文件规定：在尚未建立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地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地专级由省军区和军审查，报大军区批准，县级由省军区或军批准，成立正式革命委员会，地专级由军区审查，报中央批准，县级由省军区或军审查批准，报大军区备案；在已建立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地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地专级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查、批准，报中央备案，县级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查、批准，成立正式的革命委员会，地专级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查，报中央批准，县级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查批准，报中央备案。1967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对该文件做出《修改规定》，将正式成立地专级革命委员会的批准权下放给了大军区和省革命委员会，但要求在中央备案。可以说中央在“革委会”成立的审批权限问题上还是比较慎重的。

关于“革委会”的机构设置：机构设置的总原则是“精兵简政”，即要求机构要精简。1968年3月3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革命委员会好》，社论指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实行精兵简政，对旧机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实行深刻的改革，象有的地方革命委员会开始在做的那样，领导班子小，办事人员少，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防止官僚主义莠草的滋生。根据这一原则，省级“革委会”一般只设4个组，即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保卫组（即政法工作组）、办事组，同时对省委原有机构进行大精简，各省级“革委会”成立时，一般只有150--200人左右，基本只相当于省委原来全部工作人员的1/20--1/30。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一文，报道灵宝县把原有的八组两室100人精简为四个组仅30人的“事迹”，并要求各级“革委会”、中央各工作部门，都要像灵宝县那样，走精兵简政的道路。灵宝县“先进经验”贯彻的结果是，各级“革委会”进一步精简机构，有些省级“革委会”竟然也放起了精兵简政的卫星，宣布精简后的革委会编制仅为原有编制的5%，以致出现了“革委会”领导比“革委会”工作人员还多的奇特现象。

虽然表面上省级“革委会”机构精简了，但由于“革委会”大都由造反派群众组织、军队干部、党政领导干部三部分组成，人员成分复杂，有的素质较差，工作效率非常低，又缺乏领导经验，以致严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产活动的开展，根本不能适应现代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及社会管理的需要。以致于亲自提出建立革命委员会好的毛泽东对以青年学生为主的造反派夺权后能否承担起管理各级政权机构的问题也表示了怀疑和担忧，他在1967年2月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时，当姚文元说到一个大学生刚刚毕业，有的还没有毕业，就要管一个城市是很难的事情时，毛泽东指出：我看当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系主任也不行，当个系主任总要有点学问吧，青年同志很有希望，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做了很大贡献，但是现在马上接这些班子，接省委书记、市委书记这个班看来还有些困难，这有个过程，还得学习。所以不久各地的“革委会”就开始增加机构设置了。普遍的做法是组下设组，大组套小组，甚至出现了组下设部或组下设局及办公室等大机构的奇怪现象。如有些“革委会”在政工组下又设了宣传组、文教卫生组、斗批改办公室等，而文教卫生组又下设文艺小组、教育小组、卫生小组等；有的县“革委会”的生产指挥组下设内务组、工交组、财贸组、农电办公室、财税领导小组、水利局领导小组、邮电局等。还有一种情况是在主要领导机构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大量设立编外专门领导机构。如1970—1971年前后，各省级“革委会”就大都设立了整党建党办公室、清理放档领导小组、农村工作指挥部、增产节约办公室、学大庆领导小组、军工生产领导小组、征兵领导小组、招工办公室、征粮领导小组、防空领导小组、知青办公室、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革命大批判组、野营训练指挥部、整团建团领导小组、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等五花八门的编外专门领导机构。随着机构的增加，各级“革委会”编制及工作人员也随之激增。如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在1968年刚成立时仅设有90人的编制，但到第二年即1969年，工作人员就剧增至1200多人，人员增加13倍多。有些地方则玩起了数字游戏，一边是高喊精兵简政口号，一边却在大量增加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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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20 0:21:33 作者：黎津平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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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