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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丽发现的“满洲”

有的是相对的独立的“自由人”，他们的文学主张和文学目的各不相同，大致有这样几个群落。

大连意识作家群
1905年日俄战争后，大连成为日本租借地关东州的中心不断发展起来，在大连的日本人不断增多，其中就有些文学爱好者自办刊物，进行文学创作。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的开端――《亚》杂志，就在大连创办并发展起来的。[13]（P31-32）1932年10月，竹内正一、城小雄、青木实等人在大连创办日文杂志《文学》，主张文学主义，并且声称要捍卫文学的独立性。但青木实等人的“文学主义”并不反对“满洲建国”，他们的文学主张是在认同和支持“满洲建国”基础上的“满洲文学独立”。“满洲文学和遵循满洲工作线活动的主张并无任何异议，但文学精神最放光彩的部分，却存在于紧紧贴近生活情感的畅通无阻的热情赞颂之中吧……如果我说，满洲建国的宣传文学还是由政府去做为好。应该尊重完美生活的地道的文学趋势……”[14](P7)后来的一些大连意识的作家更明确了这一点“在满的日本人是满洲民族”，“独立的满洲文学不是在满的日本人文学，而是从日本人文学向满洲民族文学质变的文学。”[15]
大连意识作家群的作品与在中国满洲的其他日系作家作品相比较属于上层。竹内正一的小说集《冰花》在拥有大量的读者，“于满洲读书界中放一异彩”，“作者以其旺盛的精神力，并在满洲多年的生活经验充溢在他的作品里，所以他写的东西颇富有真实性，与普遍性，为在满之日系作家中的佼佼者”[12]（P228）当时著名的评论家艺文志同人共鸣这样评价竹内正一和他的作品。新京意识作家群更大的文学意义在于其文学姿态。“在社会否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而流于全体主义的倾向中，不为建国理念幻象所蛊惑，追求紧贴现实生活或忠实于自身感受的文学姿态，是作为一个抵抗体而发挥机能的现实形态。暂且把它命名为文学中与‘政治主义’相对抗的‘文学主义’，我认为这是大连意识的一根支柱。”[14](P12)
“伪满洲国”定“国都”为新京后，新京起到了满洲建设中心的作用，已经十分都市化的大连被边缘化，在大连的日本文人也受到冷落。

新京意识作家群
大连意识作家群式微，新京意识作家群越来越中心化，并成为伪政府的口舌。在新京意识的作家眼中，“满洲文学”应该是“其所具内容，是基于日满不可分之精神的日本民族的指导、强化（教化），是遵循着满洲工作线的文学活动。”[16]他们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欢迎国家的“政治与文学的结合统一”。当时就有人这样评价这个作家群落：
“将建国理想原封不动作为作家的思想、自己的信念。而且它不但是义务和观念，还从心底里相信，那是为了使其成为有血有肉的生命体而存在的。……他们没有流露知识分子式的自我意识过剩，以及知性的泛滥和失败，他们的字典里没有不安、虚无、怀疑这类字眼。”[17]
新京意识作家群以《高粱》《摩登满洲》《满洲浪漫》三大日文杂志为发表阵地，顺应、亲近“国策”的新京意识日系作家的人数众多，作品泛滥，但大都是时局、政治的阐释、教化作品。

转向作家群
1930年代，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日本政府为了加强对中国占领区的统治，成立了由政府控制的全国性的作家组织“文学报国会”，把日本作家驱赶到为侵略战争服务的轨道上来，一些原来左翼或进步的日本作家也积极地为日本侵略中国效劳。1933年6月，日本***领导人佐藤学、锅山贞亲两人，在狱中联名发表所谓“转向声明”，宣称效忠天皇和军部，放弃马克思主义及共产主义，断绝同共产国际的联系。“转向声明”刊登在当时影响较大的《改造》和《文艺春秋》两家杂志上。其后，一批又一批日共干部宣布转向，狱中绝大多数作家都发表了“转向声明”，于是在日本***历史和日本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个所谓的“转向时代”。在同一时期日本占领区的中国满洲也形成了一群转向作家，他们顺应当时国策，在日本军方授意下为“满洲建国”效力。
在中国满洲的转向作家以山田清三郎、大内隆雄、德永直、横山敏男等为代表，山田清三郎的四卷本长篇《建国列传》，大内隆雄的辛勤翻译，德永直的《先遣队》，横山敏男的《新京邮信》等作品，都在为推进“国策”尽力。这一作家群也是新京意识作家群和大陆开拓文学中重要的一翼。

大陆开拓文学作家群
1937年，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大使植田谦吉，签订了“拓殖议定书”。之后又成立了“开拓总局官制”，专门办理收买土地为日本移民的事情，计划20年移民500万日本人到中国满洲。计划虽没得逞，但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日本在满洲的移民已达31.8万多人。对于“大陆开拓移民”行动，在中国满洲的日文文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写了大量的是以移民活动为题材文学作品，形成了“大陆开拓文学”。
“大陆开拓文学”的核心和阵地是两个文学团体，“大陆开拓文艺恳话会”和“农民文学恳话会”，这两个团体集中了大多数“大陆开拓文学”的作家，炮制了许多作品。福田清人在《大陆开拓与文学》中光单行本就列了80多部，大陆开拓文艺恳话会还编有《大陆开拓小说集》，农民文学恳话会编有《农民文学十人集》，满洲移住协会：《潮流大陆归农小说集》，满洲移住协会编有《开拓文苑》。
大陆开拓文学作家的作品同样是依附文学，是日本军政的宣传工具，和新京意识作家的作品不分伯仲。但大陆开拓文学作品中有些对描写满洲地区自然风光和思乡情绪的些许篇章，还是接近了文学性。

5、流寓满洲作家群
20世纪以来，中国满洲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铁路交通，成为欧亚大陆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1920年代的哈尔滨等城市商业活跃，比较开放、自由，有各种思潮的书刊传播，也是文化人流动的场所，瞿秋白、胡适、章士钊等人先后在这里停留活动，周边的日本、朝鲜、俄国等国也有大量的文人流入，即便在1932-1945年期间也不例外，这样在满洲地区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作家群落――流寓满洲作家群。
流寓满洲的作家中，有关内的著名文人，如张恨水曾留住沈阳，并为钱芥尘创办的《新民晚报》写出连载小说《春明新史》，他的言情小说《蝶恋花》也由大连的聚胜堂立记书局出版。旧派武侠小说侠情派大家王度庐先生，也长时间在中国满洲的沈阳、大连、铁岭等地教书，他的许多武侠名著，都具有关东的地方色彩。有在中国满洲成长起来的作家，杨朔在哈尔滨某银行工作，时常给《国际协报》写稿子，他的散文《垃圾天堂》被满洲中央放送局选为“推荐放送文学”。还有***和国民党派往满洲的文化工作者，他们的作品较少，但培养了一大批有爱国意识的青年作家。
流寓满洲作家群中更大一部分是非汉语写作的域外文人，沙俄的后裔、避难的犹太人、波兰人居多。1930年代在哈尔滨的作家姜椿芳回忆说，“哈尔滨这个城市有三分之一人口是旧俄和苏联侨民，他们的文艺活动是很热闹的。”他和金剑啸同这些艺术家还有过接触。[18]这些流寓中国满洲的域外文人带给中国满洲地区世界最顶级的诗歌、音乐、美术等艺术。
这些流寓作家文化身份差异很大，他们没有趋同的文学观念，也不相互往来，但他们的创作丰富了、影响了当时当地的文学，为杂色的满洲文学又涂上一笔。

6、帝制大臣作家群
以郑孝胥、罗振玉、熙洽、臧式毅、张锡兰、白永贞等为核心的“满洲国”大臣的文章也不断地出现在当时的满洲报刊杂志中，一些报刊以发表他们的文章为荣，也有出版机构为他们出版单行本的作品集。辑有郑孝胥、许汝荼、罗振玉、宝熙、吴燕绍、何其楷等36人的旧体诗的《曼殊雅颂》，作为“东方国民文库” 之一由新京满日文化协会出版。记述溥仪访日及归来活动的散文集《回鸾训民诏书美谭》由奉天满洲通讯社出版部出版。郑孝胥去世后其弟子曾属所记郑讲学事迹的《夜起庵弟子记》由新京满洲行政学会出版。这些写作者钟情于旧体文学，作品以旧体诗词文为主。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关内时就是著名的诗人，像郑孝胥原本就是晚清“同光体”闽派的领军人物，陈衍、林纾、陈三立、陈宝琛、钱仲联等人对郑诗都有赞许。
这一作家群落的作品中情绪非常复杂。他们的主子依仗日本人才当上“满洲国”的皇帝，日本人帮助他们完成复辟满清帝制的梦想，这些人感谢日本人并愿意为日本人效劳；同时他们又不想彻底地成为日本人的傀儡，要反抗日本人太上皇的统治，想做真正的皇帝的大臣。他们的古文体的诗词中有着“杂乱的条理、矛盾的真实”，也流露出一些曲曲折折的民族情绪。郑孝胥的《四月十九日辞国务总理得允》一诗“行年七十六，自诩好身手。虽曰非健儿，亦未齿羸叟。今朝得解官，快若碎玉斗。曲身数张臂，嘘啸频撮口。千秋酸寒徒，岂易觅吾耦。营营鼠窟中，莫復论谁某。造物定何意，留此老不朽。知我者天乎，闻讯堂下柳。”[19]（P428）是自嘲？是反语？是心犹未干……其中复杂的心态值得我们认真揣摩。这些帝制大臣的行为同他们的作品一样也耐人寻味，罗振玉的儿子为他所作的哀启：“辛未（1931年）秋，满洲事变勃发。……大同元年（1932）春，先严扈驾入都（长春），国基大定，即辞卸参议府参议及振务督办职。康德二年（1935）夏，转任为监察院长，坚辞未蒙俞允。康德四年（1937）五月，……蒙恩隐退，归寓旅顺。但每隔数月，必诣新京，恭请圣安。” [20]（P127）有学者称他们为保守型文化精英，有自己的文化政治理想，并且为了实现理想而不惜借助侵略者和腐朽势力，最终落得可悲可叹的下场。[21]这是不是触及了帝制大臣作家群的心灵，只有问“堂下柳”了。

1932-1945年的满洲，是中国人的伤痛，生长在这异态时空的“杂色文学”从不同角度记录了这种真实的伤痛。虽然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说：“奥斯维辛后，写诗是可耻的！”但后来的文学实践证明，是文学（当然也包括其它艺术形式）承担了苦难，也让人们永远地记住了这些人为的苦难，承担了政治、历史等无法负荷的责任。而且当我们换一种眼光注视这个特殊历史阶段的文学时，1932-1945年的中国满洲就不再是单一的背负屈辱的代名词，可以进行多种文学、文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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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19 22:09:14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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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