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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一念间：南明痛史之郑成功私心自用

历史的天空，往往只呈现一种颜色。

人们，习惯于歌颂文天祥的浩然正气、爱国豪情，却忘记了他亦有狎妓之好、声色飨乐之求；习惯于揶揄钱谦益的贪生怕死、屈节降清，却忽略了他亦有暗中资助抗清志士、幡然悔悟、改过自新之举；习惯于歌唱某位“民族英雄”的赫赫武功，却在不经意间错过了一个机会——揭开隐藏在史籍文本深处的种种秘密。

阐发真相，触及他们心灵深处的“全面人性”，足以让天空绚烂，让生命丰满。

在“民族英雄”这一光环的笼罩下，一个矛盾的灵魂始终在历史的天空中游荡，他渴望着生命的重来……

可他永远都不会领悟：一切不健全的社会制度、一切人为的灾难，根本原因都是压抑人性、扭曲人性，或放纵人性、任其蔓延的结果。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在“人性善”的幌子下，集权统治者高喊着“大公无私”的口号，干的却是“私天下”的勾当，不仅集天下财富于一身，而且集天下权利于一身。这样的社会里，一方面是掌权者自身人性的无限膨胀，另一方面则是对百姓人性的无限压抑。

那些掌权者，常常是一些恶性自私者。持恶性自私观念的人，不仅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且常常企图夺取他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个人需求。一旦等到机会，他们就会“痛下杀手”。他们较少拥有同情心、良心，在他们的人生哲学中，人与人，恰似狼和狼，而现实世界则恰恰又是“狼多肉少”，因此，生活中仅有一个规则，那就是弱肉强食。所谓良心与道德、统统都是糊弄人的。尽管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将这些漂亮、美妙的词句挂在口上，可那不过是一个幌子，实质在于更巧妙、更方便地骗取、掠夺他人与社会的利益。在他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角逐中，中国的历史也相应地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恶性循环里停滞不前：皇帝轮做，王朝更换。但人祸依旧，苦难依旧。

公元1662年2月1日，困守台湾热兰遮城堡的荷兰殖民者被迫与围困该城九个月之久的郑成功集团军达成投降协议。9天后，荷兰殖民当局及其士兵举着降旗，灰溜溜地离开台湾，撤往巴达维亚。沦陷时间长达37年的宝岛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从此，率军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将军，也就被描绘成了一位为了民族的尊严与国家的利益而战斗的民族英雄，被形容成了一名大智大勇的反侵略斗士，被刻画成了一个正视世界、遇挫愈奋、矢志不渝的佼佼者。

那么，事实上是否如此呢？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的行为，是否真的是出于“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爱国热情，毅然作出的正义之举呢？

1658年，大举进攻南京遭到失败之后，郑成功退回了金门、厦门海域。他看到了全国反清势力日趋衰微的现实，而且抗清的旗帜——西南永历朝廷一蹶不振，危在旦夕。他知道清政府扑灭余火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全力对付自己。此时，清廷已经开始实施“沿海迁界”的政策，这一政策并不意味着清廷故意把沿海约三十里的广袤土地让给郑军，任其屯田扼守，反而恰恰是一种封锁的手段，旨在切断郑军从内地获取物资的通道。同时，还可以诱使郑军登陆，然后凭借自己在陆战方面的优势，歼灭郑军的有生力量。而郑军有效控制的沿海岛屿，则无法支撑起一支庞大水师的后勤供应。为了拓宽生存空间，郑成功不得已才把注意的焦点转向台湾，因为台湾有“田园万顷，沃野千里，饷税数十万”，可以永久性地解决他的军队及其家眷的生活问题，从而建立起一个以金门、厦门两岛为抗清前哨，以台湾为物资供应基地的“进可攻，退可守”的战防体系。

用郑成功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也。”

这就是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真正目的。

也许有人会说，郑成功收复之举，主观上虽然着眼于郑氏集团的利益，但客观上却赶走了侵略者，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也为反清复明的将士提供了一个继续活跃舞台。

的确，如果没有郑氏盘踞台湾，清廷就不会视之如眼中钉，就不会刻意收复。台湾就很有可能被视作化外之地，并因此而脱离祖国的怀抱。由此看来，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功绩确实足以名垂千古，称他为“民族英雄”也不为过。

然而事实上，他这个“民族英雄”，其实是个“歪打正着”的民族英雄，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族英雄；是一个从私利出发，却没有料到竟然“一举成就民族伟业”的枭雄，而不是一个在国家与民族面临危难时挺身而出，不惜牺牲自身利益甚至生命，来维护国家与民族之根本利益的一代英雄。

因为，大量史料可以证明：郑成功其实是一个始终以自我为中心，始终以郑氏集团的私利为出发点，借口反清复明，笼络各方志士人才，纵横于南明、满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以求实现个人利益乃至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大军阀。他从来没有产生过牺牲自身利益来维护民族利益的高尚念头，他拥兵自重，缺乏全局意识；他专断独行，意气用事，认友为敌，逼反良将；他在辖区内征收“苛捐杂税”，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他抱残守缺，一味坚持“围城待降”的战略战术，结果，“成也围城，败也围城” ；他治军苛严，动辄斩杀、责罚部下，最终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以致于正值英年就气死在台湾岛。

郑成功一生的成败教训，留给后人太多太多的感悟与遐思。

一、郑成功是明朝福建总兵郑芝龙的长子。郑芝龙，字甲，号飞虹，福建南安人。从小不喜欢读书，却爱好舞枪弄棒，属于天生的海盗性格。他18岁就外出闯荡，流浪日本之后，娶日本女子田川氏为妻（中国文献称翁氏），生下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郑成功。不久，郑芝龙凭着自己的能力成为一个“在日华侨首领”的义子，并因此继承了一支庞大的走私船队，并逐渐发展成为“作乱东南沿海”的海盗集团头目。被明廷招安后，郑芝龙反戈一击，因剿匪有功，升至总兵，掌握了福建十万铁甲军的指挥权。同时，他以此为后盾，通过大规模的对外贸易，成为富甲一方的巨商。

郑成功回到父亲身边的时候，已然七岁。郑芝龙给他取名为郑森，字明俨，号大木。由于明廷推行“重文轻武”的政策，武将饱受文官歧视，因此武官们普遍重视子嗣的文化教育。郑芝龙也不例外，他重金聘请饱学之士给郑森讲解经史，终于使这个从小生长在异国的长子，于1638年5月间进学成为生员（俗称“考取了秀才”）。1642年，郑森18周岁，去福州参加乡试。当时郑芝龙已经加官都督，“富拟王者，远交朝贵，近慑抚按，炙手可热”。郑森也因此而摆出了一副贵公子的招摇派头，昂首挺胸地踱入试场。提学副使郭之奇看他不顺眼，就略施小计——没让他中举。

1645年6月，郑芝龙的弟弟郑鸿逵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隆武政权，朱聿键以恢复中原为己任，而郑氏集团却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想借重隆武朝廷的权力来巩固自己的独霸福建的地位。为了笼络郑芝龙，隆武帝不仅将郑芝龙列为定策元勋，使之位高权重。而且赏赐郑森姓朱，改名成功，“以驸马体统行事”。这就是“郑成功、国姓爷”等名字、名号的由来。

1646年1月，郑成功奉隆武帝之命领兵出大定关。从此弃文就武，开始了他长达16年的军事生涯。

这年六月间，清兵开始大举进攻浙东。福建形势骤然紧张起来。郑芝龙接到了“附清同乡”洪承畴的劝降书信，决意解甲降清。郑成功坚决反对父亲轻易交出兵权的行为。父子俩展开了一段精彩的对话。

郑成功劝道：“父亲掌握重权，不能轻易降清。孩儿仔细考虑过了。我们福建多山地，不像华北大平原那样可以让清军铁骑任意驰驱。如果我们凭借闽地高险的地形，设下伏兵，节节抵御，即使清兵有百万之众，恐怕在短时间内也难以攻破我们的重重险关。我们再抓紧时间争取民心，巩固根本，大开海道，贩运各类物资，用来补充军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中原也就不难了。”

郑芝龙冷笑道：“小孩子胡说些什么！一点都不了解天下大势。弘光朝廷拥有长江天险，再加上四个镇的几十万雄兵，都没能挡住清军，何况我们偏安一隅的地方部队呢？万一画虎不成，岂不就像狗一样了吗？”

郑成功沉吟片刻，说：“父亲所看见的只是整个事件的大概情况，没有细细地斟酌其中的奥秘。天时地利，各有不同。清朝的兵马虽然强盛，也不能不顾忌闽中的地形，定然不敢长驱直入。当初，我大明实在是缺乏人才，文臣又一心弄权，以致于天下大乱，国土冰裂瓦解，酿成了皇帝吊死于煤山的惨祸。清兵利用这个天时条件，才能够闯关而入，妄想继承我朝大统。而弘光朝廷败于南京的原因，主要在于新君无道，大臣庸碌，竟致于连天堑长江也失去了它应有的防卫功能。现在，父亲如果能凭借闽中崎岖的山势，扼守住险关要塞，那么，还可以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与闽中的民心，干一番事业。”

郑芝龙怒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今清廷招我重我，就之必礼我。苟与争锋，一旦失利，摇尾乞怜，那时必追悔莫及。竖子渺视，慎毋多谈。” （直接引用原文，以见郑芝龙之嘴脸）

这段对话，寓示了郑氏父子在政治上必然分道扬镳的结局，也体现出郑成功的战略眼光。郑成功熟读经史，因此必定比粗通文墨的父亲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分析得更透彻。郑芝龙只想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他认为，战则胜算不大，反而会消耗自己的有生力量。不战而归顺，或许还有继续掌权福建的可能，而且自己还拥有一支清军所缺乏的强大水师。他相信清廷势必像明朝一样需要借重自己。这完全就是一种“识时务、求私利、驽马恋栈、有奶便是娘”的海盗思维。清廷正是利用他这种心理，用“高官厚禄以及维护其既得利益”为诱饵，哄他投降，然后控制他，使郑氏集团群龙无首，又不能不为郑芝龙的安全着想，从而全部服从清廷的调遣。

郑成功反对父亲投降，并不是忠心耿耿于复明大业，而是从保护郑氏集团利益这一角度出发的。与郑芝龙不同的是，郑成功在7岁之前接受的是日本教育，日本民族的传统因子中有杀身成仁、渺视投降、争强好胜等思维方式存在。日本武士认为，实力尚存就屈膝投降，是对武士道与人格的最大污辱。郑成功从小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必然秉承了这种思维方式。

文化知识的积累，也使郑成功轻而易举地判断出，只要郑军利用闽中地利上的优势，倾尽全力层层抵御，在全国各大战场上正穷于应付的清军，自然也没有足够的兵力，闯过福建的道道险关。他甚至精确地判断出清廷诱骗郑芝龙的真实用心。在郑芝龙前往清营之际，他牵住了父亲的衣襟，跪哭着劝说：“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登时困杀。吾父当三思而行。”可见，他为挽救郑氏集团及其领袖郑芝龙，尽了最大的努力。可郑芝龙一意孤行，他下令弃守仙霞关，放清兵一路轻松入闽。后又不听劝阻，亲自赶赴清营投诚，结果被清军扣押，他的掌权福建的美梦终于化作了泡影，并由此而开始了长达15年的软禁生涯，直到1661年被斩首于北京。

郑芝龙自投罗网后，旗下的总兵十员，兵将十一万三千余人全部解甲降清。清兵轻而易举地占领了福建大部分地区。郑成功拒绝听从父命，带了一支数量不多的军队前往金门，走上了重建郑家军的道路。同年11月30日，清军背信弃义，攻入了郑芝龙的老家安平镇，大肆烧杀淫掠，郑成功的生母田川氏恰好居住在此，她躲避不及，惨遭清兵奸污，愤而自缢身亡。清兵退去后，郑成功才率军赶回安平。见此奇耻大辱，成功大怒，竟然做出了“剖开母亲的肚子，取出子宫清洗，洗毕重新放入腹中，然后厚葬其生母”的出格举动。从此，郑成功决意“招兵买马”，开始了长期的抗清生涯。

郑芝龙自寻死路，肇因于急功近利的海盗思维，加之文化层次太低，缺乏分析判断形势的能力，更要命的是他还一意孤行，不听良言，以致于一生心血，毁于一旦，同时还将福建的大量要塞拱手送于清兵，此举大大增加了日后郑成功在闽地抗清的难度。郑成功只能在海上与清军周旋，登陆后常遭到拥有陆战优势的清军围攻，即是他父亲的“短视与苟且”造成的恶果。那么，深具文化修养的郑成功，能否挽回父亲一手导致的不利局面呢？

可惜的是，他虽有这方面的能力，却最终没有如愿。他颇有战略眼光，但“家庭影响”制约了他人格的发展——西方心理分析学家阿德勒认为，一个人在生命开初的若干年，会在心灵和肉体之间建立起最根本的关系，从而发展出一套独特而固定的行为模式、生活样式，并产生相对应的情绪和行为习惯，而这样的生活样式及情绪、习惯几乎会贯穿于其一生的所有表现中。

洵非虚言，正是这一原因，使郑成功一生都摆脱不了海盗思维、浪人性格。他的这两大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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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19 13:31:28 作者：汗血宝马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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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