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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日记看他的抗日主张

记中强调说:“遭不能免之战祸,当一意作战,忽再作避战之想矣。”还对宋哲元的妥协批评指出:“自昨夜起至今晨九时,倭向廊房卅八师攻击,今申又在北平广安门对战。倭必欲根本解决冀察与宋哲元,而宋始终不悟,犹以为可对倭退让苟安而仅对中央怨恨,要求中央入冀部队撤退,可痛心乎!”

7月27日记:“倭寇既正攻北平,则大战再不能免。预料北平必能固守,则战时当可着着进行,我仍立于主动也”,“万一北平被陷,则战与和以及不战不和(应战),与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国策须郑重考虑。对民众内部之态度,预备应战与决战之责任,愿由一身负之。”是日日记蒋还深为慨叹地说:“本日北平城外四郊皆发生战争,宋哲元至此始着急。平时不信余言,以为一意与敌敷衍,即可苟安,故不敢构筑工事,惟恐见疑于敌也。廿五日以前,敌人对北平包围之势早成,而彼犹燕雀处堂为安,要求入冀中央军之撤退也,可痛也乎。”

7月28日记:“倭寇进攻北平,虽廊房与丰台为我廿九军击袭恢复,然而北平近郊毫无工事布置,南苑失陷,副军长阵亡①,部队溃退,将士未经爆炸与枪声之习,闻乃即心怯胆寒。宋军长六时离平赴保,北平城于夜十一时完全退出”,“政府应照既定决心,如北平失陷,则宣言自卫与对倭不能尽片面条件之义务矣”,“本日处理军务。人人闻廊房、丰台恢复之极,其喜若狂。余甚念北平汉奸作祟与布置全无为虑。故今日心神不安异甚。”

①即佟麟阁,还有第一二三师师长赵登禹及大部分官兵英勇牺牲。

7月29日记:“宋哲元电请派张自忠为翼〔冀〕委会代理委长,是其对倭之诱引尚未觉悟,哀莫大于心死,可悲孰甚”,“晨起阅电,知北平电话于三时起已无人接话,乃知宋部全撤北平不保,痛悲无已。然此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北平失陷后之处理,不足惊异也”,“上下午皆开会讨论军事、外交、内政之方针。闻天津城至傍晚犹在激战中,倭寇对城中轰炸甚惨。”

7月29日和30日,北平、天津相继失守。7月31日蒋介石在《本周反省录》和《本月反省录》中写道:“七月廿九日北平失陷,卅日天津失陷,烧杀惨状不忍闻者见,倭寇凶横看你究能到几时”,“倭寇随手而得平津,殊出意料之外。但其今日得之也易,安知他日失之亦非易乎……对倭外交,始终强硬。”7月下旬,蒋介石鉴于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在日记中记载了他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不仅在北方,而且在全国积极进行备战,以抗击日本的侵略。

如7月22日和23日,记先后批准发行国库券,批示空军作战计划。26日记要求速定各地防空时刻,疏散物品,下令各处赶筑工事,各部动员与迁移演习,各地壮丁召集之演习,粮服管理机关人选。7月28日记调朱怀冰师到绥东,粤港路接轨,购英法飞机。7月31日记令冀、鲁、豫、苏各省民间限期掘成各乡村之外濠,使之连成一线;战车抵御炮应速分拨于前线,分配表查报,高射炮同上;编制各种战术。还提出要进行“持久战”,等等。

此外,还提出计划各师各军人事之整理;召开名流会议,国防会议;决定大本营组织人选,大本营拟设洛阳、西安、彰德;政府地点拟定武汉、长沙、广州;国民经济动员,检查战斗准备军。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国防会议问题。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全国将领国防会议于1938年8月7日在南京召开,一致主战,为全国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石。蒋介石是日日记记载:“八月七日,上午国防会议。批阅。下午会客。晚国防党政联系会,午夜始散,决定主战。”又记:“国防会议开成,全国将领集京赴难,得未有之盛况,是为胜利之基也。”一个星期后,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如果说,卢沟桥事变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八一三”抗战则是全面抗战的开始。

二　积极推进国共第二次合作,与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政策从此中止,国内开始出现和平统一,共御外侮的新局面。

1937年2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曾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5项要求,和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等4项保证。这些成为两党团结抗日谈判的基础。随即国民党方面顾祝同和张冲到西安与周恩来举行首次正式谈判,双方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和要求,达成了***承认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彻底取消暴动及没收地主的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共产制度;取消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等协议。不久,周恩来去上海,先后与国民党代表举行杭州谈判,后又去庐山会晤蒋介石,并进行谈判。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共双方都意识到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团结一致抵御外侮,是当前面临迫切的政治任务。

7月10日蒋介石日记记载:“对共党问题解决,但缓发宣言”。13日(或14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到庐山,向蒋介石递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随即又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会谈。向蒋建议以上述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尽速发动全国抗战。7月14日,中共中央向南京当局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随时可以出动抗日,已令各军10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并同意担任平绥国防。蒋介石也加速国共合作事业的进行。

7月16日日记记:“上午在庐山图书馆开谈话会……仿鲁北上,为收编共军事,愤怒甚盛,但能忍也,故犹未发耳。”

7月19日记:“决定共部解决办法。”

7月18日记:“对共党态度。”

7月19日记:“对共党之收编应即解决。”

7月20日记:“共党问题。”

7月24日:“预定:见张冲,商共部收编事。”同日日记《本周反省录》和《下周预定表》栏中,还分别记有“共部编组交涉已告一段落”和“督促共军之编组。”

7月26日记:“编组共部。”

7月27日记:“对共部之研究编而后出乎,不编而令其自出乎!”

7月28日记:“共部参长人选。”

7月29日记:“共部之编组。”

从上述蒋介石日记虽然是十分简短零星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蒋对国共第二次合作的重视,并且是重要的促成者。“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谈判获得重大进展,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事问题得到解决。8月18日,蒋介石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9月22日,中央社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也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开始,从而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①周天度主编:《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2卷,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43页。

国共第二次合作曾遭到亲日派首领汪精卫的反对①,后来竟成为他叛国报敌的重要藉口。1938年12月21日的蒋介石日记记载说:“闻汪先生潜飞至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藉口不愿与***合作,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辈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

蒋介石为了争取在东北边界有个好的安定的环境,以便有效地抵抗日本的侵略,取得抗战胜利,希望与苏联结成反日军事同盟,接受苏联援助。1937年3月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见了孔祥熙、陈立夫,转达苏联政府请中国发起太平洋地区公约和苏联准备向中国提供军用物资的建议。4月13日蒋介石带病在上海会见鲍格莫洛夫,表示感谢苏联政府在西安事变问题上对他的支持和给予武器援助的建议①,蒋请鲍格莫洛夫与南京新任外交部长王宠惠谈判具体外交问题。4月12日,鲍格莫洛夫与王宠惠在南京会谈,代表苏联政府向南京提出3项建议,其中之一即“立即开始苏中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王宠惠表示他“会在政府中讨论这些建议,也同会蒋介石讨论”。②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促进了中苏两国代表的谈判。7月13日、16日、19日、26日,在蒋介石的督导下,孙科、陈立夫、张冲先后与鲍格莫洛夫会见,商谈苏联给南京的军事贷款和军火订货问题,并达成了若干协议。8月2日,蒋介石会晤鲍格莫洛夫。鲍格莫洛夫担心中国得到苏联武器军火,将来会攻打苏联。蒋介石表示“中国绝不会进攻苏联,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③

①《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2卷,第802页。另据蒋介石1936年12月18日西安事变中日记记载:“……逆辈(按指张学良)想请示于莫斯科者也。余心颇安,以苏联决不能赞成张之叛逆行为,而且素知苏俄贱视张之为人也。”又19日日记:“因此余乃更知苏俄之反对叛逆彼等之荒谬如此,无人能为之助也。”(作者抄件。原日记存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
②《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莫斯科1976年版,第168页。
③《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莫斯科1976年版,第439页。

8月上旬,双方交换了条约草案,并继续进行谈判。8月21日,王宠惠和鲍格莫洛夫代表各自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签订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苏联的有力支持。

关于中苏谈判并签约问题,蒋介石此时的日记基本上没有什么记载。但在7月31日日记《本月反省录》一栏总结说:“倭要求我共同防俄,承认伪满与华北特殊化,若与俄先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则可先打破其第一迷梦,不再要求。益允其共同防俄,以后不仅华北为其统制,即全国亦成伪满第二矣。故联俄虽或促成倭怒,最多华北被其侵占而无损于国格,况亦未必能为其全占也。两害相权取其轻,吾于此决之矣。”

三　为了推进抗战,下令释放被捕的沈钧儒等救国领袖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提出八项抗日救国主张,要求立即释上海被捕爱国领袖,是其中之一。随后张杨始终把这一条列为释放蒋的重要条件之一。①西安事变在宋子文、宋美龄、周恩来等的斡旋下,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改组国民政府,容纳抗日分子,释放爱国领袖等条件,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由于国民党中央党部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的阻挠,内战虽然中止,联共抗日、国共合作的政治主张,却未能及时顺利进行。积极主张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曾经与***及张学良、杨虎城有联系的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7人,不仅没有被释放,反而继续遭到迫害。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向沈钧儒等7人,以“危害民国”罪提起公诉,随后并于6月11日和25日两次开庭审理,企图判罪。与此同时,由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出面提出,要求沈钧儒等“七君子”进反省院,写具悔过书,保证以后不再从事抗日救国运动。凡此种种,遭到沈钧儒等人的坚决抵制和抗争,以及进步舆论的普遍谴责。时人指出,继续迫害爱国领袖,与国民党三中全会确定的和平统一、团结抗战主旨和蒋介石的抗战主张背道而驰。由此掀起了营救“七君子”的高潮。

①蒋介石1936年12月20日日记;宋子文1936年12月20日、24日日记,均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后者用英文撰写。

如前所述,蒋介石准备邀集一些社会名流在庐山开谈话会,共商抗敌御侮,复兴民族的大计。“七君子”都是著名的学者,又是抗日救国的领袖人物,也在邀请之列。6月14日,蒋介石密电叶楚伧:“如沈钧儒等来山时,请代邀杜月笙、钱新之两君同来牯岭晤谈为盼。”①但叶楚伧坚持要沈钧儒等写具悔过书,才能赴庐山,理所当然地遭到沈等的拒绝。沈钧儒在7月16日一封家书中写道:“蒋对我等似有谅解,曾由杜月笙、钱新之、黄任之等到苏州来过两次,传蒋意欲我等往庐山面谈,而中央及地方党部都似不愿我等与蒋直接解决;种种破坏,于是要判我等罪,要我等写悔过书,要于判罪后送反省院,要于赴庐山时对外宣布是将我等改押反省院。因此,我们设法拒绝一切,只好庐山也不去,在法院方面尽量用法律手续来对付……无论如何,救国无罪是非力争不可。”②

从上年“七君子”事件发生时,蒋介石主张镇压,到这时转而采取宽大怀柔政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蒋介石对内对外政策的转变,即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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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18 19:56:10 作者：周天度出处：抗日战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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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18